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04～1920年的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沙皇身边一些思虑深远的人认识到俄国在德国显著军事优势下的脆弱性，伟大的俄国需要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声音仍然占据了主导。俄国统治者们认为，1914年俄国加入战争的决定是在保卫国家未来，实际上它带来了诸多问题，并对20世纪的俄国和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走向火焰》以俄国为核心研究对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世界史视野下俄国革命发生原因的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俄国视角。
作者介绍
多米尼克·利芬（Dominic Lieven），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历史系，现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高级研究员、英国学术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他的《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2015 年由甲骨文推出中文版）获2009 年沃尔夫森历史奖、2009 年拿破仑基金会拿破仑奖等诸多荣誉。
部分摘录：
随着自身的不断发展，俄罗斯帝国铸就了非凡业绩。莫斯科的14个小公国所辖领土不断扩大，直至占有全世界地表面积的六分之一。作为欧洲最东端的国度，俄国成了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传统上，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大都认为俄国人是蛮夷，但是到19世纪时，俄国文学、音乐与绘画已成为欧洲和全球文明中最璀璨的装饰品之一。
倘若我们回顾这一庞大国度面临的重重困难，俄国人的业绩就更显不凡。在如此高纬度的北纬地区，在如此远离全球贸易和文明中心的地区，只有俄国人创立了大帝国。贸易需要城市、读写能力与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这三个要素俄国都缺。1763年“七年战争”接近尾声时，俄国首次被公认为是毋庸置疑的欧洲大国，此时，它下辖16500名官吏，这个数字只比普鲁士的多一点儿，而普鲁士领土面积仅为俄国欧洲部分领土的百分之一左右。这批官僚的质量也成问题。普鲁士君主国可以从一系列德意志大学中招募官吏，其中很多大学已有数百年历史，而俄国只有1775年建立的莫斯科大学。在此情势下，令人惊叹的不是俄国官僚机构效率低下，而是它竟然还能运作。[1]
历史学家常常把俄罗斯帝国划为农业帝国，这意味着它需要资源来支持国力，它的辉煌也是靠压榨农民得来的。这一过程很难算得上光彩：有些帝国靠开发有利可图的贸易线路获取收益，相对而言，它们不需要那么残忍地剥削臣民。历史上，农业帝国的臣民大都是集中在肥沃河谷的比较密集的农业人口，然而，俄国农民散布在地域辽阔、（在帝国初期）往往贫困的农业区，而且这些地区的交通方式原始落后。俄国的欧洲领土远超其他欧洲国家，即便如此，直到18世纪下半叶，它的人口才超过法国。绵长开放的边境线进一步激励农民逃避国家征税和征兵。在此背景下，用农奴制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的做法体现了残忍的理智。俄国的地理特征迫切呼唤美国式的最大分权，但美国自诞生以来很少在自己所属的整个半球遇上有威胁性的地缘政治对手。沙皇俄国必须极尽一切手段应对地理上的严酷现实，这大大加剧了该国臣民的沉重负担。[2]
从帝国诞生到19世纪初期，掌管俄国政权的都是专制君主沙皇和贵族地主的同盟。在俄国，缺乏劳动力的土地派不上用场，而农奴制保障了劳动力。沙皇和地主分享从农民手中榨取的收入。在所辖土地上，俄国贵族同时扮演国家征税和征兵代理人的角色。
国家军队和官僚机构向贵族提供额外收入，并保护他们免遭农奴起义的侵扰。宫廷贵族中的大家族是罗曼诺夫王朝最亲密的盟友，他们享有帝国发展带来的大部分财富。然而，君主国从未令自己陷入上层阶级的罗网。它仍给予出身于贫困绅士家庭的人加封贵族的机会。对一些幸运的人才来说，为沙皇效力让他们有望获得灿烂前程、卓著名望与无尽财富。
从16世纪开始，俄国领土扩展至其他民族的居住地。俄国靠征服来扩张，然后罗曼诺夫王朝与贵族地主结盟，从而巩固统治。此举不仅让国家税收与征兵系统延伸至新吞并的地区，也让罗曼诺夫王朝能招募更多人才为己效力。扶持非俄罗斯上层阶级也减轻了君主国对俄国贵族及其恩庇-侍从网络的依赖。俄国东正教会始终是君主专制的关键盟友，前者赋予后者合法性，并谴责后者的敌人。1700年时，君主已严密控制东正教会。欧洲境内，在早期现代新教区，教会土地常常落入贵族之手；在天主教区，即便在18世纪，教会也一直持有巨额财富。在俄国，君主没收教会土地，但大多留作自用。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就连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前，一半以上的俄国农民也不是农奴，反倒生活在国有土地或罗曼诺夫家族的土地上，并向国家和该家族缴纳全部税金、提供全部劳役。倘若对比现代化之前很多农业帝国的历史，俄国能让如此大的帝国得以存续的管理与制衡技巧便显得出类拔萃。[3]
当然了，我们万不能太乐观。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非常成功，亦非常残忍。贵族对待农奴的方式不存在任何切实约束，农奴的地位比奴隶好不了多少。1700～1874年，军事征募强迫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终身服役，继而打造了一支强大军队。直到成千上万的悲惨新兵死于震动和不幸后，其余的人才变成真正的军人。很少有新兵再见到家人或再返回乡村老家。然而这只是历史的一面。俄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军事力量是维系它的关键。莫斯科大公国（Muscovy）的东面和南面是世界上最大的草原，它从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这里是游牧武士的世界，到1700年，他们统治草原、威胁邻近农业社会的历史已达千年或更久。13～15世纪，俄国被成吉思汗的后代统治，这不过是一个更广泛主题下的最极端个例。从16世纪开始，来自游牧草原的威胁逐渐减弱，俄国人自己的扩张开始了，他们走出森林区，穿过肥沃草原，到达南部，直抵黑海。对这片广大地域的征服和殖民为俄国日后的国力与财富奠定了基础，但是面对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顽强抵抗，此过程必须有强大军力的支持。
西边同样如此。威胁潜藏于更富裕的欧洲国家，它们的经济更发达、行政机关更完备、军队更先进。来自东边和北边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减弱后，来自西边的威胁随之增加。农业帝国中，奥斯曼是俄国在欧洲最近的邻居。为了维系罗曼诺夫王朝创造的庞大战争机器，俄国人民苦不堪言。因为其统治者未能维持这样的机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至少和俄国人一样痛苦，他们付出了惨痛代价：在奥斯曼帝国北部边境的大部分地区，穆斯林遭杀戮或种族清洗；欧洲人渗透进穆斯林居住的部分核心地带，甚至在当地殖民。同为大国，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在18～19世纪一成一败，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关键在于俄国实施无情的农奴制，并且上层阶级完成了西化。1917年，俄国为这一成功付出了高昂代价：俄国革命异常血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记得曾经的剥削，而且他们觉得帝国上层阶级不只是剥削者，在文化上也完全是外国人。[4]
帝国的成功建立也带来了挑战，哪怕依据帝国标准，俄罗斯也是个庞大国度。距离以及北方的严酷气候给政府运作施加了沉重压力。18世纪，俄国信使送信的速度仍然是两千年前波斯信使的五分之一。一年中很多时间，他们都冒着在暴风雪和泥海中消失的危险。即便在1914年，80%以上的人口依然居住于乡村。俄国的欧洲领土内散布着超过50万座村庄，让它们获得现代交通、教育和福利服务是项艰巨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