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小说以日记的形式在主人公的视角下展开：劳伦斯·帕斯摩尔是一位成功的电视剧作家，生活优渥，妻子完美，儿女双全……然而，他“大部分时间都感到不快乐”，缺乏自信，感到绝望，还受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膝盖疼痛的困扰。他尝试过几乎所有治疗方法，可是一切都徒劳无益。与此同时，他的妻子突然提出要跟他分手，仅仅是因为“无法忍受和他一起生活”。他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并在不甘心中闹出了很多现实版情景喜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开始了解到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逐渐入迷地在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和生平中寻找共鸣，并千里迢迢寻找正在朝圣的初恋情人……
作者介绍
戴维·洛奇（David John Lodge） 英国著名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学院派小说代表，担任过布克奖评委会主席。代表作品主要有“卢密奇学院三部曲”：《换位》《小世界》和《美好的工作》；“天主教三部曲”：《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你能走多远？》和《天堂消息》。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失聪宣判》《治疗》《生姜头，你疯了》《想……》等，以及自传性小说《走出防空洞》，中篇小说《难言之隐》，短篇小说集《赖床的男人》，传记小说《作者，作者》《多面人生》等；并著有《小说的艺术》和《意识与小说》等多部文学批评理论文集。
部分摘录：
第一部分 好了，开始吧。
1993年2月15日，星期天，上午。二月温和的天气引出了冬眠的松鼠。庭院里枝桠光秃的树成了它们冒险的乐园。我书房的窗外有一棵栗子树，我看着两只松鼠在树上玩捉迷藏的游戏：一会儿盘旋着爬上树干，在枝杈间闪转腾挪，声东击西；一会儿沿着一根枝条仓皇出逃，跳到旁边的树上，然后头朝下从树干上急速下窜，又突然在半中腰停下来，一动不动，爪子像维克罗魔术贴一样紧紧抓住粗糙的树干；一会儿又飞一样地互相追逐着跑过草坪，前面的松鼠左躲右闪，不时来一个急转弯，试图摆脱后面的松鼠。最后，它们冲向一棵加拿大白杨的树干，箭一样射向树梢，落在有弹性的细枝上，保持住平衡，轻摇着身体，冲对方满意地眨巴眼睛。这是纯粹的游戏，毫无疑问。它们只是在戏耍，在操练它们的灵敏性，完全是为了好玩。如果有转世这种事，我不介意来世做松鼠，它们的膝关节一定像淬过火的钢一般柔韧。
我第一次感到疼大约是在一年前。那时我正要离开位于伦敦的公寓，去赶八点十分从尤斯顿发来的火车，我急匆匆地在四个房间里进进出出，将手稿和脏袜子塞进手提箱，关上窗户，灭掉电灯，重新设置中央空调的计时器，将纸盒里剩下的牛奶倒进洗碗池，沿马桶内壁倒入三尼拉夫牌洁厕灵——简单地说吧，我正在执行“离家须知”清单里的程序。那个清单是莎丽开的，她用黄色的表情符号冰箱贴将它固定在冰箱门上。就在这时，我的膝盖出现一阵剧烈的、刺骨的疼痛，就像有一根烧红的针刺进了我的右膝深处，然后又拔了出来，留下一阵迅速减弱的后燃感觉。我突然发出一声尖叫，翻倒在床上（那时我正在卧室里）。“天哪！”我的声音很响，尽管此时我独自一人，“这他妈是怎么啦？”
我小心谨慎地[1]站起来。（应该是“gingerlyly”吗？不，我查过了，形容词和副词是同一种形式。）我小心谨慎地站起来，将身体的重量都转移到右膝上试了试，往前走几步（那真是个有趣的词，跟生姜没有一点关系，我一直以为它的意思是品尝生姜时的样子：非常小心，将湿手指在生姜上蘸一蘸，然后用舌尖舔舔手指。可是不对，据认为它来自古法语genson，意思是美味佳肴，或者gent，意思是贵族出身。这两个词都不适用于我要表达的意思）。我往前走了几步，没有特别费力，我耸耸肩膀，轻蔑地将它理解为某种反常的神经抽搐，就像你有时候转过头在汽车后座上找什么东西时脖子会出现的那种疼痛性痉挛一样。我离开公寓，上了火车，此后再也没有想到过它。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正在书房里工作，我的双腿在书桌底下交叉着，我又感觉到了它，右膝盖那种突如其来的刺痛。我疼得一时喘不过气来，接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随着一声响亮的“见——鬼！”呼出来。从那时起，这种疼痛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出现时仍然没有任何先兆。在我预计它发作的时候它从来都不疼——比如在我打高尔夫球或网球的时候——可是它会刚好在一场运动之后发生：当我在俱乐部的酒吧喝酒的时候，或者开车回家的时候，要不就是一动不动坐在书房里的时候，或者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它有时候在半夜疼得我叫出声来，以至于莎丽以为我做了噩梦。说起噩梦，实际上它大概是我唯一没有的东西。我有抑郁、焦虑、恐惧症、盗汗、失眠，可就是没有噩梦。我从没真的做过多少梦。或者简单来说——据我的理解——我记不住我的梦，因为人睡觉时一直都在做梦。他们是这样说的。这就像我的大脑里有一台电视机整夜开着但却没有人看。梦频道。我真希望我可以把那些节目录下来。也许我能从中找到一条线索，借此弄清我出了什么毛病。我不是指我的膝盖。我是指我的大脑。我的灵魂。
在有了所有其他麻烦之后，现在又得加上神秘的膝盖痛，我感到日子有点难过。应该承认，在身体方面，可能会有更糟糕的灾难降临到你的头上。比如，癌症、脑脊髓多发性硬化、运动神经元疾病、肺气肿、老年痴呆症和艾滋病。这还不算那些先天性的疾病，像肌营养不良症、脑瘫、血友病、癫痫症。更不用提战争、瘟疫和饥荒。有意思的是，想到这些并不能让你膝盖上的疼痛减轻些。
这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同情疲劳”，这种观点认为，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类苦难从媒体上扑面而来，以至于我们的神经开始麻木，我们耗尽了所有同情、愤怒、义愤的库存，现在唯一能感觉到的只有自己膝盖上的疼痛。我还没有麻木到那种地步，还没有完全到那种地步，但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收到了许多慈善团体寄来的捐款呼吁书。我想他们一定互相交换了捐助者的姓名和地址：你只消向一个组织捐款，还没等你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有一封接一封的信开始被送进你的信箱了，快得你都来不及取。乐施会、天主教海外发展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救助儿童会、皇家盲人协会、红十字会、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肌营养不良症协会、流浪者基金会，等等，等等。信封里全都装着打印的信件和用再生纸做成的传单，传单上印着一些黑白照片，照片上不是一些饿得骨瘦如柴、头像老人一样的黑人婴儿，就是坐在轮椅里的年轻人，又或是看上去处于眩晕状态的难民、拄着拐杖的截肢者。一个人如何抵挡得了这潮水般涌来的人类悲情惨状？好吧，我来告诉你我是怎样做的。你每年向某个机构认捐一千英镑，他们会给你一个特别的支票本，你可以用它签支票捐给你选定的慈善组织。他们还会将你曾为这些钱交过的税返还给你，你的一千英镑就突然变成了一千四百英镑。所以我每年都要将这一千四百英镑分成若干小份：五十英镑给索马里的饥饿婴儿，三十英镑给波斯尼亚遭强奸的受害者，四十五英镑给孟加拉国购买水泵，二十五英镑给巴塞尔顿[2]的一个戒毒所，三十英镑用于资助艾滋病研究……如此这般，直到支票账户里的钱用完。这样做就好像试图用一盒面巾纸吸干海洋里的水，但它可以预防同情疲劳。
当然，我捐得起的钱要比这多得多。以我目前的收入，我每年捐得起一万英镑，就算那样也不会伤筋动骨。其实，我可以全都捐掉，可那仍然不过是一盒面巾纸。所以我把大部分留下来，用它支付开销，包括自费治疗我的膝盖。
我首先去找了我的全科医生。他推荐我去做理疗。一段时间后，理疗医生推荐我去找会诊医生。会诊医生推荐我去做关节内窥镜手术。那是一种高科技的显微手术，全部由电视和纤维光学仪器完成。外科医生把水用泵输送到你的腿里，在里面辟出一个类似于工作室的空间，然后将三个针一样粗细的器械插进去。其中一个器械顶端有一个摄像头，另一个是切割工具，还有一个是用来将碎屑吸出来的泵。这些器械是那样的精细，以至于肉眼分辨不出它们的区别。手术后，它们插进去的地方甚至用不着缝针。医生摆动膝关节里的微型摄像头，通过它在电视监视器上观察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然后切去碎裂的软骨、软组织、骨刺或任何导致病患的东西。我听说有的病人做了局部麻醉后在电视监视器上观看整个手术过程，但我不想那样做，并这样对医生说了。尼扎尔用安慰的眼神冲我笑笑。（这是我的矫形手术会诊医生的名字，尼扎尔先生。我叫他“膝盖就是我们”[3]。当然，不会当面这样叫他。他来自中东，黎巴嫩或叙利亚，要不就是中东别的什么地方，不过从他的口音里已完全听不出他的中东背景。）他说我可以做全麻，但他会给我一盘手术的录像带让我带回家。他一点也不是在开玩笑。我知道现在人们把婚礼、命名礼和假日用摄像机拍摄下来，而不是照照片，可是我不知道连手术也要拍下录像。我想你可以把那些录像稍加编辑，然后邀请周围的朋友在品尝过酒和奶酪后一同观看。“这是我的阑尾切除手术，那是1984年，要不就是1985年……很有趣，不是吗？……这是我的心脏外科手术，啊呀，镜头有点晃动……下面是多萝茜的刮宫手术……”（备忘：这里面可以找到《邻居》的构思吗？）我对尼扎尔说：“你也许可以搞点第二职业，对那些自己没动过手术的人做点小小的录像出租生意。”他大笑。他对这次手术非常自信。他宣称，这种手术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成功率。我想总有人要成为那倒霉的百分之五。
我在鲁米治总医院做的手术。因为我是私立医院的患者，通常情况下我会去修道院医院，也就是板球场附近的英联保[4]医院，但眼下那儿有点人满为患——他们正在翻修一个手术室。所以尼扎尔说他可以在总医院给我快一点安排手术，他每周要在公立医疗系统的医院工作一天。他答应给我安排一个单人病房，因为手术后需要在医院住一天。我同意了。我想尽早了结此事。
那时候是冬天，我上午九点钟坐出租车来到了鲁米治总医院。我一到那儿，就开始后悔没有等候修道院医院的床位。总医院是一座高大阴暗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外面是黑乎乎的红砖墙，里面涂着粘湿的绿色和奶油色油漆。接待大厅里早已挤满了等待就医的人们，他们颓然坐在一排排塑料椅子上，带着满脸不抱任何希望的神情。我总是把这种神情和公立医疗系统的医院联系在一起。一个男人额头上缠着绷带，血从绷带里渗了出来。一个婴儿在没命地尖叫。
尼扎尔给了我一张小小的胶版纸片，上面潦草地写着他的名字，还有跟我约定的日期和时间——我想，用它来作为一家医院的入院许可证，未免有点滑稽可笑。我怀疑它是否管用，但接待员好像还认它，并指示我去四楼的一间病房。我上了电梯，到了二楼，一个面相严厉的护士也上了电梯，她要我下去，并指出这个电梯是医护人员专用的。“你要去哪儿？”她问我。“3J病房。”我回答，“我要做一个小手术。是尼扎尔先生的病人。”“噢，”她带着一丝鄙夷的神情说，“你是他在私立医院的病人，是吗？”我得出一种印象，她对私立医院的患者在公立医疗系统的医院里接受治疗很不以为然。“我只来住一晚上。”我想平息她的怒气。她发出简短的、咆哮似的大笑，这让我感到不安。原来就是她负责3J病房。我有时候真的怀疑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酷刑是不是出自她的精心策划。
我坐在病室外面靠墙的塑料椅子上，二十分钟后，才有一位瘦瘦的、身穿坐诊医生白大褂、脸拉得很长的亚裔年轻女人来记录我的详细情况。她问我有没有过敏症，并将一个写有我名字的小牌子系在我的手腕上。接着，她把我带到一个狭小的、有两个床位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穿着条纹病号服的男人，他躺在其中一张床上，脸朝向墙。我正要抗议，因为有人答应过给我一间单人病房，这时他转过头来看我们，我发现他是个黑人，很可能是加勒比人。我不希望被人看成种族主义分子，于是把抱怨咽进了肚子里。坐诊医生吩咐我脱下所有衣服，换上那种背后开襟的长袍病号服，它就放在空着的那张床上。她要我取下假牙、玻璃眼珠、假肢或身上可能有的其他看不见的类似附件。接着她出去了。我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病号服。加勒比人嫉妒地看着我。他告诉我他三天前就住进了医院，是来做疝气手术的，但进来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走近过他。他好像跌进了英国公立医疗制度的某种黑洞。
我穿着病号服坐在床边，感觉到衣服紧紧地绷在腿上。加勒比人转回脸去，似乎进入了浅睡眠，偶尔发出哼声和哨音。那位年轻的亚裔女医生回到房间，对照她的记录查看我手腕上的牌子，好像她从没见过我似的。她再次问我是否有过敏症。我对这家医院的信任感迅即消失。“那个人说他来这儿已经三天了，可是没有人看他一眼。”我说。“嗯，他至少还可以睡觉，”医生说，“比我过去三十六小时里睡得多多了。”她再次离开了房间。时间过得很慢。冬日低垂的阳光从肮脏的玻璃窗外射进来。我看着人造革地板上窗框投下的阴影缓缓移动。这时，一个护士和一个推着轮式担架的搬运工来接我去手术室。年轻的搬运工是本市人，有着一张通宵玩牌者那样病恹恹、毫无血色的脸；护士是个丰满的爱尔兰姑娘，她浆洗过的制服好像太小了，这使她看上去像个轻佻女子。搬运工向我扔来一句本地常用的问候语——“咋样，还行吧？”然后吩咐我快去担架上躺着。我说：“你知道，穿着这身长袍我也可以走路的。我真的一点也不疼。”实际上这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一次也没有感到过疼。这就是所有这种精神焦虑症的典型特征：一旦你决定治疗，症状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我们得推你去，”他说，“这是规定。”我小心翼翼地将病号服的衣襟拢在一起，就像一位爱德华时代的女士调整她的裙撑一样，然后爬上担架躺下来。护士问我是不是紧张。“我该紧张吗？”我问。她咯咯咯地笑了，但没发表任何评论。搬运工检查我手腕上的牌子。“帕斯摩尔，对。右腿截肢，对吧？”“不！”我大叫一声，警觉地坐起来。“只是一个膝盖小手术。”“他在逗你玩呢。”护士说，“别闹了，汤姆。”“只是跟你开个玩笑。”汤姆说。他脸上毫无表情。他们给我盖上毯子，并将毯子裹紧。我的双手被紧裹在身体两侧。“省得过弹簧门时磕着你。”汤姆解释说。加勒比人醒了，一只胳膊肘支起身子，瞧着我们离开。“再见。”我说。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