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世界书业史上绝无仅有的旧书店街，鼎鼎大名的“神田神保町”是如何形成的？本书网罗了云集于此的书店、出版社、经销商、大学、语言学校、专门学校、预备校、电影院等一众业态不为人知的兴衰史，通过翔实的史料唤醒过往的缤纷记忆，勾勒出孕育了日本近代知识与文化的这一“奇异街区”之全貌！
我想写写关于神田，尤其是关于神保町的故事。不过，本稿并非散文式的叙事，而是站在社会与历史的角度展开叙述。言下之意，我会将这条全世界绝无仅有且独树一帜的“旧书街”重置于经济、教育、饮食、居住等宽泛的人文坐标之中，从社会发展史的高度鸟瞰神保町。我既希望能提炼出神保町的独特性，也期许着通过其自身的独特性映照和反观日本近代本身。
作者介绍
鹿岛茂：法国文学的研究者。明治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19世纪法国文学。1949年出生于横滨市，197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1978年修完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现任明治大学国际日本学院教授。曾凭借《巴黎各职业风俗》一书获读卖文学奖评论、传记奖等诸多奖项。拥有大量的旧书收藏，在东京都港区开设了书斋工作室“NOEMA images STUDIO”。著有新书《“恶智慧”的逆袭》（清流出版）、《圣人366事典》（东京堂出版）等。
部分摘录：
晶平黉与两所官立学校 在前节中，我从町名的由来发散到了涩泽荣一的故居，总感觉叙述有些跳跃，本节我将稍回到当时的年代，从开设蕃书调所前后说起，试着追溯神保町的历史背景。
首先，依然要听听前人们的说法。
“无论是江户还是明治，甚至时至今日，神田都有为数众多的学校和私塾。纵观全世界这也绝无仅有。
前文已经提到，江户时代，当时的最高学府晶平黉（昌平坂学问所）设立在汤岛。
据说佩里来航叩开日本的大门之后，幕府在神田三崎町和神田小川町开设了讲武所，向旗本和御家人子弟教授剑术和枪术。
（中略）
幕末，又设立了两所官立学校。
其一是后来在明治时代变身成为东京大学的洋学机构‘开成所’。
安政四年（1857）创立以来几易其名。最初设立在神田小川町，名为‘蕃书调所’，五年之后迁至神田一桥门外并更名为‘洋书调所’，不久之后再度更名为‘开成所’。明治初期还一度被称为‘开成学校’。
此外，还有另一所官立学校，即安政五年创立于神田玉池的种痘所，后发展壮大在文久元年（1861）成为西洋医学所，两年之后更名为‘医学所’，维新之后与‘开成所’一起移交新政府管理，不久后改编为东京大学。
以上学校均发源于狭小的神田之地。”（司马辽太郎《街道漫步36 本所深川散步、神田一带》朝日文库）
司马先生的文章简洁明了，用年表的方式浅显易懂地揭示了神田神保町作为“学校街区”的发展历程，这直接影响了它后来被布局为“旧书街”。简言之，首先在汤岛设立了晶平黉，接着幕末时又设立了洋学系的两所官立学校。
我对此说法毫无异议，神田的确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不过，如果只看年表的话难免会漏掉一些内在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汤岛设立了晶平黉”这一事实与“幕末又设立了两所官立学校”这一事实之间不一定就理所当然地用“故而”这样的顺接连接词来连接，恐怕应该用“尽管如此”这样的逆接接续词更恰当。
换言之，尽管幕府官方许可的研习朱子学的研究所与幕末在外国的压力之下设立的洋学研究所均属于学问所的范畴，并且都设在神田一带，但不可否认其中内情错综复杂、几经周折。
这一点从“蕃书调所”这个古朴陈旧的名称中就可窥见一二。
我试查了《国史大辞典》等资料发现，最初在推动设立蕃书调所之时，暂定名称是“洋学所”，安政三年（1856）二月正式更名为“蕃书调所”（也有说法是安政四年正式更名）。那么，为何洋学所要更名为蕃书调所呢？《国史大辞典》中没有揭示其更名的缘由，但在查阅了大久保利谦等教育史研究专家的著作之后，可知其中有如下错综复杂的内情。
据说是对洋学研究的勃兴深感不悦的晶平黉的林大校长以及幕府内的攘夷派官员从中作梗。在林大校长等朱子学派的汉学家和攘夷论者们看来，西洋的学问书都是意为“野蛮”的“蛮书”。事实上，文化八年（1811）设置在江户幕府天文方（日本江户幕府的官职，主要负责天文观测、制定历法、测量，以及翻译外文书籍等）之下的外交文书调查翻译机构一直被称作“蛮书和解御用”。
到了幕末，到底是觉得“蛮”这个字眼太过露骨，便决定采用另一个与“蛮”字意思相近却表达更加委婉的“蕃书”一词，对蕃书进行调查研究的机构自然便称作“蕃书调所”，名称由此固定下来。
了解了这番内情之后再细回顾一下蕃书调所的地址变迁，有些事情便一目了然了。
“安政三年，将九段坂下的原竹本图书老板的宅邸作为校舍，在第一位校长古贺增的带领下，箕作阮甫等教授、副教授、素读教授（只读不讲）共计十五人开始开班授课。（中略）万延元年校舍迁至小川町的狭小建筑中，文久二年五月政府将一桥门外的护持院原划给学校作为校舍用地，翌年五月校舍迁至于护持院原新修建的宽敞建筑中。”（《国史大辞典》“蕃书调所”一项，吉川弘文馆）
言下之意，“蕃书调所”最初位于九段坂下，“万延元年迁至小川町的狭小建筑中”，最后在“蕃书调所”更名为“洋书调所”的同时搬迁到了“一桥门外的护持院原”，结合当时的地理情况可知，这绝对谈不上是优待，甚至应该视为一种相当程度的冷遇。
首先，较之晶平黉所在的汤岛高地，九段坂下可以说是相当边缘的地带。这个选址其实透露了林大校长等人的心思和谋算，那就是想要尽可能地将如“蕃书”这个名称一般蛮夷而污秽的调所设置在远离汤岛的边缘地带。据《东京外国语大学史 独立一百周年（建校一百二十六年）纪念》（编辑·东京外国语大学史编纂委员会、发行·东京外国语大学）记载，被任命为洋学所校长的古贺谨一郎（谥号为增）最初因洋学所要研习火药等而建议将石川嶋寄州作为校址候选地，但这一提议被搁置，后来又提出希望能启用昌平桥外的消防用地，这一建议也以该地为讲武所的预留地为由被驳回。其实，在这一系列的讨价还价中始终闪现着晶平黉的影子。据说九段坂下的竹本图书老板的宅邸是当时的老中（日本江户幕府的官职之一。辅佐将军、总理全部政务的最高官员）阿部正弘突然指定给蕃书调所的，该宅院严重老朽，不整理修复根本无法使用。
再说随后的神田小川町，因为是“狭小的建筑”，所以自然相当于是一种“流放”或“隔离”。
那么，最后“一桥门外的护持院原”又如何呢？
从今天的地理感觉看来这里确实是一等一的好地方。可从当时的情况看来却恰恰相反！
关于这一点，福泽谕吉著·富田正文校订《新订 福翁自传》（岩波文库）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证言。
安政五年，时年二十五岁的福泽谕吉在绪方洪庵位于大阪的兰学塾经过一番锤炼之后终于抵达江户，在位于筑地铁炮洲的中津藩的中等宅邸的大杂院中住了下来，并开始向中津藩的子弟们传道授业，翌年，在一次到横滨的租界之行中，意外发现学问的趋势已经从兰学转为了英学，因而大受打击。
但他很快立下新的志向，决心从零开始学习英语，随即开始向长崎的通司（译员或译员兼向导），一位名为森山多吉郎的幕臣一对一学习英语，但森山的住所位于小石川的水道町，因此福泽谕吉只得徒步往返于铁炮洲和水道町之间。加之森山公务异常繁忙，便和福泽约定每天工作结束后，大概傍晚时分请福泽到小石川的家中来。
“往来途中正好经过今天神田一桥外的高等商业学校一带，原来叫作护持院原的地方，那里巨松繁茂，异常阴森恐怖，像极了流放之地。晚上十一二点左右从小石川回家途中经过那里时心惊肉跳的恐怖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换言之，“一桥外的护持院原”就在江户城附近，并且是“巨松繁茂，异常阴森恐怖，像极了流放之地，虽然幕府将此地划拨给了“蕃书调所→洋书调所→开成所”用作校舍建设用地，但着实是让人高兴不起来的蛮荒之地。
话说回来，这一带为何会残留着这原始森林一般完全未经开发的荒野之地呢？
关于这一点，在前文提到的司马辽太郎的《街道漫步36 本所深川散步、神田一带》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考证，那么我就暂且引用司马先生的研究结果并稍作补充。
今神田神保町到一桥、神田桥一带，从德川家康入驻关东（领主进入自己的领地）以来就是一片蓄洪地，名为大池。一个叫作木村源太郎的人从家康手中领受了这附近四五个町的地盘并承诺进行围湖造田，结果大获成功。后来这片地作为武家之地被幕府没收，但到了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时，一个名叫隆光的新义真言宗僧人为了讨好德川纲吉，提出要在此地修建一座镇压江户城鬼门的寺庙，意图常住于此。
“德川纲吉心生畏惧，便命隆光在此建造了名为护持院的寺庙，赐予寺庙宽广的领地，同时还分封给寺庙每年一千五百石俸禄。
护持院坐拥从神田桥到神田锦町（一丁目到二丁目）再到一桥这一整片大得惊人的宽广领地。当然，作为江户核心区域内的一座寺庙，坐拥如此反常的巨大领地，可见隆光当时的龙宠之盛。”
后在享保年间的大火之后，需要在江户城周围规划用于防止火势蔓延的消防空地，护持院因此迁至大塚，寺庙原址所在地被规划为面积巨大的消防用地，这块空地就是所谓的“护持院原”。由于面积太过巨大，政府在每一区划中都标上了番号，一桥门附近是“一号消防用地”，其东侧是“二号消防用地”，西侧是“三号消防用地”。
这一至三号的“消防用地”，在嘉永三年（1850）刊行的尾张屋版江户拼接地图《增补改正 饭田町·骏河台·小川町绘图》中明确地被标出为绿色。
顺便说一下，司马辽太郎在叙述了护持院原以上变迁过程后，发出了如下感叹。
“总之，在江户时代就已经人气兴旺、繁华异常的神田一带，居然存有护持院原这样的宽广荒野，总让人感觉恍如梦境一般。”
接着，司马辽太郎将话题转向了森鸥外的短篇小说《护持院原的复仇》，这与本稿主题并无直接关系，因此不再赘述。总之，这一带的变迁大致可总结如下。
随着江户走向终焉，幕府认识到必须借助荷兰语来引进西洋的学问，因此决定开设洋学所，但由于幕府的官学晶平黉从中作梗，洋学所不仅更名为古板、落伍的“蕃书调所”，办学场地也被挤压到了九段坂下蛮荒的“边境”地带。
之后，“蕃书调所→洋书调所→开成所”继续被放逐，最终得以在“护持院原”的“一号消防用地”筑屋兴学，但从当时的标准看来，这绝对不能称为是厚遇。
然而，意外的结果是，得到“护持院原”的巨大宅地正好为进入明治之后“蕃书调所→洋书调所→开成所”转型大跨步发展为东京大学奠定了基础，这也正好促进了神田神保町发展为“旧书街”。
总之，正因为幕府的官学晶平黉对洋学的刁难和排斥，神田一桥一带才能变身为“学校街”，神田神保町才得以变身为“旧书街”。
今天，从锦桥通往明治大学的途中（曾经的千代田大道，现在的明大大道），在东京电机大学五号馆（2012年迁至北千住）背后有一个小小的辻公园，时常能看到白领们在那里抽烟闲聊，可很少有人留意到那里立了一块“护持院原遗址”的石碑，碑上刻载着该地的历史变迁。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移步到那里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