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如同人类整体的影子，在宗教、文学、艺术、哲学中生生不息，它既是对人类责任的赞歌，也是关于人类悲惨境遇的黑暗寓言。斯蒂芬·格林布拉特通过回溯这一故事的巨大价值，在人类起源与现代文明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展现了其中丰富的寓言、性与道德的冲突、恶毒的厌女症，以及深刻的道德洞察，并一直追踪到这一故事在当代的后达尔文式坚持，引发我们对当今社会中婚姻自由、女性权利以及自由的尺度等问题的思考。
作者介绍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著名文学批评家、莎士比亚研究学者、作家，哈佛大学约翰•科根校级教授（John Cogan University Professor），《诺顿版莎士比亚全集》主编，曾获梅隆杰出人文学者奖、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著有《大转向》、《莎士比亚的自由》（以上两部作品已由甲骨文推出中文版）、Will in the World、Tyrant等知名作品。
部分摘录：
我的书桌上有一本钦定版圣经的现代版本，它总共有1078页，其中只有一页的篇幅是讲亚当和夏娃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故事如此卓越超群，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流传得这么广远呢？我们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从那以后就再也不会忘记它了。与此同时，其中粗糙的示意连环漫画一下就让这个故事呈现于脑海，虽然可能无法想起每一处细节，但是基本的框架一定会出现。这种叙事结构中的某些东西十分突出，这使这个故事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了印记。
自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首次被讲述以来，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几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这个故事赢得了大量组织和机构的支持。教师们向学生重复讲述该故事；很多机构奖赏信徒而惩罚那些怀疑论者；知识分子们拣选出有细微差别的章节，为悬而未解的谜题提供不同的，甚至是互为对立的阐释路径；艺术家们生动地再现这个故事。然而，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叙事似乎是独立于这些复杂的阐释的，或者也可以说，随后的多元阐释的角度都源自故事本身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初能量，就好像其核心是不断向外散射的。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彰显了人类叙述传统中一种怪诞、神秘、持久且深远的力量。
由于一些既引人入胜又令人费解的原因，古书中的某些章节、句段就像是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可以窥见整个历史长河中的那些深切的恐惧和欲望。它既是解放性的，又是毁灭性的；既讴歌了人类的责任感，又是一个关于人类苦难和不幸的黑暗寓言；既为勇敢欢呼庆祝，又引发了强烈的厌女情绪。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个故事引发了无数个体、群体的互动与回应，这无疑是令人震惊的。
古老的拉比们凝视着镜中影像，试图理解上帝的意图。宇宙的缔造者时刻关注的人类到底是个怎样的群体？他们为什么会被创造？这些拉比潜心研读神圣文本的字字句句， [1] 并得出结论：“耕作土地”最初指的并不是一种农业劳作，而是指要日复一日地研读律法书（《妥拉》），这被视作生活中最崇高的目标。
早期的基督徒并未过多关注亚当在伊甸园中的学习习惯，而是关注亚当的不服从导致的伊甸园的毁灭性失去。故事的内核在他们身上显现的，是人类始祖的过失以及该过失带来的后果。他们跟随着保罗的脚步追寻着死亡的真相，这令人饱受苦难，却永远无法回避：人类始祖因撒旦的蛊惑而堕入邪恶，自此死亡再无可逃避。但是，他们还是在他们的信仰中获得了一份慰藉：一个新的亚当——也就是耶稣，他通过承受诸多苦难以及最终的献身，化解了第一个亚当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他们狂热地期盼着弥赛亚崇高的献身能够让信徒们恢复一种遗失的纯真，重新回到乐园，回到天堂。
而伊斯兰教《古兰经》的释经者们关注更多的不是亚当之“罪”，而是他作为神的代言人的身份。可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古兰经》与早期的基督教经典文本相似，都把撒旦［或易卜劣斯（Iblis）］视为一个傲慢的、谎话连篇的天使，他蛊惑了人类的始祖，使他们不服从上帝的指令。后来的一些评论家则指出，这个恶毒的蛊惑者并非蛇形，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骆驼的形象：“她有着红、黄、绿、白、黑五色交织的五彩斑斓的尾巴，如珍珠般闪耀的鬃毛，黄玉色的毛发，犹如金星和木星的眼睛，以及一种像极了混杂着龙涎香的麝香气味。” [2] 亚当和夏娃因没有遵循上帝的指令而被驱逐出伊甸园，他们的子孙后代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哦！亚当的孩子们！不要再受撒旦的蛊惑，你们的始祖曾因此从伊甸园中被驱逐。”然而，在伊斯兰教的传统里，这种对禁令的违反仅被视作一个错误而不是一种十恶不赦的罪行，也不会影响到子孙后代。亚当被驱逐之后，悉心照料着地球上的生命，也同时扮演着宗教导师的角色。他是启发人类的先知形象，是造就最高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一人，他将让真主之光再次普照人类。
纵观古典时代晚期、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很多专家、学者都梳理出了亚当、夏娃命运的含义。他们沉浸在故事里，浸润在无边无际的学术研究中；内心深处感知着每一处细小的邪恶；体察着每一次忏悔的冲动，企图克制肉欲，碾碎叛逆的骄傲；渴望着先知的预言；梦想着在时间终结之时，清除掉一切存在的痕迹，复归到无限的极乐中去。苦行者们思索着，是哪些事物蛊惑了我们的肉身；他们研读着古老文本中的章节与句段，想要获得一些线索——关于早期人类繁衍生息的其他可能方式的线索。医师们思考着伊甸园中人类的素食习惯能带来哪些健康上的益处。语言学家试图了解亚当和夏娃使用的语言，并且探寻其是否留下了某些痕迹。自然科学家们则思考着失去的乐园在生态学上的重要性：在这个昔日的世界里，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关系与我们今天的情况全然不同；曾经，自然环境没有偏向任何物种，而是以温和的姿态维持着物种的多元与丰富。在犹太人和穆斯林中，研究宗教法的专家探索着故事在教义和法律上的含义。在三大一神教群体中，哲学家们争论着故事的道德寓意。在基督教世界里，视觉艺术家们十分欣喜地接受了邀约，去用艺术的语言描绘人类的身体及其全部的荣光与屈辱。
首先是普通人，他们或是从神职人员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或是看到了有关这一故事的壁画，或是听父母或者朋友讲过。他们一次次回顾这个故事，努力寻觅着让他们倍感困惑的问题的答案。这一寻觅的过程阐释了当两性以及婚姻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当身体承受痛苦，当体力要耗竭，当乐园的失去不可避免，当哀悼乐园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之时，有哪些因素最为搅扰人心。或者说，至少这一过程可以帮助人们反观自身。就像拉比、牧师以及穆斯林释经者一样，这些普通人从先祖亚当和夏娃那里，获悉了一些有关其自身的知识。
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启示。它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爱，又为什么饱受苦难”这些问题。这个故事的影响之广泛似乎也是其设计的一部分。尽管它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奠基石之一，但它是先于，或声称先于任何特定宗教形态的。这个故事捕捉到了人类对待工作、性以及死亡的奇异方式，而这些中的部分是我们与其他物种共享的存在特征；人们思索着这些奇异的方式，似乎它们都是由人类先前的行为决定的，似乎一切也完全可能是另一幅图景。
故事说，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模样创造了人类——一种独特的生命体。上帝又赋予了我们辖制其他物种的权力，但与此同时，他也给了我们另一样东西：禁令。这一禁令的到来没有任何解释和理由。但追溯到时间之初，我们的先祖不必理解这一禁令，他们只须服从。亚当和夏娃没有服从，而是违抗了上帝的指令，这影响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从普遍的羞耻感到人类必死的命运。
基督教的基石就在于对这个故事的字面真实性（literal truth）的坚守，也就是伊甸园是实际存在的，亚当和夏娃也实际存在过。这也是我对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如此痴迷的原因。一个编造的故事是如何获得真实感的？一个石雕是如何开始呼吸的？或者一个木偶是如何开始自己站立，不需要绳子牵引就能自己跳舞的？虚构的生物为什么好像真实生存过，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们注定开始走向死亡？
世世代代，虔诚的男男女女都试图诠释这一故事，把赤裸的男人、女人和会说话的蛇看作精准的叙述：正如我们所知悉的那样，生命由此发轫。哲学家、神学家、牧师、僧侣、空想家，还有诗人和艺术家，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但是，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丢勒、米开朗琪罗、弥尔顿的时代，新的、卓越的再现技术才最终赋予人类始祖的故事一种令人信服的现实感，使之具有了新的生命力。
这是艺术和文学的巨大胜利，但它也带来了很多出人意料的结果。艺术爱好者们不但从希腊和罗马的废墟中挖掘出了亚当和夏娃的雕像，还有栩栩如生的异教徒的雕像。人们用道德的眼光来审视和评判它们。这些标准不仅适用于遥远的过去，在人们反观当下的现实时，它们也产生了同样的效力。人们把亚当和夏娃同他们在美洲大陆邂逅的赤裸着身子的男人和女人们 [3] 相比较。这些人很奇特，他们似乎完全感受不到赤裸身体的羞耻感，而这种羞耻感本应是亚当和夏娃“堕落”之后所有人类都能感受到的。正因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现在看起来很真实，它带来了很多难解的问题——关于时间之初对语言的掌握、两性关系、种族，以及死亡。
一种现实感加剧了，由此引发的问题让人倍感痛苦，它们一直盘旋在古老的本源故事之上，悬而未决：什么样的上帝会禁止他创造出来的生命了解善恶之辨？他创造出来的生命为何在不了解善与恶的时候，就服从这样的指令？死亡对于那些从未经历过死亡，而且不知死亡实质的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教堂和世俗政权的权威严厉对待这些提出问题的怀疑论者，但它们却并没有办法完全镇压这种质问和骚乱，其根源在于：在各种表述中，人类始祖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曾如此真实。随着启蒙运动的展开，怀疑成倍增加，再也无法压制。位于最显眼位置的是斯宾诺莎极具洞察力的怀疑论、查尔斯·达尔文锐利的凝视，以及马克·吐温那嘲弄的笑声。
遍布世界的自然历史收藏中有生物的正模标本，这一点令人自豪。 [4] 这些正模标本也被称作原始标本，它们是官方认证的物理样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脊椎动物学博物馆里，有整个科学界认定的、表皮粗糙的蝾螈标本（Triturus similans Twitty）；位于乍得恩贾梅纳的国家研究中心收藏的头盖骨，是已经灭绝的灵长类动物萨赫勒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的唯一标本。早在18世纪，人们就已经开始辨识、收集这些标本。灰狼（Canis lupus）的标本收藏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里，伟大的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在1758年对这些样本进行了描述，他和他的学生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也发现了很多其他正模标本。（由于林奈的描述建立在自我审视的基础之上，我们这个物种——智人——的标本正是林奈自己的身体。）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植物标本馆里有11万种植物的正模标本。伯克利的脊椎动物学博物馆里有364种哺乳动物、174种鸟类、123种爬行动物和一些两栖动物的正模标本。在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湿藏品”展示区，陈列着无数装着海洋生物标本的罐子，这些标本漂浮在乙醇中。有些罐子上标有红点，这表示里面装着的是正模标本。
正模标本的认定很简单：一个人发现了一个新的物种，然后写一篇科学论文，根据特定的标准给它命名、描述它，就可以了。因为发现者成功发表了论文，并且知道标本应该归属于哪一分类，所以他成了物种的“作者”。正模标本因此成了被科学家们承认的正式样本；从这个样本中，我们可以提炼出这个物种的关键特征。到今天为止，大约有200万个物种已经被命名。据估计，地球上有接近900万个物种。
在《创世记》中，上帝将旷野上的走兽、天空中的飞禽都一一带到亚当面前，让他给它们取名，就像科学家给其发现的正模标本取名一样。文本中并没有指明亚当运用的是什么语言，整个过程历时多久，以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传统的圣经评注认为， [5] 命名与亚当的诞生发生在同一天，因为在命名这一壮举之后，上帝才创造了女人（夏娃）。（大多数评论家不愿意相信亚当在没有伴侣的情况下独自生活了很久。）一些评论家想要知道，有害的昆虫是否可能是在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万物之后才出现并得名的，它们是不是人类犯下的原罪的结果，而非原计划的一部分。另一些评论家则开始关注鱼类，因为圣经中只提到了陆地和空中的生物。“为什么上帝没有把鱼也带给亚当呢？”英国牧师亚历山大·罗斯（Alexander Ross）也是一位科学家，他在1622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然后接着自己给出了回答：“首先，鱼类和人类的相似之处不多，不像走兽；其次，它们不能像走兽一样为人类提供帮助；第三，离开了水，它们便不能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