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以世界文明史、文学史为参照，全面描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各类景象。时间上自远古涵盖至当代，论述对象还囊括了中国港澳台地区作家、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首次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分编，兼取年代与主题，如此，超越了时间与文类的全新棱镜，关照文与诗、小说与戏剧的模糊边界，口语与书面语的互动，尤其注重辨析传统的持续性及在二十世纪乃至今天的嬗变。每编以时间为序，历史背景之外，还涉及流行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冲击、女性的角色、与少数民族文学语言的交流，等等，打通了文学史的古今界限，为读者提供了各种文体由古至今的演变线索，是一部特别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此次增加梅维恒的新版序言，述说20年后研究思路的变化，回应学术争鸣。且在装帧上分为八卷，便携，既和按体裁叙述文学史的体例呼应，又突出了书的可读性，可谓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
作者介绍
梅维恒 哈佛大学中国文学博士，汉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宾大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顾问，还兼任京都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教职；精通中文、日文、藏文和梵文，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汉学界最具开拓精神的学人，著述宏丰，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语言文学、中古史、敦煌学等。多年来笔耕不辍，始终专注突破边界，不仅证明了常被遗弃的语言学的重要性，且运用语言学重新探讨了当下议题，具有非凡的特质性。
部分摘录：
首先，我们来看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有转换乾坤之功的三大现象，它们不仅超越了个别作品与作家，而且氤氲激荡不已，整个动摇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根基。
训诂学
中国文学研究起初是作为汉学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属，而后者则可以被概括为一种采用训诂学方法对汉语材料进行的研究。换句话说，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汉学是训诂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文学研究本身是不存在的。只有到了狩野直喜（1868—1947）、铃木虎雄（1878—1963）、青木正儿（1887—1964）、吉川幸次郎（1904—1980）、郑振铎（1898—1958）、马古烈（Georges Margouliès，1902—1972）、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1915—2006）那一代人，才开始将中国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纯文学来进行探究与欣赏，而非仅仅将其视作与其他文献无异的文本。
这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在正确对待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精微层面（美学和情感意趣）之前，所要跨越的最艰难的障碍之一。在中国文学研究正式浮出水面之前，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无异于对排列组合的方块字的意思进行破译和解码，没有人真正尝试跨出关键一步解答，为什么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是如此感人肺腑、摇荡心魂。如同我的一位年长同事昔日所言，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在早先就等同于“懂大概的意思”——差不多相当于一种翻译，不论这一翻译有多好（或多蹩脚）。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这一浅尝辄止的阅读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甚至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不过，批评家在当时也开始质疑其训诂学前提，甚至在欲将之重塑、使它与时俱进上跃跃欲试。
古文书学、金石学、音韵学和其他的训诂学分支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这样我们才可以正确掌握文本的意旨，但如今这些活动不再被视为独立的活动，也不再被当作止步于此的终点，而被当成为文学文本的整体理解与欣赏服务的。这就需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文本的哲学、历史、社会、政治甚至民族维度，以及阅读时所使用的工具与方法。这样一种训诂学取径远比一百年以前更为复杂，也使得在援引训诂学来解释文本时更有价值。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这些转化对于训诂学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若缺少了它们，训诂学或早已成为可有可无之物，被丢进过时的思想垃圾桶。现在，随着不断自我更新，训诂学正在为中国文学和其他文学提供激动人心的慧见，以至于把它称为“新训诂学”都非过誉。训诂学的这些变化也可以套用在汉学上，毕竟从谱系上看，训诂学是母，汉学则是训诂学在中文领域所诞之子。有些人也许会提出“超越汉学”的主张，然而现在我们认识到这一主张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汉学跟随着训诂学已然再造新生。新汉学正引领着我们迈向对中国文学文本的更细致理解，当下有太多工作有待跟进完成。
张舒姮和梅维恒合编的《中国柏拉图文库》（Sino-Platonic Papers）第300辑对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语言和文学息息相关的训诂学进行了盘点，尤其聚焦于公元后第一个千年这段极为关键的成型期：
目前的研究毋宁说是对所谓“汉学的训诂学大全”的一种初步尝试。更准确地说，本篇论文关涉的是训诂学的研究与发展轨迹，而不是训诂学本身。这里的取径利用原始历史材料的序言和评点，将训诂学视为一种哲学演变的从属物，一种各传统与学派在其中既相互竞争也相互调和的混合物，而不是一种处于文字和音训研究之间静态的、非历史的对比。训诂学文本和“势”（immanent configuration）背后双聚焦的庞大案例反映在语言研究畛域，便是摇摆在本土思想体系和外国哲学之间，捍卫国族性和向国外声音的开放之间，聚焦于汉字（眼）vs发音（耳）。（《中国柏拉图文库》第300辑，第1页）
由此我们看到，训诂学非但不可放弃，如果充满创造性、极具智慧地对其加以运用，这一再造新生之后的训诂学能帮助我们以更深刻的方式来展望文学——文学的历史、哲学、民族等层面的特质曾长久地为人们所忽视。
华语语系
二十年前，还没有人听说过“华语语系”一词，然而近二十年来，此概念席卷了整个中国文学领域，甚至位居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讨论最热烈和令人激动的话题中心，给前现代文学研究的解读带来了强有力的影响。
到底什么是华语语系研究？当然，在华语语系研究出现以前，就已经有法语语系、盎格鲁语系、西班牙语系、葡语语系等研究存在了，相当于提供了一块可供建造的地基。不过由于华人移民及语言所具有的特质，其他语系的研究很难直接套用在华语语系身上。
第一个将华语语系研究概念化的学者当属史书美（2004年）。自从她原创性提出此概念之后，这一新的子领域如雨后春笋，以至于现在已经有专用心于此的整套丛书，比如美国坎布里亚出版社蓬勃的“华语语系世界系列”，华语语系研究学会也在年青一代学者的带领下非常活跃。他们如此描述自己的使命：
十多年前，“华语语系研究”这个概念首次提出，随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专门检视遍布全世界的、异质性极大的各种华语文化和社群。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变得越来越跨学科，不仅涉及文学和电影研究，而且也涵括了历史、人类学、音乐学、语言学、艺术史、舞蹈等。现在，我们通常将华语语系视为带有多重意涵的标记物，它不再仅仅指向字面意思，而是使得边缘化的声音、地域和活动进入学术视野，同时也与后殖民研究、定居者殖民研究、移民研究、族裔研究、酷儿研究和区域研究等领域展开了丰富对话。围绕重大议题和观点的定义和概念界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比如离散框架（diasporicframework）的优缺点（作为历史的离散vs作为价值的离散），克服中国性（Chineseness）的困难重重，语言所决定的身份认同感的利弊，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政治，少数群体的种族化和民族自决，在地化的文化实践，根与路径（rootsandroutes）的辩证关系，等等。近来，文学和电影研究之外的相关学者也纷纷加入这些讨论。华语语系研究日益增强的跨学科特质迫使我们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对于如下三问做出全面评估：华语语系研究这一从本质上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历史如何，现状怎样，以及未来可能朝向的方向。
鉴于华语语系研究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对于该领域的某些关键问题必然会出现不同意见，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流文学是否应该包括在华语语系的视域之内。如果将华语语系文学和法语语系等其他“语系”文学做一下比较，那么很明显将它包括进来无甚益处，因为那会让华语语系研究的特殊性模糊不清，使它弱化为与一般的中国文学研究没多大区别。
一国的语言和文学使民族国家和现代帝国主义的国族基础构建成为可能。对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必须通过国内的文化和语言大一统来强化与外国文化的外在区别。后现代和后殖民领域的学者则致力于挑战那些为各种国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形式保驾护航的论述范式。在东亚，历史学家西嶋定生（1919—1998）提出了“汉字文化圈”这一概念，重新审视日本与西方、日本及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国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与此同时，史书美生造出“华语语系”这一术语来考察全世界华语社群中全球帝国主义和国族主义对自由表达和身份构建的压制。如果说“汉字文化圈”概念通过解构日本帝制时代所推广的日本民族之文学和语言，从而动摇了与别国划清界限的基础建构，那么华语语系研究则是通过激发华语世界的地方语言和文化的生命力，以解决僵化的大一统问题。虽然这两个研究领域有着不同的路径和侧重点，但二者都志在击碎现代民族国家和帝国的虚假论述。西嶋定生和史书美的学术研究尝试着对中国和西方去中心化，二人也都创造出了新的理论框架来确认华语在中国之外所起到的作用，其理论影响之广远不限于东亚研究领域——有些是正面影响，有些是负面影响。
华语语系文学可以说有两大主要特点，一是它的多语性（涵括了所有华语语言），一是它的在地化（华语语系文学因地而异，与当地的历史和文化极大相关，比如在不同的东南亚国家的华语语系文学，或者中国的藏语文学）。
虚构性
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从来就抬高历史性，贬低虚构性，对此学界已达成广泛共识。由此形成了这样的认知：在中国先兴起的是历史书写，而虚构书写则相对晚出。当然正如《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所展现的，真实的情况其实非常复杂。21世纪的今天，随着虚构性成为西方叙事学中激辩的主题之一，同样的论争也发生在中国文学圈中。我们如何从小说研究过渡到叙事研究？虚构性研究是否局限于短篇和长篇小说？答案是否定的。在当下的研究中，真实与现实不再是区分历史与虚构的必要条件。
关于当下虚构性的论述，有三点值得提及：
第一，虚构性的理解和表达都因特定的时间和文化而异。我们需要认识到，现代文学所建立的虚构性符号，比如有别于现有的“故事组合”（story cycles），或者将超自然因素等同于虚构，不总是适用于前现代的文学。
第二，虚构性的标准可以是高度政治化的。现代人对前现代中国虚构性的理解为现代政治，如五四时期的政治（详见下文）所形塑。中日两国对前现代中日小说的理解，也受到日本、中国和西方的种族政治与意识形态政治的深刻影响。比如，某些前现代作品的口语化和白话特质可以当作无产者意识觉醒的宣传之用，前现代中国的小说往往改编自现有的“故事组合”——这一点可以被用来论证中国人比西方人缺少原创思维，等等。
第三，小说作为一种兼具文学性和施为性[1]的文学体裁，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在拥有小说的那些文化中，小说也相对晚出。小说（虚构）和欺骗之间的本质差别并非在所有文化和所有历史时期中都存在。
与虚构性紧密关联的一个主题，当属事实性（factuality）。在《前现代中国的事实性叙事》（Factual Narrative in Pre-Modern China）一文中，梅维恒与刘映雪探讨了历史、小说和事实中，梦境与真实错综复杂的关系。
我们考察可证实的事实，即历史在前现代中国的重要地位的同时，必须牢记的是，梦幻与超自然在前现代中国文学和意识中并非无足轻重。东西方人文学科的许多学生都听说过庄周梦蝶，在这个故事中，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醒来后疑惑到底是他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一只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子。[2]梦如人生（或者人生如梦）这一观念在清代小说巨著《红楼梦》里达到巅峰。在《红楼梦》里，故事内核具有惊人的真实性，而它的叙事框架实际上又在质疑故事之真实性，二者产生了极为醒目的张力，也让读者开始困惑是否人生真就恍如一场红楼梦（“红楼”为对物质和感官的欢愉世界的隐喻）。对现实与梦境之边界及其哲学可靠性的质疑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许多作品——不限于虚构叙事作品——中的佛道寓意也一再有此质疑，所有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将事实性问题复杂化了。虽然现实和事实性不是一码事，不过中国文学总是在挑战梦与现实边界的可靠性，研究这一文化中的事实性必然产生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有待后来者一一解答。（pp.659—660）
对小说vs历史的研究不再只是去辨别某一叙事是否在所有方面都可证实，也严重依赖作者的价值观和读者的阅读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