简介
《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从地方百姓的生活经验、华南地区的社会转型、教育机会与个人升迁、近代报业与政治舆论、香山人的商业网络与居住形态等几个方面，探讨16-20世纪初数百年间，在全球海洋贸易体系中角色举足轻重的澳门，对周边地区以至中国整体发挥的示范作用与辐射效应，并尝试从澳门的历史经验出发，对中国19、20世纪之交发生的巨变，提出长时段和结构性的解释。
程美宝等编写的《把世界带进中国：从澳门出发的中国近代史》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探讨16～20世纪初数百年间，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角色举足轻重的澳门，从外部世界把那些新事物新思潮带进中国，从而不知不觉地改写了中国历史。
在中西接触的过程中,澳门发挥着向周边地区示范与辐射的作用,中国最早就是通过澳门而接触西方的.本课题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平民百姓如船民、仆工等,如何通过掌握一些外国语言和技术,而无声地改变了物质文化.第二部分讨论澳门的一些教会学校,如何让周边华人接受西方
作者介绍
程美宝，澳门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部分摘录：
曾几何时，珠江口的洋面，很可能响起过这样的歌谣：
女唱：门口有坡摩囉菜，兄哥，唔声唔盛走埋来；
男答：甕菜落塘唔在引，姑妹，二家情愿使乜媒人。
女唱：番鬼识当唐人坐落，兄哥，哥歪二字赶哥兄台；
男答：番鬼花边唐人打印，姑妹，有心聊我莫向聊人。
女唱：番鬼推车钱银世界，兄哥，无钱大缆搅唔埋；
男答：番鬼膺中厘戥秤，姑妹，当初唔肯莫应承。
女唱：番鬼洋烟唔可食，兄哥，食烟容易戒烟难；
男答：番鬼洋烟从无炼，姑妹，丹心来共妹痴缠。
女唱：番鬼月头四个礼拜，兄哥，但逢礼拜要哥开嚟；
男答：番鬼膺中未有打印，姑妹，送完番鬼去送唐人。[1]
这类在书面上称为“咸水歌”，民间唱者也称为“姑妹歌”[2]的调子，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在珠江三角洲的船民中流行诵唱。船民用对答的方式，循着一定调子和格律，因应情景，即兴创作；也有一些是在艇上谋生的歌女或妓女演唱的所谓“时款”歌词。尽管以上引用的这一段，乃出自一本印刷出版的曲本，但从歌词的用字和内容看来，似乎没有经过太多文人墨客的加工。这段歌词，除了表现出男女（可能是妓女与顾客）互相调戏的情景外，还反映了“番鬼”在船民的世界中所占的重要的位置。似乎，这位歌女或妓女接待过的客人，既有“唐人”，也有“番鬼”。铸有“花边”的“番鬼银”，对她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她自己和她的祖父辈，不知收过这种花边银多少个世代了。她甚至懂得几句“鬼话”，所以她说“番鬼”“sit down”（识当）之后，便要那位唐人兄台 “go away”（哥歪）。[3]那“有钱使得鬼推车”的华洋杂处的商业世界，与珠三角船民的海洋世界，不但不是粤谚所说的“大缆搅唔埋”（毫无瓜葛），而且更是息息相关，存亡与共。
“番鬼”“唐人”、船民、“花边”、礼拜、英语——一首咸水歌，活生生地呈现出历史上珠江口的民众习以为常的事物，这首歌最初出现的年代不详，但明显是数百年中西贸易和交流的结果。自16世纪欧洲人涉足这片洋面、葡萄牙人以澳门为贸易基地开始，珠江口的船民就已经在各个方面，被卷入一个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中。他们的生活，也因为与外国人频繁接触而受到影响。
除船民外，其他在澳门给洋人提供各种服务的平民百姓，亦多不胜数。《澳门记略》有云：“其商侩、传译、买办诸杂色人，多闽产；若工匠，若贩夫，店户，则多粤人。”[4]龙思泰记述了“在外国商人获准居留澳门以后，中国的仆役、手艺人、商人等等，也来到这里，与他们住在一起。”[5]过去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大多集中在士大夫、传教士等知识阶层身上，本章尝试把目光转移到普罗大众，从一个较广阔的视角出发，重新衡量澳门对周边以至更遥远的地区所能发挥的示范与辐射作用。
带领洋船的引水人 要理解这类在华洋世界间来往周旋的华人的生活，如何随着澳门数百年来发生的政治与社会变迁而改变，让我们从最先碰触大洋船上的外国人的小人物——船民——说起。
在16～19世纪华洋海上贸易的格局中，珠三角的船民担当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是“引水人”（英语称为“pilot”）。有关珠三角洋面引水人担负的重任，Paul Van Dyke在其The Canton Trade 一书，已专辟一章详述。[6]Van Dyke指出，对于欧美船员来说，从澳门到虎门再进黄埔这一段航程是异常险要的，非有本地人作引水人不可。早在一本1569年出版、以葡萄牙语著述有关当时中国情况的书籍中，便提到一个在澳门为葡萄牙人作“pilot”的中国人，在被中国官员盘问与其有涉的葡萄牙人有否进行海盗活动时，如何口不对心，见风使舵。[7]这个“pilot”很可能就是“引水人”。该书作者Gaspar da Cruz（1570）神父属天主教道明会（Order of Saint Dominic，又译作多明我会），约在1555～1556年间到印度西岸和马六甲设立传教团，于1556年在广州逗留了数周，其在广州所得的印象加上一些道听途说的见闻便成为他撰写这个“中国报告”的主要资料来源。
对于中国官员来说，利用引水人及早通过民人对外商进行监控，亦属海防一大要务。澳门同知印光任在乾隆九年（1744）议曰：
洋船进口，必得内地民人带引，水道最为紧要，请责县丞将能引水之人，详加甄别。如果殷实良民，取具保甲、亲邻结状，县丞加结，申送查验无异，给发腰牌、执照准充，仍列册通报查考。至期出口等候，限每船给引水二名，一上船引入，一星驰禀报县丞，申报海防衙门，据文通报，并移行虎门协及南海、番禺，一体稽查防范。其有私出接引者，照私渡关津律，从重治罪。[8]
未几，由于有“匪徒冒充引水，致滋弊窦”，引水人需领牌才能执业的措施，又在嘉庆、道光年间屡屡重申。[9]
从外国商人的角度出发，聘用引水人则是生死攸关之事，要知道，一旦触礁船毁，不但通商无望，更有性命之虞。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在19世纪外国人出版的一本名为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省城土语文选）的学习粤语的工具书中，教学内容除了包括许多日常用语外，还专辟一章名为“引水章程”。较诸中国官方的记载，这份英文、汉字、拉丁化粤语拼音并列的“引水章程”，其内容更详尽也更具地方性。该章程开宗明义便说：
各国客商来粤贸易，船到见岸，必请熟识水路之人，方敢进港，因山水口深浅不定，是以必请外洋带水，其带水之人，即今之渔艇是也。[10]
据Van Dyke研究，当欧式船只的承载量和吃水深度与日俱增时，珠江口沿岸和岛屿四周却由于沙泥冲积而变得越来越浅，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每年从欧美来华的船只不但没有因为路途艰险而减少，更从18世纪60年代约20只左右倍增至19世纪40年代约300只。在这种情况下，欧美船长更不得不依赖本地船民作引水人，而引水人也因为欧美船只数量日增而生意不绝，这种局面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开始蒸汽轮船在珠江洋面上逐渐通行才出现变化。
18世纪英语世界出版的曾踏足中国的欧洲航海家游记，每当提到他们的船只打算先到澳门再进广州时，都会讲述如何在伶仃洋上物色本地船民作引水人的经历。据1769年往广州的William Hickey述，引水人有“sea pilot”和“river pilot”之分。所谓“sea pilot”，应该就是又称为“outside pilots”（中文世界称为“鱼引人”）的引水人。[11]这类引水人引领洋船经“Macau Road”（澳水路）进入澳门，是毋须向中国官府取得执照的。[12]因为没有牌照的缘故，他们也不能继续带领船只经虎门进入黄埔。[13]
垄断这些引水业务的，无疑是熟悉水性、平日大多以捕鱼为生的水上人，他们在海上的群体组织力量，实不可小觑。1742年10月，由George Anson船长领导的Centurion 号从台湾以南出发，往澳门方向航行，在11月初临近澳门的某个夜半，正在守候至天明时，极目四望，皆为中国渔船，Anson才赫然发觉，Centurion 号正身处在几近6000艘中国渔船当中，每艘渔船由三至五人操持。Anson说，此情此景并不稀奇，越往西走，就会发现沿岸几乎都布满渔船和船民。他们最初也犹豫是否应该找一个船民当向导，未几因为越来越多渔船靠近Centurion 号，便决定姑且一试。Anson说：
我们决定试试给他们展示几个银元，引诱他们一下。对于各阶层各行业的中国人来说，这是最具诱惑力的饵。可是，我们无法引诱他们上船，也未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指引。我认为唯一的困难在于我们无法跟他们沟通，只能用手势，其实，我们已经不时说出“Macao”这个词，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之理解为另一个词了，因为他们有时会向我们提起一些鱼示意，我们后来知道，鱼的中文读法跟Macao有点类似。[14]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Anson只能靠自己继续航行。到了11月5日半夜，Centurion 号终于靠近中国大陆沿岸了，这时候，Centurion 号所在的洋面，仍然满布中国渔船。到了凌晨2时左右，Anson看见在Centurion 号前方的一只渔船有人在摇着红旗和吹号，最初他以为对方是向他们示意附近有浅滩或愿意提供导航服务，后来才发现这艘船其实在发号施令，号召全体渔船回岸。其后，Centurion 号在驶经Lemma Island[15]时，Anson他们尽管仍然无法请得一位中国渔民给他们导航，但至少有一个用手势告诉他们如何驶经Lemma Island附近最深水处。最后，到了9号的凌晨四点左右，情况终于有转机。Anson说：
一个中国引水人登上我们的船，用蹩脚的葡萄牙语跟我们说，他愿意给我们导航，收费30元，我们马上付他，并马上准备起航。未几，好几个引水人陆续登上我们的船自荐，并且出示他们之前曾经提供过导航服务的船长的证明。不过，我们还是请首位登船的那个中国人导航。此时，我们知道已离澳门不远了。[16]
在这名引水人的带领下，Centurion 号终于在11月12日平安抵达澳门。
除了用手势与外国人沟通之外，引水人似乎也能看懂外国船员用火炮发出的信号。1779年，Captain John Gore领导的Resolution 号在经过Lema Islands（应该就是上文所说的Lemma Islands——笔者）后，认为当时的风向十分适合航行至澳门，就放了一炮，以炮火的颜色表示他们需要一个引水人，这样的信号马上吸引了四只中国船来争夺这宗生意，结果，他们的船长选择了第一个到达者，以30元的代价，让他领航穿越氹仔（Typa，今写作Taipa）。未几，居然有另一个引水人强行跳上Resolution 号上，坚持要由他来领航，甚至马上掌起舵来，并对帆手发号施令，扰攘一番后，两个引水人终于达成协议，把收入对分。不过，当船只顺风行驶了一段时间后，引水人便说海潮与船只正逆向而流，Captain Gore等人未几便觉得这个引水人有误导之嫌；翌日，这位引水人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在离澳门不远时，引水人说无法前进，这很可能是他们讨价还价的借口，为免遭其胁迫，Captain Gore干脆把他们辞退，自己按照上文所述的George Anson船长和苏格兰地理学家Alexander Dalrymple（1737-1808）等航海家记录的路程和绘画的比例有限的航海图行驶。[17]在当时前往中国的欧美航海人员的笔下，许多这些引水人都懂得耍点讨价还价的伎俩，而他们也不愿意任人摆布，在这种情况下，已有的记载、航海图、现场的勘察、实际的操作经验，以及运气，就成为这些远道而来的欧美航海人员的依靠。
大海固然是波涛汹涌，珠三角许多河道与大海相连，水网复杂，航行亦不容易。到达澳门后，外国船长便需要向驻守前山的中国官员聘请一个领有执照的“澳门引水人”带领他们穿过虎门进入黄埔。[18]从香山县衙设在前山的军民府处取得执照的“澳门引水人”，有责任向中国官员报告他们登上的外国船只的船长的名字、其代表的国家、船只的武装情况、船员数以及货品情况等。船只抵达虎门税馆后，官员会再亲自核对引水人呈报的资料是否属实。[19]上引《引水章程》有云：
既入了山水口，或寄泊鸡颈头或沙沥或伶仃，船已湾泊，即雇艇埋澳，或自驾舢板到澳，叫带水请牌，报明商梢多少，火炮多少，各项乌枪剑刀火药弹子多少，或米或货，报明领牌，带水方能引船入虎门。驾船入虎门，此际带水出入口，工银六十元，以循照上日章程也。
若到虎门，必须寄泊，带水埋虎门炮台呈验船牌，验明何国船只，装何货物来粤，俟带水回船，方能进虎门。
某些例子更显示，引水人会向船员三番四次查问船上是否有外国妇女，以防她们越过虎门进入广州。[20]因此，这些“引水人”在以引水谋生的同时，也是粤海关控制外国船只进入珠江的其中一类把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