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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鸣晚清历史套装三辑-电子书下载

简介

《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是一部紧紧围绕重要事件和关键人物讲述晚清政局的历史读物。作者笔下的北京胜迹,皇宫御苑、王府宅邸、街头巷尾,都曾经是风华绝代的历史亡灵活动的舞台。作者用极富感染力的细节叙述,再现了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与李鸿章等亲王重臣、康梁等维新人士在历史关头的艰难抉择和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为那个时代勾勒出鲜活的形象,不止是消闲破闷的京华掌故,更浸透着史学行家的功夫,发旧思而生新意。
《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约17万字,配150幅照片。《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编》在写作上,采用“以散文的笔法写论文,以论文的严谨写散文”,全书选题严谨,以小见大,深入浅出,内容涉及晚清政治、外交、洋务、教育、医学等诸多方面;将历史研究的最新心得用散文笔法恣意写来,随时穿越于昔日和今日之间,文字流畅可读。在史料选用上,将清人书信、日记、诗文同奏折、朱批等巧妙地结合。使得每篇文章皆有丰富内涵,且不少史料为作者首次披露,不少观点为作者首次提出,无论关注的视角,还是涉及的事件,都是史学界关注却未作深入研究的。书中涉及到慈禧、李鸿章、左宗棠、翁同龢、张佩纶、郭嵩焘、严复、吕耀斗、胡传、唐国安、康德黎等重要历史人物,在历史细节的发掘上,有新的见解,订正了前人的一些讹误,具有学术意义。有的文字用游记方式写来,增添了读者对历史事件发生地的现场感受。
继《天公不语对枯棋》和《秋风宝剑孤臣泪》后,姜鸣撰写的晚清历史散文第三辑,收入十三篇文章。有浓墨重彩的长篇考证,揭示了“马嘉理事件”后清廷的外交失败,“甲申易枢”对甲午战败的潜在影响,以张佩纶为代表的“清流”在当时政坛中的沉浮,而这些事件恰好为之后的甲午战败埋下了伏笔。也有角度新奇有趣的小文,从胡雪岩的破产,到孙中山的伦敦绑架事件;从李鸿章最后生涯的居所,到张佩纶的爱情婚姻生活;从醇亲王巡阅北洋海军的诗歌与影响,到一勺用来养生的牛肉羹——涉及晚清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姜鸣善于由点及面地呈现历史事件背后细腻而宏观的纵深之感,他将严谨的史学考证与颇具趣味的实地探访相结合,佐以轻快动人的文笔,对晚清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给出了新颖的解读。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之中,再现出那个动荡波澜年代的真实图景。

作者介绍

姜鸣1957年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做过工人、大学教师、证券公司高管。现任上海国盛(集团)副总裁,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院长。
  主要著作:《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1990、2002、2014)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995,增补本即出) 《被调整的目光》(1996) 《天公不语对枯棋》(2006)

部分摘录:
从1895年到1899年,李鸿章投闲京师,在贤良寺住了漫漫的五年。此时,门生故吏,纷纷叛离。他韬光养晦,看尽世态炎凉。而翁同龢的权势正好如日中天。但翁也有不满之处,他不是大学士,不能被人称作“丞相”。虽有帝师之尊,可以影响皇帝,只是难成相业,心中不免耿耿。
他自然看上了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的位置。
有一天,袁世凯赴贤良寺拜谒李鸿章。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道:“中堂是再造元勋,功高汗马。现在朝廷待您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未免过于不合。您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您的身份呢。”
李鸿章一眼看穿这位昔日部下的来意,厉声喝斥:“慰廷,你来替翁叔平做说客吗?他汲汲想得协办大学士,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个协办,他即可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不干我事。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花言巧语,休在我面前卖弄,我不受你的骗!”
李鸿章从心底里看不起总理衙门的那帮同事,他在家信中评论说:恭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龢依违其间,专讲小过节,不问大事。李鸿藻迂腐更甚。又说翁同龢周旋于太后和恭王之间,唯恐失权,翁的能力实在不足以肩担此任。
清朝不设丞相,以大学士为内阁首领。当时官场中,内阁是辅佐皇帝办理国家政事的中枢机关。清中叶,雍正帝恐内阁专权,设军机处以分其权。唯对军机大臣和内外各官中资望特重者,仍授大学士作为荣典,习称“拜相”。大学士以紫禁城三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三阁(文渊阁、体仁阁、东阁)冠名。保和殿大学士自乾隆朝傅恒担任过以后,再也没有任命,故通常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大学士之外,又设协办大学士二人,为大学士之副职,协助办理阁务。李鸿章是在1868年在湖广总督任上担任协办大学士的。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他接任武英殿大学士。1875年1月9日,他极为引人瞩目地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成为有清一代唯一获此殊荣的汉人,并把这项职务保持到他去世。李鸿章从来没有做过军机大臣,他以大学士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特殊身份,在晚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李鸿章出任文华殿大学士是两宫皇太后的决定。时值同治帝因患天花而病假,内外陈奏大事交太后批览裁定。而李获踞首辅,排名在军机大臣文祥(武英殿大学士)、宝鋆(体仁阁大学士)之前,如此重大的人事安排在皇帝驾崩的前三天匆匆做出,其中必有至深之意。可惜迄今未见学者对此关注研究。同治帝患病是个延续月余的过程,按照清制,由谁继承皇位应当由皇帝作出决定。但在这一过程之中,深谋远虑的西太后肯定已经考虑了嗣皇帝的人选,即不为同治立嗣,而为咸丰再立嗣子,以保证慈禧能以皇太后身份继续垂帘听政。这种违反祖制的安排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天之后能够肆无忌惮地实现,一方面显示了太后在宫廷政治中异乎寻常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必然同各方政治力量达成了高度的默契。比如以王公大臣名义恳请太后裁定政务的上谕,就是由同治的师傅翁同龢亲笔起草的。
如今难以找到关于此项任命的确切背景资料。就最高层的政治运作而论,依然是恭亲王奕主持日常工作,而两宫太后保持最后拍板的权力,但恭王与太后叔嫂之间,因1865年前者被削去“议政王”名号和1874年重修圆明园事件,已经两次摊牌,双方心里都有难解的疙瘩。过去总以为恭王主政时期,能够控制廷臣,敢与太后颉颃。仅在数月之前,他便成功地阻止了同治与慈禧谋修圆明园的计划。在双方对抗最为激烈的时候,恭王与近支亲王、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保持一致,拒不奉诏。但在最深层的内部,恭王与他最重要的助手文祥之间,已经出现危险裂缝的蛛丝马迹。吴庆坻在《蕉廊脞录》中谓:
文文忠在政府最久,知大体,有廉操。恭邸初与相得,其后以大婚保举之事意不合,自是事无巨细,显与文相龃龉,文相不能堪,癸酉(1873年)随扈上陵,归即欲请假。恭邸贤王,其待大臣犹不能无稍褊处。
可见恭王的真实地位也很脆弱,需要寻找具有实力的同盟者。而在慈禧太后这边,公然重返政治舞台毕竟是史无前例的巨大冒险,她也要多找可靠的奥援。李鸿章无疑是当时继曾国藩之后最有实权的军事领袖,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他充分显示了对朝廷的耿耿忠心。他所掌握的淮军,此时正布置在京师的附近。因此,笼络李鸿章,无疑是双方都愿意接受的一步棋子。
李鸿章于1875年1月28日从保定抵达北京,参加大行皇帝的葬礼。29、30日,2月2日,获太后三次召见。他们密谈的内容,没有人知道。李鸿章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善于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周旋。出任文华殿大学士,使他得以真正崛起,虽不常驻北京,而居全国最重要官员的实际地位。
翁同龢终生未能获任大学士。他从1897年9月起,顶李鸿藻去世的空缺,担任过九个月的协办大学士。而李鸿章,在文华殿大学士的宝座上,稳稳地坐了二十七年。
六 1899年底,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离开了贤良寺。
那时,列强瓜分中国已成汹涌之势,国内的各种矛盾也已激化。次年,义和团开进北京,遍地设坛,围攻使馆,滥杀洋人。朝廷中的保守势力希望用团民对付列强压力,以达到更换皇帝的政治目的。八国联军借口保卫使馆和侨民,从大沽口登陆,向北京进发。南方督抚谋划东南互保,拒绝执行朝廷排外的指令。整个国家处于危急之中。
耐人寻味的是,李鸿章此时与革命党人孙中山开始暗通款曲。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的建议下,他的幕僚刘学询及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Black)穿针引线,企图讨论“两广独立”后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在卜力给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二次大战前主张绥靖政策的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之父)的电报中,提到谣传李鸿章“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日本人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一书中,也记载孙中山当时曾告诉说,卜力想在“两广独立”后,用孙来施行新政,卜力在暗中作保护人保证安全。“李为了晚年有所回忆缅怀,也有意独树一帜,因此表示赞成。”此事后来由于清政府重新起用李鸿章北上议和而作罢,个中的情节也有许多扑朔迷离之处,但毕竟提醒我们对于政治、对于李鸿章的许多新理解。李鸿章的内心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邃和复杂。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孑身重返北京,住进贤良寺,开始与各国公使谈判和约。离京仅十个月,所见已是一片惨状:朝廷西狩,生灵涂炭,整个北京被联军分段占领,连贤良寺门前也有俄国兵守护,李鸿章岂能不太息流涕?其实,早在从广州启程时,他已知此行艰难,自谓:“燕北之行,早已安排死所。……《语》云:‘死而后已’,兄竟未已也。蒙尘两圣,困苦庶民,每用抚怀,潸然泣下。”作为中方主要代表,李鸿章经过近一年唇焦舌敝的谈判,终于以空前屈辱的条件,签署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
签约之后,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猝,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这是他对自己外交思想的最后总结,是非曲直,留待后人评说。近代中外关系涉及整个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不是“我不要你来,你就不该来”之类简单的结论便可概括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导致在19、20世纪交替之时民族排外情绪的总爆发,但从国际法上来说,庚子之役却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各国的一次宣战,一次以极为情绪化戏剧化的挑逗开始,而以极为悲惨结局告终的民族灾难。
签完和约后,李鸿章也精殚力竭了。两个月后,他的老部下周馥接到李鸿章病危的消息,赶到贤良寺西跨院那间北屋时,李已身着殓衣,处于呼之能应口不能语的状态。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周馥哭号着说: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吧!”
李鸿章忽然睁大眼睛,嘴唇喃喃颤动,两滴清泪缓缓滚出眼窝。周馥一面哭号,一面用手抚其眼睑,李鸿章的双眼方才合上,须臾气绝。终年七十八岁。是日为1901年11月7日。
李鸿章临终前,曾吟诗一首: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维新派人士,自称是李鸿章“政治公敌”的梁启超,在听说李去世的消息后,怀着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的复杂心情,写出如下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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