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为美国里士满大学知名神经科学教授，凯利·兰伯特教授基于其数十年的潜心研究，给我们带来了前沿性的成果。
兰伯特教授认为，与身处金融市场时类似，我们也在寻找一些方式，以更少的情感投资获得更大的情感回报。人类神奇的大脑会不断处理过去和现在的经历，以便做出更具适应性的选择。但是，当大脑的信息系统受到诸如毒瘾、贫困、精神疾病等破坏时，就会制造出“大脑泡沫”——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脆弱，使我们感受到的现实发生扭曲，甚至导致情绪崩溃以及精神障碍，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
兰伯特教授强调，人在旅途，我们不可能避开所有的大脑泡沫，但只要保持警觉并适当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可以规避大脑泡沫及情绪崩溃的风险。
若想在一生中做出更多更好的决策，我们就需要与外在环境保持积极的互动，提高大脑的应变计算能力（即预测决策和行动结果的能力），具备与动态世界同步变化的神经系统。这样，拥有了健康且充分基于现实的“经验库”后，我们才能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做出理性决策，获得胜任感与成就感。
作者介绍
【美】凯利·兰伯特（Kelly Lambert）
美国里士满大学知名行为神经科学教授。她于1988年获得佐治亚大学生物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于2009-2011年担任国际行为神经科学学会主席。兰伯特博士也曾获得多项教学奖项，包括弗吉尼亚年度教授奖、美国国家高等教育杰出教授奖、2018年国际行为神经科学学会职业成就奖等。
此外，兰伯特博士还著有《生物心理学》（Biological Psychology）、《实验室老鼠编年史》（The Lab Rat Chronicles ）、《解除抑郁》(Lifting Depression)，并与他人合著《临床神经科学》(Clinical Neuroscience)。她的科研文章还发表在各种出版物上，包括《科学美国人》《纽约时报》《自然》《生理学》《行为》等。
部分摘录：
行为主义研究的“小秘密” 除了有些简单过激，早期行为主义理论和法则还面临其他挑战。当新的行为主义原理在实验室受控环境之外接受多项测试时，这些原理很难预测发生的行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心理学家约翰·加西亚发现，与实验室预测相反，当两种刺激或者说“现象”同时出现，其中一种刺激令动物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实质上并不需要什么训练，动物就会将两者关联起来。他是在一次实验后大鼠躲避与辐射配对出现的水时发现这一点的。这与巴甫洛夫版本的条件作用不同，巴甫洛夫的观察结果显示多次试验是必需的。如果你曾经遭遇过食物中毒，那么，你也是这种被称为“条件性味觉厌恶”的条件作用实验的一个被试——即使你知道某天你吃的寿司之所以令你反胃只是因为它被放坏了，你也不会再吃那种寿司了。显然，某些学习类型不容许侥幸，也不需要长期的训练。
此外，在动物们熟悉了环境并开始自行调整自己的反应后，在桑代克的迷箱中“印入”的行为也往往会变得不那么坚固。动物们会偏离任务，乱动笼子的其他地方，而并不像行为主义理论预期的那样，如机器人一般行动。它们的行为出现改善（它们进行了学习），但它们似乎也在寻找新的方法来产生自己想要的结果。这会让我们在实验室里崩溃。我的学生会花费数周来训练动物，直到它们完美地通过迷宫或障碍物，获得它们想要的甜麦圈奖励。而到了我的学生开始记录实验数据的关键时刻（当数据有价值并会对成果能否发表起到决定作用时），动物们却常常展现出分心的状态。我的学生将这种反应描述为“闲晃悠”，或者说它们对用同样的方式完成任务产生了厌倦感。就好像它们在告诉自己：“我都做到了，所以急什么……甜麦圈会好好地待在诱饵井里……为什么我要急着被放回实验室笼子里？这个实验有3分钟，而我想一直待在笼子外面。”原谅我对大鼠的拟人化，但你明白我的观点。这些新的行为趋势很有意思，它们让我们确认了大鼠确实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个非常好的被试，特别是研究儿童在课堂里的行为。但这对于获得研究资金所必需的论文或无穷无尽的基金申请来说，可并不是一件好事。
我不是第一个对训练动物感到灰心丧气的行为学家。斯金纳的两名学生（凯勒·布里兰和马里恩·布里兰，一对夫妻）在一篇著名的论文里公开探讨过不符合斯金纳行为理论的情况。当他们使用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原理来为商业广告或其他娱乐活动训练动物时，条件作用并不总是能起到作用。两人曾在以为自己已经为银行电视广告成功地教会浣熊将硬币放入银行后，看到浣熊把硬币放进水碗里清洗，然后再放入银行。当然，如果由猪将硬币放进存钱罐里，这个把戏甚至会更可爱，于是他们转而训练猪完成这项任务。在成功展示了人类想要的行为之后，和浣熊一样，猪也加入了自己的变化。这次不是将硬币浸入水中，而是在周围的地面里翻找它们。这些在训练当中出现的小问题受到了比较心理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的关注，他们将其称为“本能漂移”。很快，他们发现是自然进化形成的反应干扰了后天学习的反应模式——浣熊在水中觅食，而猪则在泥土中翻找食物。这是一场行为模式的战役！
而且，动物会在没有明显的、引起反应的外界刺激的情况下做出反应。为什么一只小狗会在完全安静的房间里突然玩耍起来？为什么在父母车后座一动不动坐着的孩子会忽然唱起一首自创的歌？这小狗、这孩子是对什么做出反应？什么刺激触发了两者？一个孩子怎么能表现出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行为（唱一首即兴歌曲）？根据行为主义者的说法，我们所有的反应都是训练和排演的产物。创新能够被教导或训练出来吗？或许能。当我最近带比较动物行为学的学生到佛罗里达绿茵礁岛的海豚研究中心时，我从动物教练口中了解到，每次他们给海豚一个做行为创新的手势，海豚就会表演一种新的把戏。创新可否被塑造、被训练？无论答案如何，很明显，这些观察都令极端行为主义观点的池水更加浑浊了。
无论创新反应是否是条件性的，我们面对刺激经常做出新颖的反应这一现象似乎也难以用经典或操作性条件作用来解释。在一项著名的实验当中（该实验试图证明一个动物的行为节目里会突然出现顿悟的表现），德国心理学家沃尔夫冈·柯勒设计了一个问题场景，以确定黑猩猩是否可以在没有经过培训的情况下解决问题。他将黑猩猩放入笼子里，笼顶挂着一根香蕉（黑猩猩够不着），笼子里还有几个货箱和一根长棍子。实验中，这些黑猩猩把箱子堆在一起，爬到上面，用棍子够到了香蕉，并因此登上了行为心理学的新闻头条。这种操作完全没有办法和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英雄麦吉弗所做的相比，他每一周都要逃脱各式各样的困境以拯救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需要用绳子和橡皮泥来引爆一颗炸弹？没问题！显然，虽然实验室行为主义者热衷于训练表，但是行为并不总是遵循训练法则。
虽然我们还不清楚创新反应是不是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训练的产物，但它们绝对是大脑的产物。我同意卡尔·拉什利的观点，大脑从一开始就应该纳入行为主义研究当中，即使当时可以用于研究大脑的工具十分落后。巴甫洛夫是当时的一个例外，因为他宣告大脑半球应对复杂行为负责。此外，早期行为主义者的追求集中在理解最可预期的动物行为，这让他们有些误入歧途。如果所有行为都像早期行为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可预测且不灵活的话，我们在生活选择上会极端受限，永远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并进入更美好的生活情境。生活由悬而未决的多重应变事件构成，而非仅仅是按压杠杆。
另一项威胁行为主义者建立的规则的研究是哈里·哈洛所做的发展心理学研究。如果行为是由外界强化物所驱动的，为什么在他的实验中，恒河猴花费了更多的时间爬在柔软的、可拥抱的绒布母猴身上，而非提供乳汁的、冰冷的铁丝母猴上面呢？牛奶作为奖励，不是应该驱动它们花更长时间待在铁丝母猴身上吗？不，失母的幼猴花费了更多时间在不提供任何可见的、外在的强化物的假母猴身上。哈洛由此宣称，他的关注点由学习转移到了爱。正如第7章将要讨论的，养育子女和社会联系包含了极端行为主义者忽视的重要内部奖励。
此外，我们并非克隆体——我们每个人对相同的环境事件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一因素如何与激进行为主义的观念相吻合呢？尽管经典行为主义理论不强调个体差异，但不可否认，它的确存在。19世纪的荷兰心理学家F.C.唐德斯报告了在反应时间方面个体存在差异的第一份证据，为多种行为的不可预测性提供了线索。该案例中，多名天文学家观察了天空中经过特定位置的同一颗恒星，而每一位汇报的时间都有所不同。唐德斯意识到这种不一致是天文学家的反应时间不同的结果。在随后的精彩实验中，他发现，例如，当受试者被给予两个带有信号灯的不同按钮并需要按下正确的一个时，所需的反应时间比只需要面对一个按钮时更长。通过这项工作，唐德斯成为最早客观衡量选择与决策的科学家之一。另一位19世纪行为主义先驱，德国生理学家古斯塔夫·费希纳通过引入“最小可觉差”这一术语，将这一思维过程正式引入学界。最小可觉差，指的是刺激（例如光的亮度）的变化被注意到所需的最小变化量。正如你所料，这种感知过程也存在个体差异，这种个体差异可能源于研究参与者感觉系统的敏感性差异。表面上，这些方法论革新似乎更集中于心理而非行为过程，但最终感官知觉、决策速度和行为执行都有一个共同的分母——大脑，它在这一新兴学科成了深受重视的角色。
虽然对于主流的行为主义者来说，这样的研究相当于打开潘多拉魔盒，但除非我们了解大脑在行为与心理过程当中的作用，否则我们便无法真正地理解行为。回想起来，斯金纳可能是机智地规避了将大脑纳入他对行为输出的解释所可能产生的混乱，因为大脑的作用并不简单。但有一点越来越清晰，那就是，想要准确了解行为在维持动物生存当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我们需要进一步地了解神经系统是如何设计实时的、相关的行为的（无论其形式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