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日本学者、评论家小西甚一的名著，以雅、俗为切入点并统领全书，完整论述了日本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阐幽显微，旁征博引，每每从世界文学的视角观照日本文学，颇多创见。本书译者为台湾翻译家郑清茂，译文准确，文辞典雅。
作者介绍
小西甚一（1915—2007），生于日本三重县，1940年东京文理科大学毕业。历任东京教育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夏威夷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员、筑波大学副校长等。专攻日本文学史、文艺理论、东西比较文学、中日文学关系。1951年以《文镜秘府论考》获得日本学士院奖，1999年被日本政府授予“文化功劳者”称号。主要著作有《日本文艺史》、《梁尘秘抄考》、《能乐论研究》、《俳句世界》等。
部分摘录：
从十世纪中叶起，日本语的散文开始发展，至十二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全盛时期。这当然与假名的创制有关。姑且不谈短短的和歌，像卷上加卷的长卷日语文章，用《万叶集》那样的标记法[64]，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的。那么，假名的散文作者是什么样的人呢？可以说，多半是下流贵族即受领[65]阶级。他们无视上流贵族所谓“文章”的汉文，而以妇女习用的假名进行书写；不禁让人想象当时，或者存在着对上流贵族及其文化怀有批判眼光的阶层。这个阶层大概包含自上没落者与自下发迹者的受领阶级。
一般认为假名文章的发达多应归功于女性。的确是如此。但这与假名文艺是女性所创始之说，应有区别。因为属于所谓平安前期的诸多作品，始于确由男性所作的《土佐日记》，其他如《竹取翁物语》《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等，可以推定为男性之所作者，占绝大多数。我们可以想象，以假名书写的文艺一定是先由男性尝试，然后浸透于同阶级的女性之间。如果说，支持假名文艺的主要享受层是女性，那么，当然可以说“多应归功于女性”。
散文文艺可大致分为日记与物语两个系统。物语又可分为歌物语与虚构物语。
日本中世的人们心目中的“日记”，范围相当广泛，与我们所用译自diary的“日记”，大为不同。一般大概意味着“追随时间而写的实录式文章”。依此定义，有不少现代文学的所谓“私小说”[66]，似乎也可以放入日记之类。即使是纪行或随笔而具有上述条件者，也都被当作日记看待。
在有日记之名的作品中，以最古的《土佐日记》为例，就知个中情实。这部作品是纪贯之自任地土佐还京的纪行，随着行程逐日而写，因而称之为日记。然而并不只是单纯的纪行，其中还描述着贯之个人深刻的人生苦恼，可以说很像某一类的私小说。只是贯之不是通过“私（我）”的立场来谈，而是假托随行的女子为叙述者。这一点应与私小说有所区别。这不仅是形式的问题。由于作者借用了“他人之眼”的结果，不但不必亲自现身描写鲜明的人生苦恼，而且可以“从容不迫”地观察自己，甚至还能带着幽默而温润的丰富笔致。就此而言，《土佐日记》也可称为“俳文”（雅俗混合的作品）[67]。
相较之下，《蜻蛉日记》[68]可说是真正的私小说。作者藤原伦宁之女，即藤原道纲之母，认为“世上虽有许多所谓物语之作，但无一不是出于明显的虚构”，而自以为要坦白“自己的真实”，非我莫属，于是面对真实，写下了前后长达二十一年的爱情生活及其苦恼。妇人的地位在夫妻关系极不稳定的环境下，不难想象会产生种种悲剧，但要把这些悲伤苦恼的遭遇整理成书，非有相当高度的自我意识与敏锐的潜在批判精神不可。这种精神的确见于散文发达的初期，但后来就渐渐地越来越稀薄了。
“物语”是与“日记”并行的散文文艺。现代人总以为物语就是小说，其实物语与小说并不相同。在现代日本文学小说类中，如上所述，为数过半的私小说大多属于“日记”。谓之“物语”者，就在其异于小说之处，有物语之所以为物语的特质。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平安时代人们所认识的“物语”指所谓“虚构物语”而言，而现在叫作“歌物语”[69]的作品，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真正的“物语”。换言之，只有以虚构手法叙述的虚构作品才算物语。歌物语或许含有虚构的叙述，但一切都被“当作事实”来呈现，所以即使不标其人名为业平或平中，也都写成活像实在人物的实际经验一般。相反的，在虚构物语中，虽然出现的有大伴御行或石上麻吕那样的实在人名，但其原型都被化为虚构人物来描写。因此，《竹取翁物语》[70]被认为是“物语的始祖”。至于歌物语，似乎常被当作日记看待，所以《伊势物语》[71]或《平中物语》[72]自古就有《在五中将日记》《贞文日记》之称。
一般而言，虚构物语在性质上与小说大为不同。小说描写人生的“断面”，物语则叙述人生的“整体”[73]。要之，无论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小说的作者都有描写的重心，而为了适切地衬托这个重心，才布置种种周边的物事。反之，一五一十地描写周边的物事，却正是物语的本来面目。即使在结构上要求统一紧凑的短篇物语里，常有不知主题在何处的散漫情形，而且安之若素，毫不介意。若是小说的话，肯定会被评为缺乏统一性的失败之作，但对物语而言，却反而成就了本来固有的性格。可见读小说的批评标准不能适用于物语。
然而，这种物语的特性似乎是随着物语的发展而逐渐成长出来。在初期的阶段，注重情节进展的作品好像比较普遍。在这个意义上，《竹取翁物语》可说是最像小说的物语。《竹取翁物语》的成书年代，虽然众说纷纭，但就现存的本子而言，大概成书于《后撰和歌集》[74]时代，无疑是最古的物语。假定《竹取翁物语》代表初期的物语，那么，只留其名的《住吉》《交野少将》《松枝》《迁殿》《梅壶少将》《正三位》《待月女》《埋木》《狛野》《芹川大将》《藐姑射之刀自》等物语，可以想象或者都具有较多的小说成分。这类小说成分较多的物语，可称之为“古物语”或“昔物语”，以便与物语的物语区别开来。我认为这是日本文艺史研究的必要程序。
“歌物语”常被拿来与无重心的“虚构物语”对照。据流行的常识定义，歌物语是以歌为主要题材的物语。这种看法固然不错，却不能说是充分的定义。在歌物语中出现歌，理所当然，但其出现绝非漫无章法，随处可放；而总是放在紧要关头，或为顺利解决事件的契机，或为突然转向败局的端倪。物语中的歌只出现这样的脉络时，才算是真正的歌物语。向来通常都举《伊势物语》与《大和物语》[75]为歌物语的代表，而认为其后就被虚构物语取而代之。然而光凭这种看法并不能完全掌握整体的事实，因为在很久以后出现的《堤中纳言物语》[76]中，还看得到《灰墨》《其次》两篇典型的歌物语作品[77]。
从歌物语的产生过程来看，把歌放在物语中的关键位置，不能不说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古今和歌集》所收在原业平的歌，不少附有较长的题词（词书），而且颇类《伊势物语》的文章，因此，有人认为原先应有业平歌日记之类的存在，提供了《古今和歌集》与《伊势物语》的资料来源。只是可以猜想得到的是，那类歌日记肯定发源于歌的题词。若然，则从起源的观点而言，歌之所以位于文章的关键部位，也许就不难理解了。
如果这种性格在歌物语的定义中不可或缺，那么，一向被认为是歌物语的《大和物语》等作品，由于其中部分的歌如同装饰，而且现出明显的叙述倾向，所以不能称其全书为歌物语。现存的《大和物语》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后人几度增补的结果。大概在这期间，非歌物语的成分混了进去。
比较起来，《平中物语》更像歌物语，甚至有盛极而衰的倾向。《伊势物语》所具清纯的热情，在《平中物语》中已为稍显颓废的情场较劲所取代。如果《伊势物语》完成于《后撰集》前后，《平中物语》的完成至少也要降到《拾遗和歌集》[78]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