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巴鲁克自传》向我们展示了巴鲁克的人生哲学和投资哲学如何帮助他解决各种重大的投资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揭开一个个故事的面纱，我们发现这位投机者有着真正的投资观，他坚持弄清楚所投资公司的真正情况，一旦获利超出预期，就卖掉股票，即使行情仍然看涨。他相信，无人能让二加二不等于四，所以高涨的希望和长期的消沉完全没有必要。《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巴鲁克自传》笔调轻松却不乏敏锐思想，涉及隐秘细节却从未偏离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洋溢着一个真正的杰出人物之非凡人格与个性。至今，人们仍把大行情来临前的战略抉择称为“巴鲁克选择”。 在这部回忆录中，伯纳德·巴鲁克分享了他的人生经历，正如他自己所说：“有些人在生活早期便已知道自己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人生变成梦想如何成真的故事。坦率地说，我的一生不是这样。我在个人志向方面经常为相互冲突的渴望所困扰。我的生活中发生的那些重大转折都是由突然出现的事件决定的。”这些事件成就了他的人生哲学和投资哲学。
作者介绍
伯纳德·巴鲁克 （Bernard M. Baruch） 伯纳德·巴鲁克，生前的声誉相当于今天的巴菲特和索罗斯。巴菲特的导师是格雷厄姆，而格雷厄姆非常敬佩的投资者就是巴鲁克。他有许多称号：“投机大师”“独狼”“总统顾问”“公园长椅政治家”……但是，人们最愿意称他为“在股市大崩溃前抛出的人”。 巴鲁克于1870年出生，19岁进入华尔街，周薪3美元。通过不断努力，他在25岁时就成为华尔街证券经纪公司的合伙人，不到35岁便成了百万富翁（相当于现在半个亿万富翁）。在此后的几年里，巴鲁克几度濒临破产却又能东山再起，到了1910年，他已经和摩根等一起成为华尔街屈指可数的大亨。在他无数的传奇经历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在1929年股市大崩溃来临前成功逃顶。在这场让格雷厄姆都倾家荡产的大股灾面前，巴鲁克却最终全身而退。 在巴鲁克看来，面对疯狂的人性弱点，一要实事求是，二要知足常乐，三要逆向投资。 此后巴鲁克逐渐淡出证券市场，转向政治和社会公益，历任六届美国总统的顾问，为罗斯福“新政”做出重要贡献。他对社区公益的贡献也很卓著，被列为100位杰出犹太人之一。 巴鲁克逝世于1965年，享年95岁，可谓福寿双全、充满传奇的投资大师。
部分摘录：
谢尔曼部队袭击之前，母亲的家庭一直非常富有，家境好得甚至让她从来不用自己穿衣戴帽。然而，等到父亲的诊所牢牢地确立声望时，母亲已在教人弹钢琴、学唱歌，一节课收取25美分的报酬了。她还卖牛奶和黄油，这都是泽西种乳牛产的，家里的那群乳牛是父亲的一个骄傲。
不过，母亲依然保持着一个奢华的生活习惯。她总是坐在床上用早餐。每天早晨，我和三个兄弟会恭敬地站到她面前，接受她的仔细检查。“让我看看你的手指，让我看看你的耳朵。你刷牙了吗？”一番检查下来，常常意味着我们又得往洗脸池子跑一趟。
那时候，卡姆登镇是个约有2000人的镇子，黑人差不多占了其中一半人口。独立战争时，卡姆登镇由高恩沃里斯（Cornwallis）勋爵的军队占领着。镇上有一处旅游景点是一个女人的坟墓，她叫爱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先前随其心爱的高恩沃里斯将军来到美国。当附近的沃特里河上涨漫流过来时，镇上的黑人经常说爱伦的鬼魂有力量阻止洪水漫上她的坟墓。
有一个事实让卡姆登人引以为傲，那就是这个镇子为当时称为南方邦联战争的内战贡献了六位将军。就像给南方各地带来贫困一样，战争也使卡姆登经济维艰。不过，我现在想不起来我们家真正遭受过什么经济上的困厄了。
我们住在一个舒适的大房子里，物质上的东西大约不比任何邻居家少。父亲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体现为货物和劳务：一捆木柴、一大包棉花、一车玉米、几只鸡、一匹小雄马、一头牛犊，或在他的田里干一天的活儿。我们吃的蔬菜、水果和浆果都是自己种的，有些要晒干，有些要腌起来，都是为了冬天食用。院子里种了一些李子树和核桃树，还有一棵桑树。当桑树不结果时，我们的黑人保姆米纳娃总是叫我们拿一根细软的柳条抽打桑树，这样我们来年就肯定能吃上桑葚了。
食糖也是我们自己熬制的——我们家在搬到北方之前，我从不知道食糖除了褐色还有别的颜色。秋季，我们每个人都采集山核桃和核桃。糖果、橘子、香蕉和葡萄干之类的，只有在圣诞节这样的时候才能吃到。我们平常要买的东西大概就是布料、咖啡、茶叶、食盐和香料。书籍、杂志以及查尔斯顿的《新闻信使报》（News and Courier）都是非常珍贵的物品，在居民中一家一家地相互传阅。
草莓节和马戏团到镇上巡演是激动人心的重大时刻。当地还有个剧团，他们在卡姆登的镇政厅把莎士比亚剧作搬上了舞台。有一次，剧团演出威廉·特拉福尔斯（William Travers）的《我心爱的凯瑟琳》（Kathleen Mavourneen），母亲担纲主演，纳森·巴鲁克（Nathan Baruch）叔叔扮演剧中的那个反派角色。当戏演到一个高潮场面时，那个坏蛋拿着匕首威胁女主角。母亲踡身退缩着，纳森叔叔挥舞着匕首，这个场景吓得我实在受不了。我从座位上猛然站起，哭喊道：“哎呀，纳森叔叔！不要伤害妈妈！”台上的演员一下子惊得差点儿忘了词，我也被人推搡着赶出了戏院。
我小时候既腼腆又敏感，算得上是一个过分依恋妈妈的男孩子。我吃饭时总是坐在母亲的右手边，我至今还记得为了得到这一特权，我与兄弟们争得很凶。我结婚后便要求妻子坐在原是我母亲坐的地方——让我坐在她的右手边。
母亲教我们演讲术，大我两岁的哥哥哈特维格在这方面展现了很好的天赋。实际上，他后来就做了演员。但对我来说，站起来背诵诗文是很折磨人的煎熬。
我从未忘记在曼内斯·鲍姆家中的一次灾难性经历。母亲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房间中央，催促我说：“乖孩子，给我们说点儿什么吧。”
我吓得魂飞魄散，但还是用唱歌的声调开口说起来。这件突发的事情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之中，现在我仍然能引述当时费力朗诵的那首诗的开头几句。那几句诗源自苏格兰诗人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的《霍恩林登》（Hohenlinden）。
太阳低垂在椴树上，
白雪皑皑一片苍茫；
急速奔流的伊塞河，
像那冬季一样昏黄。
我刚刚背到这儿，父亲便抬起手来，一根指头按在鼻子边，学我的样子发出这样的声音：
啊-嘟哆儿-哒！
父亲一嘲弄，我就背不下去了。我冲出房间，穿过黑夜跑回家里，本来我平时是很惧怕黑夜的。我哭着渐渐地睡着了。
在后来的几年里，父亲经常告诉我，他对自己开的那个小小玩笑懊悔不已。这个小插曲几乎毁了我想在公开场合掌握说话技巧的希望。在此后数年中，只要站起来说话，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啊-嘟哆儿-哒”！
有一次，我把这件事说给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听。起先，他安慰我说：“太多的人喜欢说话，却很少有人喜欢做事。他们大部分人说的什么，世人都不在乎。我甚至不愿建议你去学怎么说话。”
我可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认为，就男人而言，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拥有自己的观点差不多一样重要。
后来威尔逊总统帮我改善发表演说的技巧。在巴黎参加和平会议期间，一天晚上，他花了足够多的时间给我演示该如何优雅地打手势而不应莽撞粗鲁地做动作。“要这样，”他打着手势解释说，“不是这样。”说着便用手猛地往前一推，示范说明他讲的要点。
其他朋友也给我提供了帮助。我有个习惯，说话时几乎总是咬牙切齿，声音从唇缝间钻出来。赫伯特·贝雅德·斯沃普（Herbert Bayard Swope）经常会说：“啊，天哪！张开嘴巴！”1939年，有人请我就教皇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的谢世在广播里发表简短的颂扬演说。我一边发表讲话，斯沃普一边做着表情，提醒我要“张开嘴巴”。
* * *
我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在威廉·沃利斯（William Wallace）夫妇开办的学校上学。学校离我家大约一英里远，哈迪[1]和我步行上学，我们带的午餐用一块有图案的圆形纸巾包着放在一只锡盒子里。在那个时代，“纸巾”是垫在婴儿身上的东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这不是什么好词儿。
沃利斯夫人经办的事情现在大概就叫带学前班吧。所谓“教室”就是她家里的厨房。我趴在地上学习英文字母，她坐在旁边给自己的婴儿喂奶，或在一旁准备中午吃的饭。沃利斯先生主持高年级学生的教学，也管理学校本身的事务，这些他都是在另一座房子里进行的，那座房子里备有长椅和面上开裂的粗制课桌。
沃利斯先生是个极好的老师，尽管他使用的一些教学方法现在看来很可能让人受不了。要是谁上课搞小动作，不专心听讲，尺子就会落下来打谁的掌指关节或掌心。老是玩忽学业或犯有其他严重违规行为，准会遭到一顿噼里啪啦的痛打。教室的一角立着一根柳条，随时可以动用。我不记得不断更换的柳条曾经用在自己身上，但正是在沃利斯的学校里，我第一次感受到柳条是由一个人的良知挥舞的。
一天下午快要放学时，我看到一个男孩把半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留在课桌里。商店里买的这种糖果非常稀有，深受我们的喜爱，我动了心，无力抵制诱惑。我与一个要好的同学一道谋划着要搞到那块糖。
等学校放完学空无一人的时候，我们俩偷偷溜回来。我们在房子下面慢慢地走过，用手使劲把地板上一块松动的木板顶开，扭着身子钻过去。我们拿到那块糖，离开教室，走到一棵树下把它吃掉了。
一种负罪的感觉几乎立即袭上心头。甜蜜的薄荷糖味儿在嘴里好像是酸苦的。很奇怪，在我后来的人生中，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次又一次浮现于我的脑海中。
当我刚开始在华尔街打拼的时候，有一次，作为那个时代投机大师之一的詹姆斯·基恩（James R.Keene）请我调查一家新公司即布鲁克林煤气公司（Brooklyn Gas）的股票承销情况。经过调查，我深信这是一家值得投资的公司。然后，一位与这家公司股票承销团有关系的年轻男士主动提出给我1500美元的“佣金”，让我提交一份美言这家公司的报告。
当时的1500美元在我眼里可是很大一笔钱，但那块红白相间的薄荷糖立即闪现在我的脑际，这笔钱我不能拿。事实上，这笔钱让我感到害怕，我担心这只股票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于是重新实地做了调查。在给基恩先生的报告中，我说到有人主动提出给我那笔“佣金”。
沃利斯学校的那片场地也是一个没有怜悯心的竞技场，可以考验一个人的个性。你得争斗打架，否则就要作为胆小鬼名声在外了。我哥哥哈迪天生是个好勇斗狠的角色，而我却费了很长时间才学会打架的技巧——在打架时要保持头脑冷静。
我的苦恼主要是太容易发脾气。我身体肥胖，脸上长着雀斑，在男孩子当中身材显得相对矮小——“一团肉”便是别的孩子给我起的外号，每当与人发生争吵时，似乎吃败仗的总是我。遭人打败的羞辱，既没有提升我的自信心，也没有让我的脾气好起来。
有一次，哈迪拿了我的鱼竿跑上街，我跟在后面追，拾起一块石头怒气冲冲地朝他砸过去。看到石头快要砸到他，我又大声呼喊叫他当心。哈迪转过身，石头正好飞过来砸中他的嘴巴。他的嘴唇上留下了一块伤疤，直到他去世时那块疤还在。
还有一回，在看望外祖父沃尔夫的时候，我在早餐桌边突然大发脾气。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了什么事儿我那么气愤，竟猛然探身从餐桌对面一把抓过一块肉来，整个儿囫囵吞了下去。我没把自己卡着，外祖母的责骂却让我噎着了。
卡姆登镇的男孩子分成两派，我们属于“上城”一派，“下城”那帮人被认为比我们更难缠。在分开的派系之后，可能存在着某种更深层的社会冲突，当时我对这种冲突没什么认识。现在回想起来，我说有社会冲突，是因为我们“上城”的男孩子每晚必须洗脚，而“下城人”则不常洗。
两帮人之间的较量非常激烈。卡姆登镇上下两个镇区之间每年会举行一次棒球赛，这总是激动人心的盛事。我们在那座旧监狱后面的一块场地上比赛。在一场比赛中，我试图将球打向三垒。我失了手，和守垒员撞在一起，让他丢了球。这便引发了一场打斗，我照例又吃了败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