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正如 19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斯·梅特林克所言,杜兰特的笔触,“似乎澄清、点亮和简化了它所触及的一切”,在本书中,杜兰特对历史上最著名的五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培根、斯宾诺莎和尼采的深邃思想做了精辟论述。
作者聚焦于五位伟大哲学家有关哲学与人类社会生活问题的观点,认为哲学太执迷于钻研各种陈旧过时的体系的细枝末节,而在对未来研究的创造性方面退避三舍,与生活渐行渐远,导致哲学已经从古老的神坛跌落。
然而,哲学的终极问题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人类的苦难。因此,人类社会生活中面临的心理、经济、社会、政治、民族、两性婚姻等问题,都需要通过哲学来解决,哲学也能促进人的智力和智慧的增长和传播,“哲学应该活在当下”。
作者介绍
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
美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荣获1968年普利策非小说奖和1977年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等荣誉，在学术界享有盛誉，著有《历史的教训》《哲学课》《哲学家》《生命的意义》《追寻幸福》等作品，他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掀起全球哲学热潮。
部分摘录：
苏格拉底的挑战 历史是一个不断征服与被征服的循环。一个因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充满活力的民族，在日益紧迫的生存需求的驱使之下，离开自己的家园，朝着不那么有活力的民族所在之地迁徙，征服、取代或吸收它。在一个不那么宽裕的环境中养成的意志和生活习惯，现在迅速地产生了经济上的盈余。这样积累起来的部分资源，在帝国主义的扩张中就成了资本。日益增长的经济盈余，产生了一个有闲阶层，他们擅长奢侈艺术，对体力劳动则不屑一顾。闲暇产生思辨，思辨消解教条主义和陈腐习俗，发展出敏锐的感知，但让人丧失行动的决断。思想，在分析的迷宫中冒险潜行，发现社会背后的个体，剥离其正常的社会功能，转向内在，发现自我。共同利益和共同体的意识日益衰退，如今，已没有公民，只有个人。
另有一个偏远地区的民族，与严酷的环境做着斗争。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森林被砍伐，道路被开辟，物阜民丰，人们骄奢淫逸。它满怀梦想，充满渴望，团结无畏，不断入侵其他民族。接下来历史将重复上演以前的故事，各民族在征服与被征服中恢复活力。任何文明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使自己恢复活力，从而避免重蹈覆辙。
作为粉碎机的哲学 因此，哲学的兴起，往往预示着文明的衰败。思辨源于自然，产生了自然主义；哲学于人而言，先是一种心理奥秘，进而成为一种社会特征，并产生了个人主义。哲学家并不总是渴望这些结果，但他们确实成就了这些结果。他们觉得自己是国家不情愿的敌人：他们从人格的角度看待人们，而国家从社会机制的角度看待人们。有些哲学家可能乐于持重守旧，但智慧会破茧而出。当哲学家发声时，众神和王朝就会崩塌。大多数国家都根植于神权，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众神的黄昏，就是各国的午后。
最终，每一种文明都会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个体通过思索意识到，自己本身就是生存的目的，他要求国家从此往后加强而不是利用他的能力，以此为代价，个人将维持国家的持续。哲学家同情这一要求，但国家总是拒绝这一要求。因此，文明兴起了，文明又衰落了。哲学史，基本上就是对伟人为避免社会解体所做努力的叙述。哲学家建立了自然的道德法则，以取代他们亲手摧毁的超自然法则。寻求而不是诉诸天体机制，在不牺牲可塑性和个人独特性的情况下，为其人民赢得社会一致性和持久性的某种方法——这在过去是哲学家的任务，现在仍是哲学家的任务。我们应该感谢哲学的存在。在我们这个时代，说不定最终它会形成一种有效的自然伦理呢。这一成就，可能正是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雅典的个人主义 在欧洲思想史上，伟大的时代，大多是个人主义兴盛的时代。例如苏格拉底时代、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启蒙运动时代。我们是否应该把目前这个行将结束的时代列入其中呢？这些时代，通常都是伴随着帝国扩张而出现的：帝国主义要求加强个人效忠国家的纽带，而这种强化，既带来帝国主义的满足感，也带来个人主义的反应。征服或商业贸易再一次打破了政治或经济疆界，打破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壁垒，形成了习俗的相关性，以及与社会传统相对立的个人“理性”问题。
公元前4世纪的一篇政论，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人的心态。“如果所有人都把他们认为是良好和高尚的习俗汇聚在一起，再从这些习俗中挑选出他们认为低劣和卑鄙的习俗，那么什么习俗都不会留下来。”一旦这样一种观点找到了有力的捍卫者，社会组织的习俗基础就开始被剥蚀，世代尊崇的机构则受到理性无情的拷问。人们开始将“自然”与习惯进行对比，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后者不利。即使是最基本的希腊制度，也受到了哲学家的质疑。一位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鲁梭说：“上帝让所有人都获得了自由，大自然并没有奴役任何人。”博茨福德谈到“4世纪社会主义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强大影响”。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都在谈论妇女解放运动。人们审查法律和政府。安纳查昔司将法律比作蛛网，它专门捕捉小苍蝇，而让大苍蝇漏网。这种比拟，令人点头称是。卡里克利斯和斯拉西马库斯之流应运而生，他们指陈时弊，声称政府只是大规模剥削的便利工具。
诡辩家 个人主义发展的文化代表是诡辩家。这些人都像大学教授，尽管他们没有身处大学，也没有教授头衔。诡辩家的出现，回应了闲暇阶层年轻人对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成了希腊最强大的知识力量。在他们之前，曾有过哲学家、质疑者，但这些早期的哲学家研究的是自然，而不是人或国家。诡辩家，是希腊第一批克服了自然而然地默认事物秩序这一倾向的人。诡辩家是骄傲的人——谦卑是一种在希腊永远都无迹可寻的恶习，而且他们对新发现的人类智慧的力量充满信心。诡辩家认为，本着希腊所有成就的精神，知识的发展和扩展，正是通向健全和有意义的个人和集体生活的道路。在寻求知识的过程中，他们毫无敬畏之心，决心仔细审视所有机构、偏见、习俗和道德。普罗塔哥拉自称尊重习俗，宣称习俗和制度是人类优于野兽的源泉。但他著名的原则却是“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原则意味着道德只是品位的问题。当一个人的行为对我们有利时，我们称他为“好人”；当一个人的行为对我们有害时，我们称他为“坏人”。对诡辩家来说，美德并不在于服从未经审视的规则或习俗，而在于有效地践行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他们会谴责这个拙劣的人，并放走那个“罪人”。他们是轻率的怀疑论者，不分青红皂白，并愿意为金钱颠倒黑白。这是一条古老的指控，后来学希腊哲学的学生几乎异口同声地反对它。
诡辩家最伟大的发现就是个人主义，这也正是主张寡头政治的柏拉图等人不能宽恕他们的根源。正因如此，直到今天诡辩家仍然声名狼藉。诡辩家声称，法律的目的是拓展个人发展的可能性。如果不符合这一标准，法律就应该被遗忘。有一种比人类的法律更高的法律——公道自在人心的自然之法，且凌驾于任何法律之上。个人道德凌驾于任何国家政令之上，这使得所有激进主义都相形见绌。尽管柏拉图文如泉涌，但并未受此蛊惑。诡辩家则深信不疑，振臂高呼，应者云集，希腊因而风云变色。苏格拉底在世时，发现这个世界四分五裂，发现这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发现这是一种人格混乱的喧嚣。当有人问他如何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时，他只是简单地回答道：三思而后行。
智慧即美德 智慧即美德，这并非新论。这只是对希腊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雅典人人生观中一个要素的强调，这是画龙点睛之笔。诡辩家（不是苏格拉底或西塞罗）把哲学从天堂带到人间，但他们的哲学卑躬屈膝，拜倒在商业效率和功名利禄的脚下。他们只是金钱的仆役、精明的掮客，只热衷于蝇营狗苟。苏格拉底与诡辩家唱和，谴责任何暂时性的对形而上学抽象的热衷——一元和多样，运动和静止，空间的延续，预言的困惑，等等；他们群嘲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并要求所有思想源于现实，归于生活。但苏格拉底的精神与诡辩家天差地别，就好比斯宾诺莎的精神与中世纪的放债人天悬地隔一样。对于诡辩家来说，哲学只是一种职业。诡辩家只是“智慧的情人”，索求无度。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哲学是对永恒的善的追求，是对生活的持久满意的追求。哲学寻求正义、节制、勇气、虔诚，因而“生命不息，探索不止”。
这并非易事，结果也是毫不意外地确定：“当我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时，彷徨复彷徨，难有定论，无从抉择。”与苏格拉底交谈的人显然是空手而归的。但苏格拉底已播下了希望的种子，这些种子在平静的思绪中开花结果。苏格拉底可以澄清人们的观念，可以揭示他们的假设和偏见，但他不能也不会为他们提出意见。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书面的哲学，因为他只有最笼统的建议，并知道忠言逆耳，没人愿意听。他相信，他的朋友们会传播他的智慧。
智慧是什么？首先，它是对美德和智慧、道德和知识的认同。但更重要的是，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它是对公共和个人利益的基本认同。在这位智者的脚下，满是古老道德的碎片。用什么来取而代之？这一代年轻的雅典人被剥夺了超自然的信仰，他们不会听从“美德”的劝谕，也不会听从对社会自我牺牲的忠告。接下来该怎么办？是否应该对诡辩家施加社会和政治压力，迫使他们改变个人主义教条，分析破坏道德？道德呢？毁灭分析？
苏格拉底答道，道德会变得更为高尚，并无惧于最无情的怀疑者的攻击。“诡辩家是对的，”苏格拉底说，“道德比社会服从更重要。”但是，诡辩家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苏格拉底认为，如果一个人是聪明的，他就会看到促使一个人成为一个良好公民的品质——正义、智慧、节制、勇气，同样有利于个人利益和发展。所有这些“美德”都是高山仰止，而唯一真正的美德——智慧，则与时俱进。任何行动都是不道德的，除非上善若水，虚怀若谷。“罪”就是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就是对才能的愚蠢浪费。除了至善，人应别无所求；示之以善，人将孜孜以求；孜孜以求，则人将乐此不疲，国将固若金汤。问题在于，人们缺乏洞察力，看不到至善。他们需要的不是“美德”，而是智慧，需要的不是滔滔布道，而是拨云见日。自律者自强，方能行思坐想，千般思索万般考虑；自知者自控，方能高瞻远瞩，不为山高所阻，方能明察秋毫，不为小利所动。至此，辩证、诘问、概念和定义的道德重要性已不言自明：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使我们自己的思想清晰”，我们必须问自己何欲何求，善之所在。辩证法是美德的仆役，一切澄明都是美德。
美德的意义 当然，这就是直率的知性主义，也是哲学中最好的反驳学说。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对苏格拉底的伦理轻描淡写，可谓趣事一桩。西奇威克说，这是一个“奢侈的悖论，与道德自由格格不入”。“苏格拉底观点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无出其右者。”贡珀茨说。格罗特说：“他的学说，忽略重要的情感、欲望等适当要素。”霍布豪斯说：“这种伦理倾向于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智力问题，而不是性格问题。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倾向会破坏道德责任。”亨利·杰克逊说：“他的意志如此强大，几乎畅通无阻。”尼采说：“苏格拉底犯了忽视行动的错误，因而把知识视为善行的唯一条件。”他指出：“苏格拉底陷入一种误解……不论代价，只有理性、冷静、谨慎、意识，没有本能，这与本能对立，这本身就只是一种疾病……而绝不是回归‘美德’、‘健康’和‘幸福’。”“看到至善，认同至善，但背道而驰。”这句陈腐的格言常被人引用，并被用来为苏格拉底开脱。苏格拉底的结论，应被接受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在驳斥某种学说之前，试着去理解它是有用的。苏格拉底说，所有真正的美德都是智慧。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美德？
文明的特征，可能就是它的德行观念。与我们相比，希腊人最有特色的德行观念，就是以智慧为美德。“美德”这个词，现在的含义是什么？人们并不愿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人不能如此自负，”奥斯卡·王尔德说，“因为别人会告诉你，你只是一个罪人。”在中世纪，官方对美德的概念，是以女性的优雅为标准的。希伯来人极富男子汉气概的上帝，遭遇了圣母马利亚崇拜的严重侵蚀和由此带来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新教是道德上被征服的男性的反叛。在马丁·路德看来，新教徒正是挣脱僧侣束缚的暴怒者。信条本身早已被抛弃，而人们仍然执着于该信条的伦理。因此，在本质上，我们的现代德行观念仍然是中世纪的和女性化的。童贞、贞节、夫妻忠诚、文雅、服从、忠诚、善良、自我牺牲，是所有受人尊敬的道德家的口头禅；“至善”就是无害，就是不“坏”。人们被“阉割”，以保证互不伤害。这种无伤大雅的“羞怯”，很容易出现在那些天生没有主动权的人的身上，很容易出现在那些顺从恐惧和禁令的人的身上。这种美德是一潭死水，它压制而不是拓展灵魂，它不提供发展的便利，不鼓励社会刺激和生产力。现在，是我们停止用曾经强大的“美德”来称呼这种无谓的消极态度的时候了。美德，必须根据我们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来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