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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中东政策-电子书下载

人文社科 2022年6月23日

简介

本书全景式地回顾了俄罗斯经营中东的百年历史(1917-2017),全书600余页,是迄今为止针对该问题最宏大的专业著作,深刻反思了百年来俄罗斯/苏联在中东政策方面的得失,书中有不少作者个人的见闻和感想,包括对一些关键人物的访谈,不少观点是独创性的。有助于中国深入了解俄中东政策的的历史脉络和深层次考虑,对中国的中东问题、能源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本书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历史跨度大,对苏联/俄罗斯与中东长达100年的关系进行了全景扫描;二是现实感极强,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对百年来中东重大事件皆有涉及;三是个性鲜明,观点尖锐,思想深刻,敢于点评重大历史事件,臧否人物;四是文献丰富,既有公开资料,也披露了大量未公开的资料,特别是作者采访并收录了诸多曾参与苏联/俄罗斯中东政策的重要当事人,这是十分难得的。

作者介绍

本书作者瓦西里耶夫(Алексей Васильев),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科学院非洲所前所长。曾任俄与非洲国家领导人联络事务总统特别代表、俄联邦安全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外交部对外政策委员会成员、《今日亚非》杂志主编,俄罗斯中东问题权威专家。

部分摘录:
第一章 弥赛亚[1]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渊源 我们把富人赶走,
我们在全世界燃起了一把火,
血淋淋的火焰燃遍了全世界,
主啊,保佑我们的灵魂。
——亚历山大·布洛克(Alexander Blok,1880-1921),俄国诗人、戏剧家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打倒××××”。这些革命口号带有巨大的潜在负面影响,布尔什维克谴责让200万俄国人丧命的内战,剥夺了俄国贵族的特权,甚至生存权(之前俄罗斯绝大多数耕地都属于贵族)。布尔什维克还谴责沙皇独裁政权剥夺了绝大部分人的民主权利,其中也包括资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尽管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还没有与工人阶级形成一个融洽的合作共存关系),猛烈抨击帝国体系下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模式以及脆弱的准民主制政府。
在极端环境下喊出这些极端和激进的口号似乎也符合情理,并能打动人心。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与鼓动让俄国人情绪激昂:“人民应该拥有和平,把土地交给农民,把面包发给饥饿的人,把工厂交给工人。”1917年11月2日颁布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包括以下内容:
(1)俄国各族人民的平等和自主权;
(2)俄国各族人民享有完全自决乃至分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3)废除任何民族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
(4)居住在俄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与部族的自由发展。[2]
在苏联时期,这份权利宣言的内容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革命的年代,它毋庸置疑地在苏联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1917年12月20日,列宁发表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穆斯林劳动人民书》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公开信指出,阿拉伯人和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应该有权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并且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3]
对于那些疲惫不堪、饱受苦难的民族,布尔什维克给其送来了救世主式的救赎概念,即上帝存在于人世间的王国,有一个新的、之前不为人所知的神秘名字——“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一个自由、平等、公正、幸福和爱的理想社会近在眼前。人们只要追随布尔什维克并信任他们就行了。人民拒绝旧的那一套东西(如权力、财富、法律、道德、宗教),认为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将之清除干净。早期的文明,甚至人类自身,往好了说可被视为筑墙的材料,用来修筑美丽的散发着芳香的共产主义社会大花园的围墙;往差了说则被视为花园里可用的肥料。但是,尽管这些“职业革命家”中没有谁知道新社会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如何去建设一个新社会,但是几十年的社会稳定使他们能够笃信这一史无前例的新政权和党的专制具有顽强的自我保护和自我修复能力,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依次在工人阶级、流氓无产者(或者如现在所说的第三世界中的“被边缘化群体”)中找到支持自己的社会基础,这一社会基础能够动员群众加速发展未来战争所必需的重工业。
以新的救世主思想为核心的多层次和触角很深的宣传网络,连同报复机器,构成该系统必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到广播报纸的宣传,不仅能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各个部分有机串联,还能将那些需要新宗教或新信仰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些理念或者说是带有魔力的言辞,吸引了好几代苏联人,还特别俘获了西方的新知识阶层、左翼知识分子以及东方的“民族解放战士”。多年后,埃及历史学家沙菲伊(Al-Shafii)这样写道:“这些新生国家宣告成立是人类的全新事业。‘各国实现和平!全世界工人们团结起来!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实现民族解放!我们向全世界所有寻求解放的人民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大国公开表示不愿殖民其他国家,不愿占领或掠夺别国,相反,它选择站在全世界解放力量的一边。这个新生国家曾向萨阿德·扎格鲁尔(Saad Zaghloul,约1860~1927,曾于1924年任埃及首相)张开热情的臂膀,但扎格鲁尔惊慌失措地拒绝了苏联的帮助。”[4]事实上,在1919年埃及革命期间,一些地方机构也使用了俄语“苏维埃”一词。
这一思想宣传与现实经常是不完全相符的,不过这对西方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或东方的“民族解放战士”来说无关紧要。首先,苏联的这些朋友绝大部分并不了解苏联国内的真实情况,他们了解到的都是苏联宣传机器发布的信息,或者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信息,无论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其次,他们本身也不愿意了解真相,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理念、口号,或是为他们自己政治行为或态度寻找成功的“样板”。再次,从他们的角度看,苏联的俄罗斯人或其他民族所做的都是为了全人类更美好的明天,在任何情况下救世主思想认为做出牺牲是理所应当的,尤其是为他人。最后,也是主要的一点,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得到了支持,尤其是当它与东西方各种各样的革命者,以及在一些国家刚刚掌权的新政治精英们的利益、目标与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在俄国掌权的布尔什维克们其实并不了解东方。“十月革命”的一些领导人曾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一些穆斯林地区或高加索地区工作过,这些经验对他们认真分析东方的形势、趋势和社会政治发展是完全不够的。过去几十年里,深陷无能和教条主义泥潭的他们一直在试图解释亚非国家高度复杂的现实,以适应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和“理论”。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苏联专家在东方问题研究方面推出的重要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汇编,只不过用马列主义的辞藻来加以润色罢了。
为何布尔什维克的某些口号能够长期有效呢?这些口号要么是被单独运用,要么已被融合成为一个“科学理论”。研究社会真相的方法,不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对社会科学,要么就是全面分析、研究历史的进程,比较各种耦合式争论;要么就是意外地得到天启,一下子就能洞悉事物的本质。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他们谴责旧的世界秩序,包括殖民制度和一些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政治依附关系,正是得到了这样一种天启。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提出批评非常容易。因为有大量论据证明,鲁道夫·希法亭(Rodulf Hilferding)和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在其著作中所描述的并构成列宁思想基础的殖民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
关键的是,列宁的一些重要政治结论是从这些前提中得出来的。比如,批评或号召用革命手段摧毁旧的世界秩序,因为在旧的世界秩序中一些国家剥夺或简单粗暴地限制了另一些国家的政治独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实际结论,即承认支持各种形式的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统治斗争、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自决权的合法性。
不管细节差异,这意味着列宁及其支持者们所追求的道路恰巧与东方(包括中东和近东)的历史进程重合了。他们的政治口号,可以完全或部分地服务于东方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特别是其中的最激进派别,以及大部分人民的政治需要。这也意味着,英国和法国领导人认为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及其盟友从而使其在中东和近东建立的殖民帝国获得合法性的想法是违背历史潮流的,必将面临来自中东和近东日益增长的政治独立需求。
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在文章中曾经写道,支持被压迫人民争取完全的民族解放是社会主义者的义务,“支持他们使用任何方式实现解放,包括起义和战争”[5]。不过仅仅过了40年,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就开始建议使用和平斗争方式了。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对外关系必须以新独立国家为基础……必须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彻底决裂,这种政策把不多几个特殊民族的剥削者的幸福建筑在对亚洲和一切殖民地以及小国亿万劳动人民的奴役之上。[6]因此,有观点提出,苏维埃俄国“胜利的工人阶级”(指布尔什维克及其领导人)需要与正在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例如西方)的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结盟。
列宁认为西欧国家的统治阶级从其东方殖民地掠夺财富,既然这些资产阶级是布尔什维克最主要的反对者,就应该想办法削弱他们,特别是将他们从殖民地赶走。令人惊异的是,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中有一条这么规定,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仅在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赶出这些殖民地。[7]列宁认为,每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对待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是其能否忠诚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试金石。换句话说,它也是能否为苏维埃俄国奉献,更准确地说是能否忠诚于已夺取政权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及其领导层的试金石。
列宁关于“敌对环境”的实际担心来源于“十月革命”之后的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国入侵。当时,在前线和边疆地区都有敌人存在,最终他们都将被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所消灭。苏联领导人所想象的世界末日就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内战,再加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共同开创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写道:“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8]
在苏维埃俄国的领导层看来,民族解放运动可以彻底地破坏帝国主义统治的基础,使帝国主义丢掉其有利可图的势力范围,失去资本、人力、矿产资源,以及战略要地。帝国主义将不再可能靠从其殖民地掠夺重要资源来获取丰厚利润,它的海外市场也会萎缩,帝国主义收买其国内工人阶级上层的可能性将大大下降。这反过来又会为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反抗创造良好条件,激化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自然,所引用的事实和数据都不能证实西方殖民地外围所具有的作用,当然这并非必需的。苏维埃俄国“胜利的无产阶级”需要这样一种革命形势,如果没有,就去创造一个。在现实与愿景不太相符或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发生冲突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谴责民族主义,而支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可供选择。列宁说:“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会更坚决地给予支持的。”[9]
假定的反馈机制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依赖于苏维埃俄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苏联对抗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内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这一对阵态势为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帝国主义的地位和武装力量遭到了削弱,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领地的行动自由受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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