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00年前，“中国该向何处去”的疑问萦绕在每一位爱国人士心头。彼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光荣诞生并在顽强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本书溯源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迄20世纪初，下及1929年古田会议，以宏大史观配以全景式叙事方法，书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背景下的中国，讲清党在生死关头将作出怎样的关键抉择，红色火种又如何在沉沉黑夜中成功燎原。
本书摆脱传统的通史写作框架，以“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为切入口，开启一段寻根溯源、温故知新之旅。在追求史料翔实、考证文献版本、注重实地考察与口述采访的同时，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细节以点带面地展现20世纪初中国非凡的寻路历程。采用图文结合编排方式，8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真实还原历史场景，再现历史人物的真性情、真面貌，是一部兼具学术严谨性和可读性的通俗化学术专著、大众化党史读物。
不同于以往的中共创建史研究，本书拉长时代视野、拓宽地域思维，全景式叙事方法配以宏大史观，再现“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的震撼人心的革命场面。本书不是传统的“通史”写作，而是以20世纪前三十年历史作为深挖的背景，如写清末革命党人崇尚暗杀之风，引出陈独秀经过深刻反思对暗杀行为的否定；民初共和梦碎，引出知识分子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在历史的纷繁复杂中，抽丝剥茧地真实反映共产党人将如何应对国际与国内、外部与内部矛盾，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道路。
作者是王仲荦、谭其骧的学生，以古代史的方法研究党史，在档案资料里洞察细节，站在历史现场，感同身受地还原当年的场景。在书中，能够看到作者追求文献资料的原始性，如对比使用日本学者竹内实编辑的《毛泽东集》。还能够看到大量的实地考察资料，如从浏阳七溪村走到排埠村，感受毛泽东初出茅庐险些送命的惊险；从江西寻乌圳下村走到瑞金大柏地，感受什么叫“创业艰难百战多”；从福建上杭苏家坡的山洞再到古田村，感受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大起大落。
作者介绍
刘统，著名党史、军史专家。1951年生，山东大学中文系硕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毕业，师从王仲荦、谭其骧。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大校，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中国现代史、中国军事史研究领域有突出的成绩。
著有《战上海》《决战：东北解放战争1945—1948》《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决战：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跨海之战：金门·海南·一江山》等；编著有《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早年毛泽东：传记、史料与回忆》等。
《决战东北》获第四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战上海》入选“五个一工程”特别奖和2018年度“中国好书”。
部分摘录：
崩溃前的改良 ◎ 《辛丑条约》国耻
◎ 洋务派要求改革
◎ 五大臣出洋考察立宪
◎ 废科举兴办新学堂
◎ 鲁迅、胡适接受新式教育
◎ 小站练兵军事改革
◎ 立宪闹剧
◎ 皇家内阁
◎ 摇摇欲坠的帝国
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古老陈腐的清王朝，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屈辱和灾难。
19世纪末，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地侵略和掠夺，激起中国百姓普遍的愤恨。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华北各地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慈禧太后听信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杀光洋人，于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对英、俄、日等八国宣战。义和团在北京城内攻打使馆，给西方列强提供了侵略中国的借口。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出逃。紫禁城被洋人占领，各国军队在京城里大肆抢掠杀人，北京城变为人间地狱。这场灾难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
打了败仗，只能任人宰割。9月，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北京与英、美、法、俄、德、日、意、奥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11国公使谈判。各国联合提出一份《议和大纲》，得到慈禧批准，1901年1月15日，奕劻和李鸿章在《议和大纲》上签字。李鸿章想尽快结束谈判，要求各国早日撤军，但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惩办祸首，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否则决不撤兵。被逼到墙角的慈禧连续杀了120多个大臣，惩办祸首的风波才逐步平息。接下来的赔款问题，前有《马关条约》对日本一国赔偿2亿两白银的先例，这次各国狮子大开口，报价都远远超过了他们实际的花费和损失。
李鸿章心力交瘁，经过数月的讨价还价，赔款总额最终被确定了下来：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抵押担保。列强的立场：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加上利息和外汇差价，清朝赔款总额累计高达9.8亿两白银。
当年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不到9000万两，9.8亿两相当于11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最终确定的赔款数额之高让列强喜出望外，他们都承认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联军的损失”。
《辛丑条约》共有12款，另加19个附件，充分暴露了列强从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进一步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辛丑条约》规定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这两项税收是清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当年清朝海关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控制海关就能够掌控中国财政。列强在北京划定的东交民巷“使馆区”，由各国派兵保护。北京城里建起一个个兵营，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凌驾于中国主权之上。根据条约，从天津大沽口到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削平”，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这使得列强能够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和掠夺，使中国陷入了长期的贫困，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作为清王朝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不愿意看到朝廷在他们手里灭亡。痛定思痛，清廷高层思考怎样实施变革，挽救危机。
几年前的戊戌变法，就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一次尝试。慈禧太后的顽固守旧，使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剥夺了权力。避难西安期间，慈禧六神无主，光绪则于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改革诏书。他指出：“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1)慈禧同意光绪的意见，向臣下发布了“预约变法”的谕旨。
签订的《辛丑条约》
庚子国变的巨大劫难，也导致政局发生很大改变。一方面，大批守旧的王公官僚被杀被抓，顽固势力一蹶不振；另一方面，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派官员陈兵自保，展示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当尘埃落定，“圣驾回銮”，洋务派重新进入王朝中枢。
洋务派更为清醒地看到时局的危急和变革的紧迫性。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往返电商，并参考了张謇、沈曾植、汤寿潜等人的意见，于1901年5月联衔会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 《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史称“江楚会奏三疏”，提出系统的变革方案。
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指出旧教育培养不出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因为它窒息了士子的创造意识和个性，因此提倡教育制度改革，主张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以变科举、停武科、奖游学（尤提倡赴日本留学）。
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整顿变通中国之成法，共十二个方面：崇节俭，禁奢华；破常格，官吏可直言进谏；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改用委员；去差役，推行警察；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
第三疏论“采用西法”，分十一点：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修订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籍。(2)
这是清朝中具有实力的汉族大臣提出的最完整、系统的改革方案，这些措施表明：洋务派的官员已经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形成了共识。他们的立场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一方面变革图强，一方面维护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
怎样改革呢？慈禧召见张之洞。张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即仿照英国和日本的政治制度，在君主权威下实行议会体制，三权分立。
慈禧又问张之洞：那如何才能立宪呢？张答：日本之所以能够先行立宪，是因为派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真正把西方政治制度搬了回来。
这次，慈禧认真地接受了。她派五位干练的改良派大臣出洋考察，其中之一是端方。1905年，44岁的端方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朝廷任命他为五位出洋考察宪政的大臣之一。另外四位是：载泽、戴鸿慈、绍英、徐世昌。
9月24日，端方一行从正阳门火车站启程，革命党人吴樾准备暗杀，炸弹未及抛出就已爆炸。一场虚惊后，12月7日，端方和戴鸿慈秘密出发，率领团员33人，从秦皇岛乘军舰赴上海，转乘美国邮轮“西伯利亚号”赴日本。端方、戴鸿慈一行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于次年8月回国。
这是一次艰苦劳累的旅程，在国外，考察团几乎每天都早出分头考察，晚归汇总情况。面对一个与封建中国完全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无不令他们感到惊叹和新鲜。考察团重点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议院，戴鸿慈将其见闻详细记录在《出使九国日记》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议院的结构组成。各国议院大多分上下议院，美国“上议院议绅由各省选举，每省两人，任期六年。下院议绅由地方选举”。二是议员资格、人数、任职年限、选举办法。三是议院办事规程。虽然各国都有自己的方法和规则，但基本原则是维持权力的制衡，将立法、行政、司法分开，即“三权分立”，他认为这样的方法是最好的，所谓“欧洲各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
戴鸿慈出洋前任户部右侍郎，在考察中特别注重财政。他会见了各国银行家，从银行主要设施、办事程序、保密措施等方面进行考察。在日本时，他对横滨正金银行每一层的结构、设施都有记载。银行的第二层可以凭栏观察员工工作情况，“孰勤孰惰，举无所逃”。这种开放办公的方式让他很受启发，认为“凡衙署办事之法，悉当用此为课吏之良法，不特银行而已”。(3)
回国之后，各大臣都写了考察报告，汇报他们考察各国的印象。五大臣考察最关注的，是日本立宪成功的模式。端方回国后上了一道长达近万字的奏折《请定国是以安大计》，痛陈国事，力请仿日本设立预备立宪期。慈禧太后认真地看这个折子，默然不语。慈禧太后做梦也想不到，五大臣回国后递交的一系列关乎清朝命运的建策，居然出自被朝廷通缉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和杨度之手。
这次考察没有白跑，清朝开始了新政改革。第一步是改革教育，开办新式学堂。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胜利，这极大震惊了国人。大家认为日本能取胜，首先在于国民的新式教育。清政府模仿日本，引进西方的教育体系，建立新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学堂，培养有新知识的学生，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足够数量的新式学堂之后，于1906年废除科举制。这个持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教育和选拔制度被废除，确实是划时代的大事。
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还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高等学堂之上还有分科大学及最高级的通儒院。从高等小学堂毕业到大学堂毕业的学生分别授予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的功名。中国现代教育因此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