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为三卷本《日本史》的第三卷，对德川幕府统治之下两百余年的日本历史进行了系统介绍，是作者对前现代日本历史研究的收官之作。这一时期，日本国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进步。在德川家康治下，一种维护大名领地的均势制度被设计出来，后被继承沿用。内战结束之后，国家集中力量于发展农业、手工制造业和采矿业。随着外国船只到来，日本传统的孤立政策被打破，第一波闯入者是1790年底的俄国人。此后，日本政府尽力让外国船只远离日本港口，但是在西方势力的压迫下，日本开始介入国际事务。
作者介绍
乔治•贝利•桑瑟姆，英国前驻日本外交官和日本近代史学家，出版过多部著作，包括《日本文化简史》、《日语的历史语法》（An Historical Grammar of Japanese）、《西方世界和日本》（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和《世界史中的日本》（Japan in World History）。
部分摘录：
德川家康的为政之道 《武家诸法度》折射出家康确立德川幕府永久专制的决心。早在幕府初期，德川家康制定的法令即反对“变化”，正如《武家诸法度》第七条所示，“生事”即为“谋逆”。
一些历史学家（包括赖山阳在内）认为，早在与丰臣秀吉的小牧·长久手之战时，家康便已下定决心消灭丰臣一族。世人的评价虽带有感情色彩却并未批判家康所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家康消灭丰臣秀赖是出于政治考虑，虽应被谴责却也可以理解。为了取得胜利，家康必须冷酷无情。
确如时人所说，家康目标明确，也明白自己必须采取的行动。他试图建立一个威权政府，或者至少为其后人的威权统治打下坚实的基础。1615年大阪城陷落之后，上述政治目标在家康的行动中即有很好的体现。
当德川军杀入大阪城时，丰臣军中一位名为大野长治的武将从大火之中救下了家康的孙女千姬。作为交换，大野请求家康宽恕丰臣秀赖的母亲淀夫人一命；然而，家康不为所动。秀赖死后，丰臣一族彻底失败，仅留下两个幼童。尽管如此，德川军仍旧毫不留情地猎杀守卫大阪城的丰臣军队。大阪夏之阵后，每天有五十至一百人被擒获并处死。不久之后，数以千计的头颅被悬挂在伏见到京都的道路两旁示众。当时流传的许多悲惨的故事都涉及家康的残酷行为。秀赖和其侧室所生的年仅八岁的儿子在六条河原刑场被当众处斩，其女被免死刑，但被迫出家，在镰仓终其余生。
在消灭其首要敌人后，家康还需要确保潜在对手的臣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家康重新对各大名的领地进行了战略性调配，建立了完善的情报侦察系统。家康还赋予实力最为强大的大名各种职责，以限制他们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发展。
但是，德川家康最强大的武器或许是他的声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当中，家康受人崇拜，地位堪比神明。尽管都认为家康谋害了秀赖，但世人仍旧认为家康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由家康创立的德川幕府统治日本二百余年，其后人治国时也都谨遵由他制定的神圣“天法”。不论是生前还是去世之后，从未有任何一位幕府将军如家康一般获得如此至高无上的荣耀。其葬礼庄严肃穆远胜过源赖朝和足利尊氏。直到今日，家康在日本仍被尊为“权现”大人，也即神佛的化身。
家康为何能够对其他大名发号施令呢？其实早在关原之战后，获胜的家康就已经解决了石田三成统领的文官派系与自己统领的武士派系之间的矛盾。与丰臣秀吉不同，家康没有大费周折征伐朝鲜，而是集中精力训练军队。大阪城陷落后，家康最强大的敌人们或许尚有余力挑战他的军队，却不敢挑战他的权威。因此，这些大名放弃了与家康分国而治的企图。按其中一位大名锅岛真茂的话说，与家康分国而治是“做梦也不可能的”。[9]
家康看待问题多重全局，敢于冒险，但对具体的行政事务不感兴趣。因此，德川幕府的行政架构是在家康去世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1600～1615年，幕府积极推进由军事政权向文治政府的过渡。与人们对日本普遍的印象不同，这一时期的日本革新之风盛行，社会充满活力并显现出独特的民族特性，与一百年后近乎停滞不前的政治体系大不相同。在去世之前，家康并未倚仗常规的文职系统，而是重用一批才华横溢的幕僚。这些谋士包括僧侣天海和崇传，儒学者林罗山，富商后藤庄三郎、茶屋四郎次郎、角仓了以、岛井宗室和今井宗薰，以及英国人威廉·亚当斯；大久保忠邻等几位亲信自三河国时期便是家康的家臣，自然在列；曾为家康鹰匠的本多正信更不在话下。
与普通文职人员相比，这些幕僚才华出众，且多个性鲜明有趣，在家康麾下的职责也各有不同。家康的用人标准在茶屋四郎次郎身上大概体现得最为明显。茶屋四郎次郎的父亲曾是一名浪人武士，在战争中受伤残疾后，在京都开了一家布店，并为家康的父亲工作。茶屋四郎次郎自小便作为家康的随从被父亲送往三河国。继承父业后，茶屋四郎次郎成为德川家在山城国的专属经营商，生活优渥，是京都地区屈指可数的富商。他为家康提供了大量的军需品，并在从1572年三方原之战到1590年小田原之战等主要战役中跟随家康出征。
1582年，织田信长死后，四郎次郎及时向家康报信。家康由此得以从凶险的伊贺之行中脱身，从堺市逃脱。茶屋四郎次郎还是家康在京都的眼线。据与朝廷关系密切的劝修寺所存的1591年日记所记，在丰臣秀吉掌权时期，茶屋四郎次郎曾接连数年替家康向朝廷秘密传递信息并赠送礼物。由此可见，家康对政权的渴望由来已久。
家康从三河国东迁至江户后，茶屋四郎次郎曾帮助他设计建造江户城。1595年后，四郎次郎从未离开家康。他曾有机会成为德川一族控制的地区的领主，但以自己不属于武士阶层也不愿改变现状为由，拒绝了这一赏赐。1596年，茶屋四郎次郎去世。其长子继承家业，后参加关原之战；次子随后继承家业，并被家康派往长崎督办对外贸易。茶屋一族以及家康都从中获利不少，茶屋四郎次郎的次子还负责监视当地的天主教徒。
除茶屋四郎次郎以外，商人角仓了以、岛井宗室和今井宗薰也都聚财有方。岛井宗室（博多商人，1537～1615年）通过造酒和放贷聚财无数，并留有著名的“遗训十七条”，这些遗训被时人奉为经商信条。后藤庄三郎在关原之战前就是家康的军需承办商，主管铸币厂，并为家康制定货币政策出谋划策。
在制定控制农业人口和调查农业用地等农业政策的 过程中，大久保长安、伊奈忠次、板仓胜重等人起到了关键作用。[10]伊奈才能卓著，擅长调查和登记各地的土地利用情况，并在发展灌溉和防洪方面颇有建树，得到了家康的丰厚嘉奖。关原之战中，伊奈负责军需品运输工作。1610年伊奈去世后，他的封地由大久保长安接管。大久保长安由此成为家康农业政策的首席顾问，在矿业问题上尤其受家康器重。[11]
在其去世后，大久保长安被发现曾侵吞大量公款，但因一直受到大久保忠邻的庇护而没有被怀疑。大久保忠邻对长安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家康到最后似乎对其罪行有所察觉，但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前，一直认为长安功大于过。
德川家康的宠臣本多正信曾指控大久保忠邻包庇大久保长安（本多正信也曾受大久保忠邻照顾，但厌恨大久保长安）。真相是令人难过的，因为这些人当中，几乎每个人都肆无忌惮地犯了舞弊之罪。[12]这样的现象在财政管控尚为松懈且没有监管机构的幕府初期司空见惯。尽管如此，大久保长安的罪行还是最为严重的。
大久保长安一直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在长安因公务检查出行时，随他出行的仆从、妾室、散乐舞者可至数百人。凡其停留过夜之地，长安一行人必定大肆歌舞宴饮，并要求当地的农民市民担任苦力和提供物资，导致民怨不断。尽管如此，一直到69岁去世，对自己的功绩无比自信的长安只顾着吹嘘自己奢靡的生活。
按照大久保长安的遗愿，他将被安置于黄金棺材中下葬；幕府的重臣均将出席他的葬礼。但是德川家康突然下令停止长安的葬礼，并要求调查他的罪行。调查结果表明，长安的罪行达到了叛国谋逆的程度。他的七个儿子被拘禁在由家康亲信掌控的城中，后接连被杀或被要求自尽。他的宗属和许多与其有关联的人被连坐。他的保护人大久保忠邻因允许长安承袭大久保姓氏而被褫夺封地，而忠邻本人当时正在京都从事镇压基督教的活动。另有其他许多人受到类似的处罚。
德川家康如此严厉处罚大久保长安一案相关人员的理由并不明确，毕竟长安在世时还是功绩颇多的。然而，其生前似乎与数位外国和日本基督徒结党，试图推翻家康的统治。支持这一指控的证据并不十分令人信服，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对长安的调查中，他的书信证明他在政治问题和金钱问题上都不诚实。
德川家康震惊于大久保长安所聚敛的钱财的数量。这或许更合理地解释了德川家康的愤怒。德川家康本人生活十分节俭，对外十分吝啬。他一直害怕失去自己的财产，因为他认为这些财产对于维系幕府的早期统治是必不可少的。据估计，家康生前总共拥有价值两百万两的金币，其他各种财产则有四百万两。当发现长安侵吞了几乎与他自己的财产相当的资产时，家康当然会勃然大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