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德国与中国在文化领域的交往，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本书作者常年处于中德文化交流的前沿，经历和目睹了许多东西相遇时所迸发出的人文趣事。
中国文化如何走进德国？德国如何接纳和看待中国文化和文化人？德国文化的深层状况和肌理如何？作者通过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文化故事，为我们带来有温度的答案。
而身为全球最大书展法兰克福书展和国际出版巨头阿歇特的在华业务负责人，作者又以记者的视角，深度还原了余华、麦家、刘慈欣、北岛、王安忆等中国作家在德国的文化之旅，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的语境下，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种可能。
作者介绍
王竞（Jing Bartz）
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1年赴德国工作，曾在基尔大学执教，后在康斯坦茨工业大学任代理教授。
2003—2013年负责全球最大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的相关涉华业务和国际出版巨头阿歇特的在华业务。
从2013年起，策划了众多文学、电影项目，促进中西文化双向交流。现居汉堡，中西文化项目顾问，孔子学院总部高级项目协调人及顾问，《财新周刊》专栏作家。
部分摘录：
刘慈欣：坐在上帝家里聊科幻 出场
2018年10月12日，刘慈欣在德国时间18:15准时降落法兰克福机场。他的德国出版社海纳的公关经理巴伐利亚女士先于他两个小时从慕尼黑飞到法兰克福，在机场等他。我安排的中国志愿者也及时到达机场配合迎接，然而刘慈欣却没有出现。
此时，我正站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街头。因为餐厅里的网络不好，我走出来和刘慈欣用微信沟通。他找不到出口，觉得自己上的楼层不对。我告诉他不存在选择楼层的问题，出机场只有一条通路。我们用微信回复来回复去，两位守住机场出口的女士焦急万分。
至今我都不知道法兰克福机场和刘慈欣之间发生了什么。19:22我终于听到“接到了”这三个字。回到餐厅，一桌子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朋友笑着说：看来这位科幻作家虽然深知宇宙，对地球却可能还不太熟悉。
第二天，我去他下榻的肯尼迪别墅接他，汽车开过大桥，朝书展方向驶去。他很感兴趣地看了一眼开阔平静的美因河。每次出国，他跟所到城市的接触方式，几乎都是单一地从车窗瞭望。因此他也回答不出记者关于城市印象的问题。
他只有一天时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之后我们安排他去埃森、汉堡和柏林，完成一个由兰登书屋、孔子学院总部和法兰克福书展共同组织的“刘慈欣德国科幻之旅”。这一天有五个公众场登台及数不清的采访，上午10点开始，到晚上9点半结束，中间只有半个小时吃饭休息。他来德国之前我就警告过他，这一天会很可怕，他只简单地回了三个字：没问题。
10月中旬的法兰克福天气反常，气温在26摄氏度上下。刘慈欣穿了一件黑衬衫，不用熨的那种质料，扎在深蓝色的牛仔裤里。这条裤子是他在赫尔辛基被狗咬了以后买的，很合身。去年他去芬兰开世界科幻大会，会场上一只小狗直奔他来，隔着裤子咬破了他的大腿。我们走到书展上德国兰登书屋的大展台，他的德国编辑塞巴斯蒂安欢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里没有狗，哈哈！”刘慈欣跟着笑了笑，很节制，是不善交际的人表达的那种礼貌。
跟他的德国出版商交流的15分钟内，很多媒体的镜头和闪光灯都对着他。他有些不自在，但是努力忽略周围高密度的关注，而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提问的回答上。接下来的几天，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以至于他的公关经理巴伐利亚女士有一次忍不住建议他，不必对每一个问题都严阵以待，您是国际著名的大牌作家，完全可以放松些，甚至还可以调侃一下记者们嘛。但是我猜，这是他给自己设定的对策：每次走出阳泉的家门，不得不出现在中外公众视野里的时候，刘慈欣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内容的应答上，这部分是他擅长的；借此躲避公众对他投注的汹涌热情，这是他天性中难以适应的那部分。“听说过间谍性格这个词吗？”有一次他问我，“跟间谍没关系啊，是指不喜欢被别人注意到，而是愿意站在人群之外观察他人。我就是这种性格，没办法。”
但我觉得，他的谦逊和拘谨，更是他有意设计的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有了这段距离，他才能在他的科幻世界里存活，同时在现实世界里游走。
刘慈欣55岁，没有一点肚子，双腿修长，很年轻帅气的体形。除了遗传，可能还得益于每天跑步10公里的自律。他的头发剪得短到贴头皮，除了鬓角处有几根灰发，还都是乌黑的。这个利索的发型更突显他的圆形脸庞。脸上架一副时不时要往上推一下的黑框眼镜。走到阳光灿烂的室外，他通常要拿出一个粉红底带黑圆点的眼镜盒，一看就是出门前从家里随手拿的。他给自己换上有近视度数的墨镜，把原来那副眼镜收进眼镜盒，再放到瘪塌的、半新不旧的双肩背包里。
除了那个与他十分不搭的眼镜盒，他的双肩包里还有护照、烟、笔，还有一个很小的玻璃瓶，里面装着半干半湿的红辣椒。他不带托运行李，所以也不能随身带辣椒酱。所有细节都考虑得非常精准。包里还有一个保温杯，装了他在酒店房间里给自己备好的茶水。他不需要人照顾，也不愿意麻烦任何人。
就是这个包，在书展上马不停蹄的奔波中丢了一回。做完一场对谈后，书展安排了刘慈欣短暂地为读者签名。队伍排得很长，为了保证他那一天中唯一的30分钟休息时间，我和巴伐利亚女士商量好，把长队拦腰截断，告诉后面的人改排晚上6点的那场签售。刘慈欣批评了我几句，说排在后面的是等待时间最长的人，我们这么做是不对的。我们也不与他争，直接把他护送到休息的地方。本来一直有人抢着帮他拿包，但签售时他自己把包要过来，从里面取出了签字笔，之后包就不知去向了。
他坐下来快速梳理了一下思路，确定包是在签书的时候丢的。书展是专业和非专业小偷大行其道的场所。非专业的偷书，专业的偷包。巴伐利亚女士一听，二话不说就返回活动现场。10分钟后，当她拿着刘慈欣的背包返回时，我们都恨不得给这位兰登集团经验最丰富的公关经理授一枚勋章。奇迹发生在刘慈欣的身上：巴伐利亚女士赶到时，包还躺在他签书的椅子下面，东西一件不少。我们当场立下两条规矩：从此他的包都由他自己背，每次签书都要签完最后一个排队的人。
成功
法兰克福书展广场中央搭建了一个很有科幻感的法兰亭，外面看似一个巨大的贝壳，里面则像一个未来世界。这里是国际著名作家们登场的大舞台。德国明星电视主持人，有当代“文学教皇”之称的丹尼斯·谢克问舞台上的刘慈欣：“您抽烟吗？”
“抽。”
原本是一场两个男人之间很正常的对话。谢克话锋一转：“您以相信科学而著称。科学教育我们，抽烟有害健康。您为什么还抽？”
挤得水泄不通的台下观众发出短暂的笑声，又马上收敛住，大家都急于想听刘慈欣怎样应对“教皇”的挑衅。
“如果世界上的人，尤其是男人，都如此具有自制力，人类早就登上火星，飞出太阳系了。”
全场掌声雷动。我们这个时代极具想象力的科幻作家还如此本真。
各种迹象表明，刘慈欣在西方实实在在地火了。《纽约客》赞美他为中国的阿瑟·克拉克，刘慈欣本人最敬重的英国经典科幻作家。谢克从2017年就在他的电视节目里力推《三体》，说这是他30年来读过的最激动人心、最具创新力的科幻小说，并放言：“《三体》拯救了21世纪的科幻文学。”
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刘慈欣的粉丝拦住他，“基本上两米一停”，德意志广播电台跟录制的记者说。粉丝们拿着中文、德文、英文等各语种的书请他签名，有的版本是作者本人从未见过的。还有人拿着他的各种照片，打印成高光、亚光的大小尺寸伸到他跟前。他一律埋头认真签字，之后抬头与每位粉丝端正地合影。这情形颇像一位没有敌意的外星人到达地球，渴盼他已久的支持者从各个地方冒出来，亮明身份，与他聚合。
这还不算，媒体的关注度也绝不亚于粉丝。在柏林安排的媒体采访日，每家媒体，无论大小，都只能领到半小时的采访时间。德国及瑞士的记者们头一天就从各地赶往柏林，做好准备。刘慈欣则被大量重复的问题搞得疲惫不堪，同时又觉得在我面前很丢面子：我这个帮他口译的人，见证了他的大量自我重复。我和巴伐利亚女士讨论之后告诉他，以他现在在国际公众舆论中的重要地位，对同一类问题的一致性回答的确必要。请务必重复下去。
就连一直对中国图书兴趣索然的德语区出版社也开始主动问询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刘慈欣的作品在西方成功登陆了，可能中国还有其他好书？一个作家的作品在西方市场的全方位突破，给对方带来的信心值增长是不可低估的。
《三体》的成功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现象，然而没有人说得清为什么。刘慈欣不仅摘取了世界科幻文学的桂冠——雨果奖，而且图书也在欧美市场上一路畅销。比如在德国，他是有史以来唯一登上德国最权威的《明镜周刊》图书畅销榜的中国作家。一位大连锁书店的经理告诉过我，科幻读者在德国也是小众人群，更别提刘慈欣写的是以科技为出发点的硬科幻了。由此我们可以准确地推测，《三体》的读者远远超过了科幻迷人群，伸展到了社会各界。
包括中国的科幻读者群，也因《三体》发生了变化。以前主要是中学生和大学生读科幻。科幻就好比一辆公共汽车，读初中的时候上车，大学毕业就到站下车。但是，《三体》出现后，很多人留在了车上。同时，各行各业的人，如IT、投资圈、航空业，甚至军队的读者也大量加入进来。
刘慈欣本人也无法对此现象做出解释。他如实地与德国公众分享了他的困惑：10多年前写《三体》的时候，他还在一家火电厂当工程师，业余写科幻，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小说有一天会被外国人读到。按照当时的情形，能赢得一些中国读者就很不容易了。科幻在中国其实是一个相当边缘的文学体裁，感谢鲁迅从西方引进了科幻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有过短暂的繁荣，而1983年的一场政治运动，使得这个舶来品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科幻在中国得到复苏，但不是因为科幻本身，而是政府看中了科幻普及科学知识的功用。《三体》至今在国内获得的最高国家奖项是儿童文学奖。所有人听到这里都笑出声来。刘慈欣很会用幽默调和苦涩。
好像他还相当反感文学之外的虚幻想象，一路上坚持用理工男的务实态度打碎外界对他的传奇化。
好几位德国记者都问：“奥巴马是怎么发现你的作品的？”
“不知道。他没告诉我。”
“奥巴马跟你聊了什么？”
“就说了一句话，他问我的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写完。”
奥巴马的着迷，扎克伯格的追捧，都多少给《三体》加了油。但这都不足以支持它在欧美的长销不衰。《三体》自身成了一个奇迹。
对头顶光环的人，有一个问题经常被德国记者们提出来：“《三体》取得世界性的成功后，您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
“跟你们想象的反正不一样，”刘慈欣回答说，“我生活在中国的一个五线城市，那里的人们对科幻不感兴趣。我没有受到多大的打扰。”
“没有受到多大的打扰”是一个伪命题。也许距离北京400多公里的阳泉的确不怎么打扰他，但是全国和世界各地对他都相当感兴趣。事实上，拒绝打扰才是正确的说法。和刘慈欣相处的几天，我们一起坐汽车、乘火车，在德国境内从南到北、由西向东行进，他的手机经常接到国内的来电，其他通过微信、邮件进来的无声邀请更是频繁。他基本都拒绝。经纪人以没有时间为由替他婉拒了一些高大上的邀请，他纠正说，要准确地告诉人家，是不想参加，免得人家惦记着改时间。“作家的最好选择就是远远躲在他的书后面，该说的书里都说了。”他这样在德意志广播电台的采访里说。
拒绝打扰还有个前提，就是不为所动。那么打动他的是什么呢？
“您常仰望星空吗？”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图片报》的记者问。
“我住的地方空气不太好，经常看不到星星。”又一个给崇拜感降温的答复。
他还掐灭了人们对他的另一种想象，即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工作，在大孤独中写出关于人类宇宙的大科幻小说。有些德国媒体不小心犯了小儿科错误，说他在阳泉出生，一辈子没离开过家乡——听起来活像一个当代康德。刘慈欣其实是在北京出生的，两岁时父亲被下放到阳泉，一家人落户到了山西的这个煤城。父亲参过军，转业至北京的煤炭设计研究院，后来遭下放当了矿工直到退休。退休不久即离世，很多常年下井的人逃不过的命运。
刘慈欣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人，在火电厂上班时，每个月都要去北京出差，有时还要去欧洲出差，比如跑过西门子所在的几个欧洲城市，一走就一个月。
德国《时代周刊》在他来德国之前的一则预热报道中，讲对了一个事实：小学生刘慈欣看过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后，本以为书中的一切都是真事。父亲告诉他，这叫科幻。他第一次被人类的想象力震撼，慢慢成了科幻迷。“我是从科幻迷变成写科幻的。”带着敬畏感前来的记者们听到的全是这种事实陈述。
有时我想，他跟我们待上几天心里一定很乏味，只是尽一个作家之职完成写作以外的推广任务而已。我们都不是他的科幻同类。德国之旅结束后，11月8日他将在美国华盛顿D.C.西德尼哈曼剧院领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他对去美国有点兴奋，因为那里是世界科幻的大本营，在那里有人能真正地跟他聊科幻，比如和乔治·马丁早就约好了。“你们怎么聊呢？”我很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