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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明(中译修订版)-电子书下载

历史传记 2022年6月30日

简介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时代,政权割据、战争频发、人口迁徙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正是在这个所谓的“黑暗时期”,中国的艺术、技术、思想和文化都取得了巨大的创新和发展。丝绸之路不仅带来了外来货物,也带来了新的宗教和文化。得益于民族融合与南北差异,这一时期的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墓葬雕塑、音乐舞蹈等无不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差异。 美国资深汉学家丁爱博认为,六朝是一段非常复杂的时期,对它进行任何“标签式概括”都不会很贴切。他以考古出土实物为基础,对照传世文献,既宏观阐述了六朝的政治与社会,又细致描绘了六朝的日常生活,展现了一幅全景式的六朝图卷。

作者介绍

丁爱博(Albert E. Dien),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1927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曾师从薛爱华(Edward H.Schafer)、陈世骧、赵元任等学术大师学习中国中古历史、语言与文化,多次到中国进行学术考察与交流,是美国早期中古中国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先后获斯坦福大学“卓越终身成就奖”和台湾师范大学“杰出校友”称号。已出版《六朝文明》(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等专著,《早期中古中国的政治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剑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Six Dynasties)等编著。

部分摘录:
六朝 据说,当亚当和夏娃逃离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安慰哭泣中的伴侣。“别哭,亲爱的”,他鼓励说,“一切都是暂时的。”
六朝(公元3世纪至6世纪后期)是一个分裂和无序的时代,它处于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之间,以其在文化艺术上的伟大成就而著称。有人将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进行对比,把六朝称为中国的“黑暗时期”,然而这个词所包含的负面意义很容易让人引起误解。实际上,六朝是在诸多方面(如文化、政治、社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创新与成就的时代[1]。
由于六朝并不是一个很受关注的时代,所以有必要勾勒一下这段历史的梗概。“六朝”之名来源于当时建都于今南京的六个政权。此前的都城都位于北方,主要在今天的西安和洛阳,但随着北方非汉民族迁入中国北方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原来的中原政权被迫偏安于南方,于是这个时代被称为“南北朝”。外来的非汉人统治的北方政权,与移民占主体的南方王朝之间的政治分裂是这个时期的最显著特征,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支离破碎了。相反,当时的地方割据政权都在力图自保与扩张,正是由此导致的冲突形成了当时的混乱无序。在欧洲,政权的地方割据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在中国,没有中央集权的政权会被视为反常的、暂时的。汉朝的成功大一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统一的典范,它通过近四百年的努力,在中国人心目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规范。
汉代末期,朝廷外戚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纷争,使得一些军事领袖成为独立的军阀,而皇帝成为这场新的政权争夺战中的傀儡。在北方,曹操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译者注:中国历史纪年为译者所加,以下同)的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以胜利者的姿态脱颖而出,但他继续扩大胜利果实的企图受到了来自东南、西南地方军事首领的阻挠,紧接着是连年的军事行动与统一政权的行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后,汉朝终于从名到实都灭亡了,曹操之子曹丕即位,建立了新的王朝“魏”,统治着中国北方地区。此后,四川的刘备因其姓氏(与汉代皇室相同)而自称汉朝的合法继承者,后世为区分称其为“蜀汉”。不久,东南的孙权也自称吴帝。至此,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曹操及其后继者统治下的北方政权巩固内部的进程并没有走得很远。汉末,中央政权由于衰微,不得不依靠地方势力来维护自身的稳定与安全,结果大型坞壁蜂拥而现。大型坞壁都拥有自己的武装(部曲)和家丁,他们是失去土地后依附于豪强的一群人,身份类似于佃农。数百年之后,中央政权的安全力量才得以重新建立,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小块土地的自由民形式也得以重新恢复。汉末,曹操还试图通过建立一套新的职官制度取代旧式的汉代官僚体系,以确保官员对社会制度的拥护,加强中央集权。他建立了一套乡里荐举体系,被荐举者分为一至九品,依品第高下委以不同的职务。为了确保优秀的候选人能够入仕,各州郡负责品第的中正皆由中央政府任命。但是,由于是家族而不是个人把持着品第大权,入仕的门路逐渐被地方门阀世族垄断,这个制度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于是知识精英受到打压,而维护世族特权的制度则根深蒂固[2]。
司马氏是北方曹魏政权里的显赫家族之一,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逼魏帝退位,自称皇帝(晋武帝),晋王朝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的短暂统一。西晋政权建立之前,蜀国已被魏吞并,西晋建立之后,又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征服了吴国。新的晋王朝下达了“罢兵令”,曹魏的中央集权措施被搁置下来。尽管如此,西晋诸王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私人武装,不久,严重的内战“永嘉之乱”(公元311年)爆发,并直接导致了晋王朝的瓦解。
当掌权者内讧之时,权力势必旁落他人之手。西晋诸王之间的内讧导致中央军力的削弱,中央再也无力控制由半独立的军事首领控制的地方州郡,并最终导致饥荒、大规模的动乱和革命性的农民运动,这种现象正是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称“动乱时代”的极好例证。在西晋政权里,外部的威胁来自疆域内外的诸多非汉民族,他们颠覆了西晋王朝,控制了中国北方地区。随之,驻守南京的司马睿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以晋室的继承者身份称帝,因此建武元年之前的晋朝被称为西晋,继之者被称为东晋。正是由于晋室的南迁,这个分裂的时期才成了“南北朝”。
南方与北方大不相同,南方空气潮湿、土地湿软、湖泊众多、气候温暖,主要作物是大米而不是北方常见的麦类和粟类谷物。当时的南方人口由三部分组成。
(1)世居民:傣族、瑶族、越族等。
(2)中原移民:很早就迁入了南方,其中可能也包括部分被同化的世居民。
(3)大批南迁的避难者:这批人的数量难以估计,还存在较多的争议[3]。
在建武元年(公元317年)至永初元年(公元420年)间,南方的最高统治者势力衰微,朝廷内部尔虞我诈,南迁流亡士族间的关系也极不稳定。大多数南迁的北方士族没有土地,没有根基,他们的影响力仅限于朝廷和军队。不过,他们由于有能力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所以还能被南方人接受,但前提是南方人自身的利益必须得到维护。比如,朝廷曾试图征募南方地主家的佃农入伍,结果导致站在地主立场上以道教名义发动的反叛[4]。因此,南迁的北方士族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铤而走险的。
当时要想掌控政权,对北府兵的控制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这是一支建立于山东、随朝廷南迁的军队,军人在都城以北被授予土地,成为兵户,也就是说他们平时耕种、战时出征,主要职责是抵御北方军队的入侵。这支军队是国家的重要壁垒,主要为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服务。不过在公元4世纪早期,当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陷入权力争战的时候,一些低级军官发动了叛乱,刘裕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掌控了新的王朝——宋,自称为帝。他的兴起标志着北方世族掌控军权历史的结束,从此他们不再拥有军权,而是完全依附于朝廷。刘裕希望自己家族的统治长治久安,在遗诏中明确规定府兵不得独立。出征的将领回朝时,统军之权会被剥夺,一些重要的州刺史也改由皇室宗亲担任。如果没有朝廷的文书,州刺史也无权调动军队[5]。不过这样的规定也无法确保统治的稳定,在公元420~589年,南方四朝26位统治者中,有13位暴死、4位被废黜,只有9位是自然死亡。不过,正如刘裕所希望的那样,这些政策确实大大地维护了当时的权力结构[6]。
在东晋向刘宋的过渡时期,当南迁的北方士族真正失势之后,他们除了忠于皇帝,已经别无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最有利于朝廷的群体,他们必须认同皇室的利益,没有了利益的冲突才会得到朝廷的信赖。也可能正因为如此,阉人在朝廷中从来没有得势,因为皇帝已经有了自己的傀儡。当权势不再之后,身份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对家族、血统、门第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但是,由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力和职务,他们在生活上日趋颓废。一位公元6世纪的评论家这样写道:“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颜氏家训·涉务》)“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三九公燕,则假手赋诗。”(《颜氏家训·勉学》)[7]
这段文字的本意是批评士族的颓废生活,但也反映出文才在当时精英阶层里的重要性,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可能还是梁代的几位皇室成员:父亲(梁武帝)主持着规模宏大的文学沙龙,一子编写了《文选》,至今仍是有关当时文学作品选集的典范;另一子(梁元帝)也对道教、文学和诗歌抱有浓厚的兴趣。由于统治者的推动,当时的文学艺术取得辉煌成就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影响到以后几代,甚至远及日本。
在北方地区,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一直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汉代末年,虽然与匈奴的争战有所缓和,但另一个游牧民族——鲜卑,开始自东北内迁,从公元2世纪开始成为匈奴的腹背之患。匈奴被迫南迁,被中原王朝安置在边境以内,成为抵御北方新敌的缓冲,同时也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兵源,用来戍守北方边疆,或服役于内地,这有些类似于在罗马帝国服役的德国人。由于北方民族的纷纷内迁,到元康九年(299年)时,已有人抱怨“关中(今陕西和甘肃)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8]。边界逐渐形同虚设,游牧民不断南下。
只要政权稳定,这些游牧民都会非常忠实于朝廷,会一致抵御外部的蛮族,但是一旦政局动荡,他们本身就成为朝廷的大患。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洗劫洛阳,这是一件与公元410年哥特人洗劫罗马同等重要的大事,标志着整个北方地区开始陷入长期的外族统治之下,即中文所谓的“五胡乱华”。“五胡”包括匈奴和藏语系、突厥语系的多个民族,他们在北方地区先后建立了16个短命的政权,中国历史因此步入所谓的“黑暗时期”。
公元4世纪初期西晋瓦解之时,北方地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新任并州刺史刘琨在赴任途中上了一表,这样描述沿途所见:“道崄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九州之险,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公私往反,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9]汉人和非汉人都无法幸免于这样的惨况,年复一年的干旱与饥馑更使得民不聊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逃避不失为一种途径,毫无疑问当时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众所周知的是很多大户逃到了南方,但对当时农民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他们可能也跟随大户逃到了南方。也有很多难民涌入东北和遥远的西北地区,那里的社会相对安定。而留在中原的人赖以自保的方式就是联合起来,共同防御。关中和关东(今山西、河北和山东)地区在战争中所受的冲击尤其严重,大量土地荒芜,处处是流民与强寇。留下来的精英阶层则建立坞壁以自卫,这样的坞壁最先出现在汉末,是堡垒式的庄园,但现在坞壁的数量和规模都大为强化了。坞壁的人员构成主要包括侍从、宾客、奴隶、宗族和一些本土人群。靠个人之力是无法生存的,他们必须依附于附近的坞壁。据说仅在关中地区,这样的坞壁就有三千多座[10]。
坞壁通常建造于易于防御骑兵和步兵攻击的地点,如河湾处或山顶上;有些人甚至逃往山里寻找更为牢固的要塞。有座坞壁方圆数英里,河流环绕四周,能容纳十万之众,据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内有耕地和水源。坞壁的首领不仅是军事首长,而且是政治和经济管理者,他们充当着以往刺史的角色,执行着来自不同朝廷的使命,有些可能还是自封的刺史[11]。
这些坞壁主要是防御性的建筑,无法抵挡过长时间的进攻,因此他们还得寻求其他的生存之道。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向当地的权势人物效忠,可能多至两三个(即向胡人小国的首领们效忠,他们兴起于晋室南迁后的北方),向他们提供人质,并向他们进贡。
这些游牧民族在管理靠武力所得的地区时,往往缺乏建立行政制度的技巧,不过,当时建立的政权数量之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们有意去尝试统治这些归顺的农业居民。为了有效地管理,游牧民族首领往往需要中原地方豪族的支持,因此,当他们获得这样的人才时,一般会保留原有的地方行政体系。地方首领与胡族首领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而不像是外族对本土的占领[12]。据说南方军人桓温北伐之时,那些被俘至南方的中原士兵潸然泪下,频频回首北望。
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北方地区终于统一于鲜卑部落联盟的一支——拓跋部。他们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北方地区建起了长城和边塞,以阻挡其他游牧民进入中原,给北方地区带来了一个半世纪的安定。拓跋氏与中原世家大族有着密切的合作,大量资料证实,拓跋氏大力支持世家大族的世袭特权,他们建立官学以培养士族子弟,反对士族与寒族通婚。在北魏都城甚至禁止贵族与平民居住于同一区域。尽管如此,中原世家大族还是必须十分谨慎,因为如果哪个家族过于显赫,都会被拓跋氏当成对自己统治的威胁,会被迅速而残酷地剿灭。不过,拓跋政权比起其他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做到了政局的相对稳定和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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