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毫无背景的农场放牛娃到澳大利亚的总理，需要走多远的路？
11岁时父亲去世，失去租种的农场，无家可归，留下了人生中*深刻的苦难印象；21岁时靠打工赚钱出国留学，因此失恋，后遭遇经济危机，收入无以为继而终止留学；29岁，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和事业，毅然离开了待遇优厚的外交部，选择重新开始；34岁，踌躇满志，准备竞选地方议员，却因心疾病需要做手术而放弃；38岁，参加州竞选失利，想返回外交部却受到政治排挤，被迫“主动离职”；46岁，与党内领导产生巨大分歧，被怀疑“不忠”而边缘化；52岁，位居权力*，却被副手背后算计，一夜之间被票选下台，含泪请辞；55岁，临危受命，重新执掌工党，虽未能力挽狂澜，虽败犹荣。
九次低谷九次波峰，陆克文比多数人失败的次数都多，但每次坠落后，他总能再次升起。无论多少挫折和困难，陆克文始终拥有不畏的勇气。关于政治、关于家庭、关于婚姻、关于做人，陆克文深度阐述其每一个关键点的抉择、每一步迈进的方向，直面自己的内心世界。
《不畏》不是一种感觉，也不是一种天分，而是一个决定！
作者介绍
陆克文，澳大利亚前总理，现退休老干部。
部分摘录：
父亲去世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是我人生中最不稳定的一段时间。我当然不可能过得快乐。母亲告诉我，我们不得不离开农场，这也在意料之中。父亲以管理农场和耕种土地养家，母亲当然也可以继续这样做，因为她和我父亲一样都是做农活的好手。但在1969年的昆士兰州，农活仍然是“男人的工作”，母亲一个人管理农场是不可能的。
我躺在农舍的前卧室里，听着母亲和农场的主人协商我们什么时候必须搬走。母亲提到了父亲自掏腰包改善农场，向对方索要补偿。她提高音量，据理力争，但是谈判最终还是以她的哭泣收场。她身边除了我没有其他人，我只有尽可能地安慰她。突然之间，我变成了成年人。她觉得她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而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们不得不打包好仅有的一些物品，寄放在朋友的房子里，在邻居的帮助下擦洗了农舍的地板和墙壁。这就是母亲的骄傲，她不会因为自己要离开就什么都不管了。临走之前的一个深夜，我慢慢地、静静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回想我在每个房间里的经历——我们兄弟姐妹的童年永远留在了这里。
从此我们开始了持续3年的流浪。母亲认为最好的安排是我在尤姆迪上完这个学期，而她去布里斯班找工作。于是我住进了一个当地天主教家庭——麦克法森（McFadsens）家的农场，它就在我们原来农场的附近。麦克法森夫妇是很好的人，他们温暖、善良、友爱。因为遇到了他们，我才没有被父亲的逝世和母亲的离去击溃。因为莱斯（Les）和玛丽（Mary）的孩子早已长大并离开家乡，我可以在他们家中的钢琴上练习我在圣帕特里克修道院（St Patrick’s Convent）学习的琶音、音阶以及和弦。圣帕特里克修道院在金皮（Gympie）附近，我的老师玛丽·伊玛库拉塔（Mary Immaculata）修女看我看得很紧。
母亲一直希望她的一个孩子长大后能成为一名音乐家。我的姐姐曾拜金皮的修女为师学习钢琴，我在7岁时也开始学琴。昆士兰州的乡村会定期举办音乐会，我们也有机会参加澳大利亚音乐考试委员会组织的年度钢琴考试。我们过关斩将，通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测试：先是右手部分，然后是左手部分，接着双手弹奏巴赫（Bach）、亨德尔（Handel）、莫扎特（Mozart）、海顿（Haydn）和贝多芬（Beethoven）的曲子。我开始喜欢早期古典音乐的优雅、节奏和婉转。在越来越混乱的世界里，古典音乐给了我一种秩序感。然而，这种热爱没有转化为能力。我在音乐会上的表现一般，音乐考试成绩也仅为平均水平。母亲非常失望，很明显我成不了澳大利亚的李伯拉斯（Liberace）。
在练习降B大调时，每次出现错误，玛丽·伊玛库拉塔都会用笔敲我的手指关节，有时候我还会因此抹眼泪。
这段时间，母亲在布里斯班东北部的雷德克里夫（Redcliffe）半岛疗养院找到了一份护士助手的工作。她急于摆脱过去，重新开始。我本可以选择留在麦克法森家的农场，在尤姆迪完成小学学业。虽然善良的莱斯和玛丽夫妇对我很好，但我还是想和母亲在一起。她在距疗养院不远的斯卡伯勒（Scarborough）租了一间小公寓，我搬去和她住在了一起。
对像我这样的少年来说，这可能不是个好决定。母亲为了清还父亲欠下的债务，要打两份工，所以很多个周末我都是一个人待在家。有时候我也会去当地的海滩走走。当她上晚班时，一般要忙到晚上11点，我会去疗养院等她，和老人们一起看看电视。
然后要讲一下我的新学校。我发现在小学的最后一年融入一所新学校困难重重，这时很难交到新朋友，因为大家之间的友谊已经形成很久了。与尤姆迪的公立学校不同，我现在进了一所天主教男校。对一个敏感的乡下小孩子来说，斯卡伯勒德拉萨尔小学（De La Salle College，Scarborough）的文化是种极大的冲击。我的七年级老师特别喜欢鞭打男孩们。错误不分大小——拼写错误、标点符号错误，或者即使都写对了，写得不好看也是要挨打的。他喜欢用一种苏格兰皮鞭打手和屁股。鞭子约45厘米长，比普通的鞭子宽一些，击打面积大，被它打到后疼痛也比较持久。他甚至给鞭子起了一个名字——“友好的弗雷德”（Friendly Fred）。有时候我会想，什么样的虐待狂会选择专门发明打孩子的工具作为谋生手段？我从未经历过如此痛苦的折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孩子——为了维持他在课堂上的权威，为了提高学生的注意力，还是为了提高治学标准？如果这些真是他的目的，那结果绝对都是糟糕透顶的失败。
我的母亲很快就发现我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孩子。虽然我从不抱怨，但她可以看出我非常孤独。这里的社交生活很少，即使在母亲不上班时也是如此，虽然她闲下来的时候很少。我们住的地方事实上与世隔绝，她的解决办法是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几年前，我的哥哥格雷格已经被送到了布里斯班的圣母会学校阿什格罗学院（Marist College Ashgrove），现在轮到我了。按照她的理解，在那里我会自动交到朋友，接触到“让我仰望的基督徒好男人”。
母亲也搬到了布里斯班，她决定以注册护士为职业，这样她可以拿到体面的工资来供我上学。为此，她住进了马特医院（Mater Hospital）的护士宿舍。战争期间，她曾经住在那里。可现在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初了，49岁的她只能和比她小30岁的女孩子一起生活、工作。磨难吞噬了母亲的许多骄傲，她所做的这一切需要真正的勇气。
于是我开始了我在第三所学校的生活。这也是我的第二所天主教学校以及第一所男生寄宿学校。所有的隐私感都到此为止。我和30个陌生人睡在宿舍里，床距不超过一米。对于在农场长大、习惯到处游荡的我来说，这里的生活宛若另一个世界。
我还记得我在宿舍的第一个晚上，因为不知道还要面对什么恐惧而迟迟无法入睡。平心而论，许多圣母会修士（Marist Brothers）知道我的不幸，都尽量善待我。后来我还发现学校减免了我和哥哥的学费。圣母会修士以奉献穷人为宗旨，他们忠于自己的职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圣母会负责我的教育，对此我感激不尽。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记忆里的这段日子非常痛苦，甚至充满暴力。
我知道我没有充分利用教会的慷慨，没有真正沉浸到学业中去，只是得过且过。我从来没有刻苦用功过，我的成绩单充其量也就是平均水平。我的注意力在其他地方，尽管我自己也不确定究竟在哪里。事实是，我拼命想家，而且越来越不开心。无论如何，在那个年代，与体育和宗教相比，学术课程没那么重要。
在圣母会阿什格罗学院，“真正的宗教”不是天主教，而是橄榄球。我的母亲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我在板球和橄榄球方面的才华能够匹配我的热情，那么没有人能阻止我进入澳大利亚国家队。橄榄球让我着迷。我之前从未接触过任何形式的橄榄球，因为在尤姆迪人们不玩橄榄球，但在阿什格罗学院，每个人都玩橄榄球，就像每个人都要去做弥撒一样，不允许找任何借口。除非你身患绝症，否则必须穿上阿什格罗的蓝色和金色球衣。为了表彰我的“特殊技能”，我被安排在13岁以下E队第二排。后来我很高兴地知道还有一支F队。
第一次上场时，我惊讶于带球跑动竟然是如此简单，对方球队几乎没有施加任何阻力。后来，教练突然指出我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虽然我看起来很有决心，速度也不错。
二排其他队员一致认为，第二排并非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位置。跑得不快的人一般都会被放在第二排。后卫必须知道如何跑动，而且重要的是，要在跑动的同时把球传出去。令人遗憾的是，这远远超出了我的手眼协调水平，因此我被放进了第二排。这是球场上气味最不好闻的位置之一，不知道除臭剂是何物的八个青春期男生挤在一起，并列争球的同时扑向对方。尽管不具备天赋，但我却爱上了橄榄球。
在学校生活中，天主教紧随橄榄球比赛排在第二位。由于我无法知晓的原因，修士们提名我和其他几个男孩作为教堂圣器收藏室的管理人。这些人后来成为我的朋友，我们团结起来不是因为共同的宗教信仰，而是因为我们都是体育场上的“失败者”。也许教堂圣器管理人的选择标准与体育能力负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完美的人选。我们的工作是在做弥撒之前擦亮和准备圣器、布置圣坛、保管圣物——想象这些零碎的东西传承自古代的圣徒，而我的任务则是要保管它们，我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任务。但是最重要的任务是担任祭台助手。做祭台助手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你什么时候站着，什么时候跪下，什么时候把水和酒递给祭司，以及在圣餐仪式开始后的什么时候敲响钟声，都有严格的规定，很容易搞砸。但瑞安神父（Father Ryan）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我和我的朋友很快就成了祭台助手中的佼佼者。即使是最复杂的仪式，包括大弥撒、赐福祈祷以及奇怪的安魂曲弥撒，我们也不会出错。
对一个祭台助手来说，最棘手的步骤之一就是在圣餐仪式上每个修士和男孩迎接基督到来时，紧紧拿好圣餐盘子。绝大多数时候没有问题，但偶尔会有小失误。有时候是瑞安神父力不从心，没能精确地把圣餐放到忏悔者的舌头上；有时候则是忏悔者最后一刻的喷嚏使圣餐掉到了地板上。这都有可能使整个圣事成为灾难。
根据圣餐变体论，圣餐就是基督的肉身，一旦掉在地上，地狱的大门就会向我们敞开。这就是为什么仪式需要我们。除了小心地把圣餐盘放在每个忏悔者的下巴下面，必要时我们必须有高超敏捷的滑步技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离地面不到30厘米的地方接住了圣餐。瑞安神父点头对我表示赞赏。这有点儿像里奇·贝诺（Richie Benaud）在评论栏中承认伊恩·查普尔（Ian Chappell）第一次滑步的成就。
尽管如此，在阿什格罗学院，这些弥撒、念珠、祈祷、黑色和红色的全套祭台助手法衣（我特别高兴没有照片保留下来）并没有让我更靠近上帝。我们每周的忏悔就是一个例子。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作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你没有太多要忏悔的，除了不可避免的肉体欲望，而这些你又永远不会告诉神父。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只是编造我们的罪过。忏悔与祈祷做起来轻而易举，但对我而言，这些只是形式化和抽象化的宗教仪式，没有触及我的灵魂，不够具体化，也不够个人化。上帝居住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和我生活的社区或我最近经历过的痛苦毫无关系。
缺乏真正的宗教情感并没有阻止修士们鼓励小伙子们，特别是我们这些管理圣器的学生，从事有关宗教的“使命”（vocations）。我之前从未听人说过从事圣职，除了在尤姆迪附近当地教区教堂做弥撒时听到过“虔诚祈祷”（prayers for vocations）的说法。当时我误以为对方说的是“假期祈祷”（prayers for vacations），还认为这没什么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在海滩度假。多年来，我的母亲没少直白地提示我长大应该做个神父。她常常大声说自己应该选择当修女，而不是嫁给父亲，这不禁让我认为我不应该存在。
一些修士对我们很好。我们的班主任蒙塔纳斯（Montanus）修士教我们法语。他对法语有着无限的热爱，而他关于20世纪50年代巴黎的自制影片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得出结论，巴黎与布里斯班不同。莱昂（Leon）和阿奎因（Aquin）修士总是对我们微笑，他们选择了宗教生活，看起来乐在其中。身体圆圆的苏格兰人（也可能是高地人）贾拉斯（Jarlath）修士是属于我们的塔克教士（Friar Tuck，《罗宾汉》中的人物，一个快乐的胖修士）。每天晚上熄灯之前，他都会给我们讲鬼故事。他是一个叙事大师，仿佛生来就掌握停顿、节奏和音调技巧。我们悄悄地爬回我们的床上，提心吊胆，一下子开始庆幸与其他30人共同住在一起。因为面对夜晚的恐怖，人数多让我们感到安全，更重要的是，贾拉斯的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丝温暖。至少在我看来，这种温暖在这个地方极为稀缺。
但是，在圣母会修士中，也有一些不通人情的人。他们反复无常，对他们的学生无情而残酷。现在他们都已退休或离开这个世界，因此说出他们的名字有些不妥。也许其他的男孩有完全不同的经历，但以下事情我永远无法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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