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现代化与现代性促成了传统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陌生人社会秩序的建构需要共享价值观念作为基础以实现社会认同与整合，价值基础缺失或建构不充分就会引发伦理风险，使社会秩序出现裂痕。化解伦理风险需要坚持超越性的价值观念、强化道德权威，同时需要重新发现和建构道德空间与道德共同体。夯实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与社会治理尤其是柔性社会治理具有内在统一性。
作者介绍
龚长宇，黑龙江人，社会学博士，现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近年来出版专著2部；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2项；在《世界哲学》《哲学动态》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主要致力于社会学理论、道德社会学及政治社会学研究。
部分摘录：
（一）齐美尔、鲍曼：社会空间意义上的陌生人 陌生人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现代生活在其历史要求的客观形式上，不能离开陌生人，正如齐美尔所言：“陌生人就是群体的一个有机环节，群体的统一的生活包括这个要素的特别制约性。”[1]齐美尔是较早研究陌生人问题的学者，作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他的思想深受康德主义的影响，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理解集中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作用的形式方面，基于此其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也就具体化为社会化的过程、形式和条件的问题。早在1908年，齐美尔就在其“社会化的形式条件”的框架下从社会空间的意义上对陌生人现象进行了探究。他把康德对空间的界定“待在一起的可能性”视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确定的由他自己填充的位置，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被感觉到是空间的填充。“相互作用使此前空虚的和无价值的空间变为某种对我们来说是实在的东西，由于空间使相互作用成为可能，相互作用填充着空间。”[2]社会空间一方面包含被一些边界所框围着的界限分明的地域空间，另一方面更体现为“由心灵方面实现的划分和概括”[3]，即心灵空间。在齐美尔看来，社会化采取个人相互作用的种种不同的方式，从而促成了精神意义上的“待在一起”的可能性，这里体现出社会空间所具有的排他性、边界性和固定化特征，尤其是固定化特征，即“一个群体或者它的某些特定的要素或者它们的利益的基本对象物是完全固定的”[4]。这种固定化在实际生活中往往表现为稳定化和牢固的秩序。基于此齐美尔展开对陌生人现象的分析，他认为“如果说作为脱离任何既定的地域空间的漫游是与固定在一个地域空间点在概念上的对立，那么陌生人的社会学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两种界定的统一——诚然，在这里也显示出，同地域空间的关系一方面仅仅是同人的关系的条件，另一方面是同人的关系的象征”[5]。一个特定的空间往往是一个具有边界确定性的地域范围，它包含着在此范围内生活的人们彼此关系的接近和距离的统一，陌生人来自这个特定的地域空间之外，相对于这个特定地域空间中生活的社会群体来说，“在关系之内的距离意味着接近的人是远方来的，但是陌生则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6]。也就是说，陌生人已然成为所介入群体的一个要素，但同时，陌生人也包含着与所介入群体的一种外在和对立。和陌生人关系的“远”和“近”不只是用地域上的距离来表征的，它还可以通过一些更加抽象的本质体现出来。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经济史上商人几乎到处都是作为陌生人出现的，欧洲犹太人的历史也提供了经典的范例，“只要我们感到在陌生人和我们之间在民族的或者社会的、职业的或者普遍人性的相同，陌生人对我们来说就是近的；只要这些相同超出他和我们，不仅约束着我们双方，因为它们总的来说约束着很多人，那么他对我们来说就是远的”[7]。由此可见，陌生人可能既是近的同时也是远的，当陌生人成为所介入群体的一个要素时，群体的统一性就是由某种程度上的近和远的比例以及相互关系所构成的。齐美尔通过揭示陌生关系与货币经济以及智力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最后得出结论：现代生活不能离开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只能说“是由某种程度上的近和某种程度上的远所构成的，近和远的程度以某些量来刻画任何一种关系，在一种特殊的比例和相互的紧张关系之中产生对陌生人的特殊的、形式的关系”[8]。
如果说齐美尔开辟了从社会空间意义上研究陌生人问题的先河，那么后现代社会学家、伦理学家鲍曼无疑使这一研究取向变得更加深入细致。鲍曼是继涂尔干之后道德社会学研究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同时也是后现代阵营中的一位叛逆者，诚如他的传记作者丹尼斯·史密斯所言：“他的著作精彩地描绘了人类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穿越现代性的艰苦历程，同时，他也描绘了当现代性转向后现代之时，一个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的生动景象。”[9]鲍曼对社会空间做了细分，将其看作“三种相互交织然而又截然分明的过程的一种复杂的交互作用——认知的、美学的和道德间距的过程——和它们各自的产品”[10]。这三个空间是被人们基于不同的机制建构出来的，道德空间不同于客观的物理空间，是“非客观的”“人造的”。道德空间的客体是我们为之存在的“他者”；道德责任是建造道德空间的唯一资源；道德空间配置了“亲密和匿名”“陌生和熟悉”以及“封闭和开放”等不同状态。陌生人的陌生感精确地讲“意味着我们被错过的感觉，不知道怎样行动、期待什么和因而导致的对约会的不情愿”[11]。陌生人会令人产生不同程度的“蛋白质恐惧症”（proteophobia）[12]。近年来鲍曼的研究围绕着移民危机进行——“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对于大门后面的人终究是陌生人，他们对欧洲各国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冲击和影响，导致了“道德恐慌”，即“一种在大量人口中广泛扩散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使人们认为存在某种邪恶的东西，正在威胁社会的幸福安宁”[13]。
综上可以看出这三个空间既泾渭分明又相互交叠，其相互作用的过程和产品共同构成社会空间。认知空间的客体是我们“与之共存”的他者，遵循理性、求真原则；美学空间的客体是作为审美存在的他者，遵循娱乐和审美原则；道德空间的客体是我们“为之存在”的他者，遵循非理性、至善原则。这三个空间都配置了亲近和距离、封闭和开放的属性，引用舒茨的话说，就是“空间排列系统成为亲近和匿名、陌生和熟悉、社会亲近和疏远区分的一部分”[14]。陌生人主要存在于认知空间和道德空间，在“亲近—匿名”的域限中“离亲近的一极越远，变成陌生人的他者越多，直到在匿名的极端，他们从视野中消失为止”[15]。陌生人既不是邻居也不是异类，或者说，他们“既是邻居又是异类”[16]。同齐美尔一样，鲍曼同样认为，现代生活中陌生人是无处不在、不能去除的，而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条件”[17]。陌生人的存在总会令人产生某种困惑的、矛盾的情感，若想转换或者消除“蛋白质恐惧症”，只有借助于道德空间的力量。之所以借助于道德空间才可以消除或弱化陌生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因为一方面，道德空间化可以拆除认知空间；另一方面，道德空间化也可以拆除美学空间。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挽救或者恢复或者重新生产”那些“依据道德责任提示去行动的可能性”[18]，即履行道德行为。可见，从齐美尔到鲍曼都是从社会空间的角度理解陌生人的，我们不妨将这种理解称为“社会空间意义上的陌生人”。
（二）恩格尔哈特：“道德异乡”意义上的陌生人 就在鲍曼力求通过道德来化解“陌生人”与“熟人”之间矛盾冲突的同时，也引申出来一个社会学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道德准则的不可公度性。与齐美尔和鲍曼不同，美国后现代学者、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试图用“道德异乡人”（moral strangers）概念来表征这种“道德准则的不可公度性”。恩格尔哈特的学术旨趣是想在启蒙运动的道德工程坍塌的废墟中“挽回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19]，他同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尽管在论证方法和手段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是都认同启蒙运动的道德工程是失败的。其原因就在于启蒙运动的道德工程想要借助理性来证明唯一正确的道德观，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想辩护或者证明一种道德观念是正确的，就必然需要实质性的标准，虽然从表面上看已经确立了许许多多的标准，诸如自然法标准、博弈论、后果论等，但是这些标准实际上都是用理性来解说已经设定的标准的方式。人们的道德观往往是一些初始的预设，且往往相互冲突，理性或者为其作直觉肯定或者陷入循环论证，但无法为具体的道德观提供合理性证明。如果说西方宗教改革运动的出现是一个历史的隐喻，它说明人们不可能信奉同一种宗教价值观，那么启蒙运动的道德工程的失败则是又一个隐喻，它表明人们无法用理性来确立唯一正确的道德观。由此便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既然理性不能告诉人们何为正确的道德观，那么是否有其他办法得出正确的道德观呢？二是持有不同道德观的人们相互之间如何进行合作，如何解决道德上的分歧和对立呢？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探寻中，恩格尔哈特提出了“道德异乡人”的概念。“现代的希望一直是试图发现一种标准的、充满内容的（content-full）道德。这种道德不仅是程序性的，而且应该对道德异乡人——即隶属于不同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ies）的成员——具有约束力。”[20]恩格尔哈特作为一个生命伦理学家，从生命伦理学意义上所理解的道德异乡人，是“那些相互之间对于出生、生命、痛苦和死亡的意义并不持有一种共同理解的人；它在不存在道德价值观念的基本共同性的情况下，询问哪种道德应该具有指导作用”[21]。
道德异乡人有别于“道德朋友”，道德朋友享有足够的共同的充满内容的道德，因此可以诉诸共同认可的道德权威来解决矛盾和争端，道德异乡人却属于不同的道德共同体，持有不同的道德观，无法通过圆满的道德论证来解决道德分歧。由此可以发现，由“道德异乡人所创立的大规模的社会无法成为这样一个共同体：人们在其中找到道德生活的充分意义，理解真正的团结，或超越无内容的个体主义的紊乱性”[22]。那么如何解决道德异乡人之间的争端呢？恩格尔哈特认为，“当我们既无法从有关道德合理性的共同理解，也无法从上帝的意志那里得到权威时，我们只能从道德活动参与者的个人意志、允许或同意来得到权威”[23]。他进而提出了两条约束道德异乡人的原则，即“允许原则”和“行善原则”[24]。这也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其中“允许原则”也就是在启蒙运动的废墟中能够挽回来的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我们把“道德异乡人”诠释为“道德意义上的陌生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齐美尔、鲍曼到恩格尔哈特，或者从社会空间或者从道德共同体的角度对陌生人现象进行了研究，其实他们更深层的旨趣在于从陌生人的角度探究现代社会秩序之可能性的问题。另外，英国的保罗·西布莱特（Paul Seabright）写了一本《陌生人群：一部经济生活的自然史》（2007），虽然主要分析经济史，却也为陌生人群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