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蒙古帝国的兴起构成了全球史的一隅，14世纪中期帝国的衰落同样在历史长河中影响深远。东北亚作为蒙古帝国重要的一部分，理解其发展进程对于我们认识蒙古帝国的性质和14世纪中期新出现的“后帝国”时代大有裨益。全书介绍了东亚大陆上的势力版图，如东部的高丽王朝、中南部的南宋、金、西夏、大理国的联动，特别是蒙古大军如飓风般横扫东亚之后，挥师东进朝鲜半岛的精彩历史。
作者重构了14世纪国际秩序中开京、辽东和大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书名中的黄昏，寓意着蒙古帝国时代辉煌与夕阳西下的晚景在东亚文明圈中的折射。
作者介绍
鲁大维（David M. Robinson），美国柯盖德大学何鸿毅家族基金讲座亚洲研究暨历史教授、富布莱特（Fulbright）学术交流基金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包括蒙古帝国史、军制史以及近代东亚的外交实践等。著有《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匪徒、宦官与天子：明中期的政治叛乱与经济暴动》、《明朝宫廷的尚武展示》、《乱中求治：韩国理学家郑传道及其时代》等论著。
部分摘录：
中原末代大汗
吊诡的是，关于大元兀鲁思的历史研究一直处于失衡状态。至1368年，大都仍是蒙古帝国第一首都。数十年来，大元兀鲁思的西南、西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一直受制于强悍的蒙古武将，但大多数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富有传奇色彩的成吉思汗崛起、蒙古帝国初期和忽必烈时期（所谓“黄金时代”）。事实上，除个别例外，我们对元朝后半期的认识还是懵懂无知，混乱模糊。最近，日本学界有人指出，后忽必烈时代的政治史研究处于“冷清孤寂”的状态。[14]英语学术界的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直至14世纪，大元兀鲁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方面仍继续发展，并没有因为忽必烈之死而停下前进的脚步。因此，如果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和总结蒙古时代的东亚，就必须密切关注这些情况。
1333年，妥懽帖睦尔即位。在大多数中文文献中，妥懽帖睦尔以其谥号“顺帝”著称，他被视为统治中原的末代蒙古皇帝。妥懽帖睦尔即位时还只是一个惶恐不安的男孩，并不是想当然的汗位继承人选，他能够登基成为皇帝可以说是各方势力妥协的结果。他的父亲，孛儿只斤和世（1300—1329），由于宫廷阴谋，被发配到遥远的中原西南边陲——云南，后来逃到察合台汗国寻求庇护，在那里，他被再次召回大元兀鲁思。1329年，孛儿只斤和世在即位几个月之后离奇暴亡（据说可能是被政敌毒死）。正常情况下，妥懽帖睦尔绝对有可能被斩草除根。但从他的父皇经历来看，蒙古朝廷常以流放发配的方式来惩处精英，而不是立即处以极刑。处于皇权边缘的妥懽帖睦尔先是被送到高丽西南海岸的一座孤岛，接着又被流放到中原南方腹地——静江（今广西桂林），在那里他开始接触汉文经典和书画艺术。1333年，妥懽帖睦尔被召回大都即位。妥懽帖睦尔即位初期为大权在握的蒙古元老贵族所操纵，是一个傀儡小皇帝。妥懽帖睦尔即位之后，汗位争夺的阴谋就从未停止。直到1340年妥懽帖睦尔年满20岁，他才获得统治大权。[15]
妥懽帖睦尔的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并不出众，但这不应该成为他数百年来被羞辱和指责的口实。他的可悲之处在于大元兀鲁思的政权在他手上瓦解，由此他被列入德行有亏、荒淫无道、加速王朝灭亡的末代皇帝行列，而这又恰好与儒家根深蒂固的史学传统相吻合。[16]不过，如果想了解统治中原的末代蒙古皇帝、风云变幻的宫廷政治及东北亚地区的局势，这种观念未免太荒唐。
大多数士大夫对妥懽帖睦尔的批评和攻击，主要集中在这位皇帝狂热信仰藏传佛教，德行有亏，政治优柔寡断。当时，一位官员上书，指责他沉溺于密宗仪式，与喇嘛私交，酒池肉林。[17]据《元史》记载，妥懽帖睦尔沉迷酒色，一些记载从更深层次的精神方面来理解这位皇帝和喇嘛仪式也只是强调他空虚无聊，无能愚蠢。一位喇嘛告诉妥懽帖睦尔，世界的本质就是白驹过隙，所以应寄情藏传佛教，“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另据《元史》记载，密宗仪式属“房中术”，而妥懽帖睦尔“惟淫戏是乐”[18]。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在位时期下令编撰《元史》，这不仅是为了记录过去一段历史，而且也是向当时的读者传递政治信息。对于羽翼未丰的明朝来说，蒙古朝廷一直是朱元璋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军事威胁。朱元璋急于编写《元史》是出于政治需要，是想强调元朝已经丧失了“天命正统”，《元史》就是天命转移的证明。[19]这样，败坏妥懽帖睦尔的声誉，和中原史学传统一拍即合，即通过强调末代皇帝的德行有亏来解释王朝灭亡和正统丧失的原因。[20]
妥懽帖睦尔对藏传佛教的深奥思想和丰富的造像艺术感兴趣。几十年前，忽必烈从藏传佛教寻求守护国家和巩固统治的力量，而这一传统被妥懽帖睦尔传承下来。位于北京北部的著名居庸关默默见证了元末妥懽帖睦尔为巩固大汗权威和王朝地位而做出的努力。[21]居庸关，建于14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耗费了巨大人力和钱财。“藏式过街塔，既是其特征（其顶部的舍利塔结构，今已遗失），也可能是为了守卫元朝首都北京而设计的四大城门之一。”[22]商旅和军队就是穿过这一雕刻四方守卫的典型藏式石拱门，从北方而来，抵达北京。[23]
也许，居庸关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地方是六种文字的石刻经文，这六种文字分别是：汉文、畏兀儿文、西夏文、藏文、梵文和八思巴文（蒙文的通用拼音系统）。虽然每种文字的石刻经文在内容上稍有不同，但都强调了蒙古皇帝作为宇宙主宰的神圣性。在蒙文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能者称汗五台境……寿长八十，智慧广。”[24]可见，忽必烈汗被视为文殊菩萨再世。文殊菩萨，传统上被视为庇祐中原的智慧之神。这样，忽必烈不仅成为以天神般的军事力量统治中原的蒙古皇帝，而且也成为庇护中原的佛祖化身，总之是宇宙的主宰。[25]
至于妥懽帖睦尔，他与皇太子的关系受到指摘，皇位岌岌可危，王朝日益衰败。居庸关所反映出来的有关宇宙和政治的复杂信息都在宣告，妥懽帖睦尔与他的光荣祖先一脉相承，他也是宇宙主宰。皇帝作为宇宙主宰的这种传统是由13世纪西藏智者、朝廷国师——八思巴，以忽必烈的名义最早提出来的，目的是在四面楚歌中，增强首都的超自然防御力。妥懽帖睦尔对忽必烈有浓厚的兴趣。1354年农历十二月，他下令编织忽必烈像挂毯。[26]另外，妥懽帖睦尔经常在北京举行忽必烈时期引入的密宗仪式。对此，1354年，妥懽帖睦尔向脱脱，这位帝国的权相，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朕尝作朵思哥儿好事[27]，迎白伞盖，游皇城，实为天下生灵之故，今命喇嘛选僧一百八人，仍作朵思哥儿好事。”[28]
如果说复兴大元兀鲁思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那么居庸关就是这个庞大工程的一部分。14世纪40年代，元朝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1342年恢复科举考试，编撰金辽两宋正史，更新法律法规并编辑出版，减免赋税。[29]所有这些措施都旨在加强皇帝权威，提高皇帝声望。另外，新政权还恢复了许多重要人物的原来爵位和官职，以消除蒙古贵族内部弥漫的怨愤情绪。[30]对于这场改革的结果，我们很难一概而论，但这也表明元朝在变幻莫测的挑战面前，并没有坐以待毙。事实上，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决定大元兀鲁思生存的一个关键地区就是辽东，或广泛地说东北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