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面对西方二十年如一日地宣扬“中国威胁论”“围堵中国论”，甚至“分而治之论”，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正常反应。事实上，民族主义是正宗的西方舶来品，是个人权利意识在民族国家层面的自然延伸。由民族主义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念而缔造的民族国家，因其发展的不平衡性而成为国际冲突的主体。近代中国经过艰难探索，最终依靠民族主义的精神整合力量建立起统一、集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并实现了民族复兴。但同时也应注意，民族主义既具有积极的建设能量，也具有消极的破坏力量，不可忽视狭隘民族主义给中国的一步发展及其所需的国际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大趋势：中国下一步》 本书首先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制度改革，经济改革，和谐建设这些顶层设计方面的改革逻辑进行了梳理，然后重点聚焦于未来三十年中国走向，深刻分析了中国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新秩序、新挑战、新矛盾及其出现的原因，目前的形式和可能的应对策略，本书的后半部分还从中国知识体系建设和中国外交策略两个重要方面如何实现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贸易与理性》本书首先对中美之间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从经济全球化以及美国现状与忧虑的角度进行深度分析，第三章接着对中国如何应对推出几项战略性建议，明确指出中国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去拥抱这个世界；第三章客观分析了当下中国与美国的发展现状，已经对中国自身发展的不足之处做出理性的反思总结。第四章则站在企业家的角度分析企业家所面临的困境和焦虑，并为企业家下一步如何发展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思路。最后则在第五章讲述了中国进入开放4.0版，政府该如何培育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中国的知识重建》这个集子收录了作者过去数年对中国知识重建研究的论文和演讲稿。其中有部分内容曾在作者专栏中出现，这次是全文发表，同时也收录了针对这个主题的访谈录。 现实地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国门大开，中外之间有越来越多的交往，但是中国和世界之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的分歧则越来越大。很多人在谴责西方世界的偏见。但向世界说明中国当是中国人自己的任务。中国缺少一个能够向外在世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一直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结果不仅不能解释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这需要知识分子也即知识的生产者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从更高层次来说，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中国知识体系的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集子关切的是中国的文化软力量问题。 《中国的文明复兴》本书收录了作者过去数年对中国的文明复兴研究的论文和演讲稿。着重从中国道德体系建设、意识形态崛起，话语权建设以及知识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中国的文明复兴。分析了道德解体现状、原因和道德重建；中国当前意识形态状况和重塑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并从国际话语权和中国知识体系建设两大重要方面探讨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在文章结尾部分还附录了儒学与现代国家建设的主题访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文明复兴的意义。 《通往海洋文明之路》选题收录了作者过去数年对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研究的论文和演讲稿。一方面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分析中国自古代的重视陆地地缘政治向重视海洋地缘政治的转变历程， 并以英美等大国崛起成为海洋大国为例阐明中国走向海洋大国之路的必要性。选题还对“一带一路”倡议，南海问题，与中国海洋地缘政治有联系的复杂国际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讲解论述，并且就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与陆地地缘政治、国际外交关系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中国民族主义新解》这是郑永年老师关于中国新民族主义的专著，属于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回答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重拾民族自豪感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为何在思考中国对于世界的意义时，为何执着于担忧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构成的挑战和威胁而无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贡献。总体来说这是一部心系国家兴衰的著作，本书初步分为七个章节，系统全面论述了中国民主主义的兴起背景，影响因素，并以国际视野客观分析当今世界几个文明冲突与民族主义的辩证关系。最后对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做了极具深度的思考。
作者介绍
郑永年： 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曾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 包括学术类作品：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郑永年论中国系列作品： 《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 《再塑意识形态》 《中国改革路线图》 《重建中国社会》 时政评论类作品：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中国改革三步走》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部分摘录：
中国改革三阶段的逻辑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整部世界近代史在高度浓缩之后，在短暂的时间里突然在中国大地放大呈现出来。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可以在这40年的中国，或多或少找到近代以来的大多历史变革主题，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经济、社会、政治、技术、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急剧变化，使人眼花缭乱，在没有理解甚至意识到一项变化的时候，另一项就发生了。
在意识层面，所有近代以来的“主义”或者“意识形态”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发展空间和相当的支持力量，正如在城市空间不断冒出来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物那样。不过，很多变化很可能仅仅是假象，有“乌托邦”，也有善意和良愿。
然而，不管怎样的变化，中国还是中国，并且越来越中国。在开放状态下，各种变革都成为可能，但各种变革必须得到中国实践的检验。诚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可以追求各种自己以为是“真理”的东西，但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的“真理”，就需要被中国的实践所检验。各种表象掩盖不了真实的中国，更不用说是替代了。
变革并非只是这40年的主题。无论是客观环境对变革所构成的压力，还是变革者的主观意愿，这40年远远比不上近代中国。那个时代，传统中国不仅被遥远的西方国家所打败，而且被昔日的学生日本所打败。因此，那个时代的人们呼出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人们也找到了被那个时代视为必然的变革方向，那就是从小农经济到工业经济、从帝制到共和、从经学到科学。
不过，所有这些变革并没有成功，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争、革命与“继续革命”。等到下一次变革便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不过，也正因为近代变革没有成功，浓缩了的历史和变革动力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出来，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变化的是中国，不变的也是中国。变化什么？变化多少？如何变化？如何在变化中维持不变？如何在不变中求得必要的变化？这些问题谁都可以试着回答，谁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最终决定这些答案的便是政治。政治谁都想参与，谁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来影响政治，但政治必须有一个主体，没有了这个主体，不管什么样的变化最终都会归于失败。
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变革的失败并没有必然性，但从帝制到共和的失败，就决定其他方面失败的必然性。没有了变革的主体，谁来掌控变革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变革是有主体的。有了这个主体，中国重新出发进行变革，拾起了近代留下的变革主题，一路走到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