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是一部小说集，由八篇小说组成。作者将现实和幻想混合在一起，讲述了八个有关自我意识和成长的故事：脖子上绑着丝带的女子原本一直拒绝丈夫取下丝带，最后终于妥协，导致离奇事件发生；独居时，一个女人记录下与其他人交往的细节，以人际互动中的种种困境，审视孤立状态下的人性；改写经典美剧中的警探故事，讲述女性职场生活的真实困境和诡怪的都市传奇……作者塑造了许多或迷茫或坚定，但都努力追寻理想的女性形象，用她们的视角探索何为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世界。
作者介绍
卡门•玛丽亚•马查多（Carmen Maria Machado），1986年生，美国作家、批评家。她的作品以充满荒诞的想象力著称，曾入选美国年度最佳怪异小说选集等。《为丈夫缝的那一针》入围2014年星云奖决选名单。她的小说集《派对恐惧症》入围201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名单。
部分摘录：
清单 一个女孩。我们在她家地下室，并排躺在发霉的毯子上。她的家长在楼上；我们跟他们说我们在看《侏罗纪公园》。“我当爸爸，你当妈妈。”她说。我拉起我的衬衣，她拉起她的，然后我们就这样盯着彼此。我的心脏在我的肚脐底下奔腾乱跳，但我担心我的监护人和她的家长会发现我们在干吗。我到现在始终没看过《侏罗纪公园》。我想之后大概也没机会了。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们三人是朋友。我们在我房间喝偷来的小冰柜里的酒，就躺在我那张大床上。我们笑呀聊呀，把酒瓶传来传去。“我之所以喜欢你，”她说，“就是喜欢你的反应。你对任何事的反应都很有意思。好像对什么都很热情。”他同意地点点头。她把脸埋入我的脖子，然后对着我的肌肤说：“就像这样。”我笑了，我很紧张，也很兴奋。我感觉自己像把吉他，有人跑来拧了调音旋钮，让我的弦紧了起来。她的睫毛不停拍打我的皮肤，对着我的耳朵吞吐气息。我呻吟、扭动，有整整一分钟都在高潮边缘盘旋，但其实没有人抚摸我那里，就连我自己也没有。
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其中一人是我男友。他的家长出城去了，所以我们在他家办了场派对。我们喝加了柠檬汁的伏特加，他鼓励我和他朋友的女友温存一下。我们迟疑地吻了彼此，然后就没了。男孩们也温存起来，我们就这样望着他们好长一段时间，感觉无聊，但又醉得站不起来。我们在客房睡着了。等我醒来，膀胱已经满得像枚握紧的拳头。我踱步到门厅，发现有人把伏特加和柠檬水撞到地上。我试图清理干净。这种混合液把大理石地板的涂层一条条溶掉，裸露出本体。几个星期后，我男友的母亲在床后面发现我的内裤，拿给他，而且是她已经洗过了的，此外什么话也没说。奇怪的是，我怀念那种干净衣服散发出的花朵般的化学香气。而此时此刻，我只能想到衣物柔顺剂。
一个男人。很瘦，高个子。整个人瘦得能看出骨盆的形状，而我因此莫名觉得性感。灰眼睛。挖苦人的微笑。我认识他近一年，从去年十月在一场万圣节派对遇见彼此开始。（我没打扮；他打扮成太空英雌(1)。）我们在他的公寓喝酒。他很紧张，说要替我按摩。我很紧张，就答应了。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搓揉我的背部，然后说：“我的手开始累了。”我说：“噢。”然后转身面对他。他吻我，他的脸上都是刺刺的胡茬。他闻起来有酵母的味道，还有昂贵古龙水的前调。他躺在我身上，我们温存了一阵子。我体内的一切都在绞扭，快乐地绞扭。他问可不可以碰我的乳房，我抓住他的手直接压覆住我的乳房。我脱掉衬衣，那感觉就像有滴水正沿着我的脊椎往上滑。我意识到这一切要发生了，真的要发生了。我们都脱光衣服。他把保险套滚动着往下套好，整个身体笨拙地移到我身上。那感觉比什么都痛，真没这么痛过。他高潮了，我却没有。他把自己退出来时，保险套上满是鲜血。他把保险套剥下来，丢掉。我体内的一切感觉都在剧烈跳动。我们睡在一张太小的床上。第二天他坚持开车送我回宿舍。回到我房间后，我脱掉衣服，用一条毛巾把自己裹起来。我身上仍有他的味道，仿佛我们还待在一起，而我渴望更多。我感觉很好，像个偶尔会做爱的成年人了，像个真正展开人生的成年人了。我的室友问我感觉如何，然后拥抱了我。
一个男人。是男朋友。不喜欢保险套，问我是否在采取避孕措施，反正还是在最后一刻抽出来了。一团糟。
一个女人。分分合合的那种女朋友。计算机系统结构课上的同学。棕色长发一路披散到屁股。她比我预期的还柔软。我想往下直攻重地，但她太紧张了。我们温存了一下，她把舌头滑入我的嘴巴，之后回家，我在我那间清冷寂静的公寓里自己来了两次。两年之后，我们在我的公司大楼铺了碎石子的顶楼搞了一次。就在我们交缠的身体往下四层楼的地方，在我那张空荡荡的椅子前，屏幕上的程序正进行编码。我们完事后，我抬头注意到一名穿着西装的男人，正从隔壁的摩天高楼看着我们，手在长裤里东摸西摸。
一个女人。戴圆眼镜，红发。不记得在哪儿认识的。我们用药嗨了，干了一场，手还在她体内就不小心睡着了。我们在天亮前醒来，走过整座小镇到一家二十四小时餐馆。我们抵达时天空下着小雨，穿凉鞋的脚因凉气而僵麻。我们吃了松饼，把马克杯都喝空了，但要找女服务员来时，却发现她正盯着悬吊在天花板下的电视机，里头播放着最新消息。她咬住嘴唇，手上的咖啡壶都歪了，在麻油毡布上洒下许多棕色小点。我们看着电视，眨眼间主播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清单，上面列了正在隔壁州蔓延的病毒的症状，就在北加州。主播重新出现，他反复表示飞机已经停飞，州界已被封锁，病毒似乎已被隔离。服务员终于走过来了，但心不在焉。“你有亲友在那里吗？”我问，她点点头，双眼涌满泪水。我感觉很糟，我什么都不该问的。
一个男人。我在家附近的一个街角的酒吧认识了他。我们在我的床上温存。他闻起来像酸酒，但其实他喝的是伏特加。我们上了床，但他大概有一半时间都软软的。他想下去舔我，但我不想。他生起气来，走了，他摔纱门时太用力，我的香料架还因此从钉钩上脱落，摔到地上。我的狗不停舔着肉豆蔻，我为了替它催吐只好强喂它吃盐。肾上腺素令我整个人静不下来，于是我列了一张生命中出现过的动物清单——七个，包括我的两条泰国斗鱼，不过它们在我九岁时于一周内相继死去——另外还列出越南河粉需要用的香料清单。丁香、肉桂、八角、芫荽、姜、小豆蔻荚。
一个男人。比我矮六英寸。我向他解释，我原本任职的网站生意急剧变差，因为流行病蔓延时没人想要风格奇诡的照片，所以我在那天早上被解雇了。他请我吃了晚餐。我们在他车上搞了起来，因为他有室友，而我当时无法待在自己屋内；他把手滑入我的胸罩，他的手完美无缺，天杀的完美，我们就这样陷在空间过小的后座里。我两个月来第一次高潮了。隔天我打电话找他，留了语音信息，说我过得很愉快，希望有机会再见面，但他始终没回电。
一个男人。以某种粗活为生，我记不得是哪种粗活，不过记得他背上有条蟒蛇的刺青，底下还有一句拼写有问题的拉丁语。他很强壮，可以把我抱起来压在墙上，就这么直接上我，那是我这辈子最刺激的感官体验了。我们还因此弄坏了几个画框。他的双手万能，我则用指甲在他背上刮擦，他问我是否会为了他抵达高潮，我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会为你抵达高潮，就是这样，我会。”
一个女人。金发，说话急促，是个朋友的朋友。我们结婚了。其实我到现在都还不确定，自己究竟是真的想跟她在一起，还是因为害怕身边世界正相继发生的一切。不到一年时间，我们的婚姻就吹了。我们对彼此吼叫的时间比做爱还多，甚至比说话的时间还多。某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我因此泪流满面。之后，她问我要不要来干一下，然后在我回答前脱光衣服。我真想把她推出窗外。我们做爱，然后我开始哭。结束后她去冲澡，我打包了行李，开着自己的车离开。
一个男人。那是我离婚六个月之后的事，当时我还处于离婚后的混乱苦恼中。然后在他家族中最后幸存的成员葬礼上认识了他，我很忧伤，他也很忧伤。我们先是在一座空屋中做爱，那座屋子本来属于他的哥哥、哥哥的妻子和小孩，但他们全死了。我们在每个房间里都干，包括走廊。在走廊时，我无法直接躺在硬木地板上让骨盆弯折起来，所以在光秃秃的毛巾柜前为他打手枪。在主卧房时，我骑在他身上看着自己在化妆镜面上的倒影，灯没开，我们的肌肤因为月光而闪现银光，而他在进入我时说：“抱歉，抱歉。”他一个星期后死了，是自我了结。我搬出这座城市，往北方去。
一个男人。又是灰眼睛。我很多年没见过他了。他问我过得如何，我跟他说了一部分，隐瞒了一部分。我不想在拿走我处女之身的人面前哭。不知怎的感觉就是不对。他问我失去了多少亲友，我说：“我的母亲，大学时的室友。”我没提到是我发现母亲的尸体的，也没提到之后三天，好几位紧张的医生都在检查我的眼睛，想知道是否出现了早期病征，更没提到我曾试图逃离隔离检疫区。“我之前认识你时，”他说，“你真是天杀的年轻。”他的身体很熟悉，但也很陌生。他的技巧变好了，我的技巧也变好了。当他从我体内拔出时，我几乎以为会看到血，但当然一点也没有。在我们分别的这些年中，他变得更俊美了，也更体贴了。我很惊讶自己竟然在浴室的洗手台前哭了起来。我让水龙头的水不停流着，免得他听见。
一个女人。深褐色头发。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前雇员。我和她在社区大会中认识，会上他们教导我们储备物资的方法，以及如果病毒越过防火线而来，我们该怎么应对爆发的疫情。我结婚后就没碰过妻子以外的女人，但当她把衬衣掀开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渴望乳房、湿润的感觉和柔软的嘴唇。她渴望被老二进入，我照做了。完事后，她沿着保险套留下的凹痕抚摸我，然后向我坦承，其实从没有人幸运地制造出疫苗。“不过，那天杀的玩意儿只会通过肢体接触传播，”她说，“只要人们彼此离得远远的——”她沉默下来。她在我身边蜷曲着身体，我们逐渐睡去。我醒来时，她正在玩假阳具，而我假装自己还在睡。
一个男人。他在我家厨房为我做晚餐。菜园里剩的蔬菜不多了，但他尽力了。他试着用汤匙喂我，但我直接把汤匙柄接过来。食物尝起来不算太差。那个礼拜已经停电第四次，所以我就着烛光吃饭。我痛恨这种偶然促成的浪漫气氛。他在我们搞上时摸着我的脸，说我很美，而我稍微摆摆头甩掉了他的手。当他第二次这么做时，我把手放在他的下巴侧边，叫他闭嘴。他立刻高潮了。他打来的电话我都没回。当收音机传来病毒不知怎的传到内布拉斯加的消息时，我意识到自己得往东移动，所以这么做了。我丢下菜园、丢下那片我埋葬了狗的空地，也丢下松木桌，我曾在桌上焦虑地列过许多清单——比如英文中以“m”开头的树：枫树、银叶合欢、桃花心树、桑树、木兰、山梨、红树林、桃金娘树；比如我住过的州：艾奥瓦、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和纽约——在软木桌面上印刻下一大堆难以判读的字母凹痕。我带了我的存款，租了一栋靠海的别墅。几个月后，住在堪萨斯州的房东不再存入我支付给他的支票。
两个女人。她们是从西部的州逃来的难民，车子一直开啊开，结果在距离我别墅一英里处抛锚了。她们来敲我的门，在我家待了两星期，其间我们一直想把车修好，希望它能跑起来。某天晚上我们喝了酒，聊起隔离检疫。发电机必须有人手动启动，其中一人自告奋勇去了。另一人坐在我隔壁，将手沿着我的腿往上滑。结果我们一边亲吻一边各自用手解决。发电机启动了，电力恢复。另一个女人回来了，然后我们三人睡在同一张床上。我想要她们留下来，但她们说要继续往加拿大去，有传言说那里比较安全。她们提议我一起去，但我开玩笑地说要为美国坚守这座堡垒。“我们现在在哪个州？”其中一个人问，我答：“缅因。”她们轮流吻了我的额头，封我为缅因的守护者。她们离开之后，我只偶尔开启发电机，大多时间宁愿待在黑暗里，就这样点着蜡烛。这栋别墅的前屋主拥有满满一整柜蜡烛。
一个男人。是联邦国民兵。他第一次出现在门口时，我以为是来要求我撤离，结果发现他是逃兵。我给他提供了能睡一晚的地方，他向我道谢。结果我被一把抵在喉头的刀子吓醒，他一只手就放在我的乳房上。我告诉他，我现在躺成这样没办法跟他发生关系。他让我站起来，我把他推进书柜，他一撞就昏过去了。我把他拖到沙滩上，再推进浪花中。他醒来，嘴中不停吐出沙子。我拿刀指着他，要他往前走，一直走，敢回头看一眼就宰了他。他照做了，我就这样盯着他，直到他成为细长海岸边的一个暗色小点，接着消失。他是我那年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一个女人。她是个宗教领袖，后面拖着一队五十人的信徒，所有人都身穿白衣。我要求他们在我的住处附近等了整整三天，逐一确认他们的眼睛没问题后，才允许他们待下。他们在别墅各处扎营，包括草坪和沙滩。那名领袖说他们自己就有物资，只需要有个地方睡觉。她穿的袍子让她看来像名巫师。夜幕降临。她和我光脚绕着营地走，营火的光线在她脸上刻下许多阴影。我们走到水边，我指向那片黑暗，指向她看不见的一座小岛。她把手滑入我手中。我为她倒了一杯酒——“喝起来有点像月光酒(2)。”我把平底酒杯递给她时这么说——然后我们一起坐在桌边。我可以听见屋外的人们在笑、在演奏音乐，孩子们则在跟海浪嬉戏。这个女人看来累坏了。我此时意识到她其实比外表更年轻，是她的工作让她衰老。她啜饮手中的饮料，尝到酒的味道，扮了张鬼脸。“我们已经走了很久，”她说，“我们曾停下一段时间，在靠近宾夕法尼亚的某地，但就在遇上其他团体时，病毒追上了我们。再次和病毒拉开距离前，我们死了十二个人。”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深吻彼此，我的心脏在我的阴部剧烈跳动。她尝起来就像烟和蜂蜜。这个团队在此地待了四天，直到某天她做了个梦，醒来后说她得到一个征兆，表示他们得继续前进。她邀请我跟他们一起走。我试着想象我跟她一起走的样子，而她的信众会像孩子般跟在我们身后。但我拒绝了。她在我的枕头上留下一份礼物：一只跟我大拇指一样大的白镴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