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立20年，帮助了全球数以亿计的女性、儿童之后，联席主席梅琳达·盖茨首次来到台前，讲述她所目睹的无数底层女性的困境及抗争；分享她对男女不平等根源的深度思考，发展和投资女性的实践经验，以及那些致力于改善女性生存环境的理想主义者，正如何以一己之力改变世界。
从女性生育自主、受教育权、家务劳动、童婚问题到职场性别歧视，她发现，有时只要不去拖累女性，就是给她们翅膀。而提升女性，也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
在本书中，你会读到一位印度修女的故事，她开办了一所学校，专门面向那些被当地人视作“贱民”的女孩。
你会读到一位新西兰经济学家的故事，她勇敢地挑战统计数据中存在的偏见，让世界从此开始重视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无偿劳动。
你还会读到梅琳达自己的成长经历，她如何加入初创时期的微软，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女性领导者；她的婚姻平等之路，她与比尔·盖茨如何通过分工合作，协调家庭与工作。
女人如果在另一个女人的故事中听到自己的声音，她就会变得勇敢，单薄的声音就会变成合唱。当打压她的文化环境被改变，当她可以摆脱贫穷、自我怀疑、恐惧和耻感，她会迸发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作者介绍
梅琳达·盖茨是全球最大私人基金会——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毕生致力于全面促进家庭、社区和社会的健康与繁荣。她工作的核心，是为女性及女孩增权赋能、帮助她们充分实现自我潜能。2015年，梅琳达创立了以投资、孵化初创企业为主营业务的Pivotal Ventures，得以将她在美国倡导的另一些全新主张及慈善工作整合到一起。梅琳达拥有杜克大学学士学位，并取得了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颁发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7年加入微软公司后，她参与开发了多款多媒体产品。1996年，梅琳达离开微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慈善工作和家庭当中。
部分摘录：
如果女性能自主决定生育与否、何时生育，结婚与否、何时结婚、与谁结婚；如果女性都能享有医疗保障，只承担合理的无偿劳动；如果我们都能得到梦寐以求的教育机会，能按自己的意愿支配金钱，能在工作中得到尊重，能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如果其他人，无论男女，愿意帮助我们提升领导力，走上更高的岗位——那么女性就能实现发展，并带动我们的家庭与社区共同繁荣。
首先，我想简单做个背景介绍。我的高中时代是在达拉斯的乌尔苏拉会中学度过的，那是一所天主教女校。上高三那年，我去杜克大学参观，当即被计算机科学系征服，下定了来这里学习的决心。我进入杜克，五年后取得计算机科学本科学位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大学时代，我有好几个暑假都在IBM实习，毕业后得到了他们的录用，却没有接受，转而进入一家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软件公司，也就是微软。我在微软工作了九年，辗转多个职位，最终成为主管信息产品的总经理。如今，我从事慈善工作，主要致力于寻求各种方法，改善人们的生活——在工作中我时常感觉重任在肩，担心辜负人们的信任。同时，我也是比尔·盖茨的妻子。1994年元旦，我们在纽约结婚，现在育有三个孩子。
这就是我的大致背景。现在，我想讲个长一点的故事——关于我如何走上女性赋权的道路，以及我帮助的人们如何带给我力量。
1995年秋天，我与比尔结婚快两年时，我们计划前往中国。临出发前，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次中国之行对我们至关重要。比尔难得能从微软的工作中抽身，况且还有别的夫妇与我们同行。我不想影响大家，所以打算回国后再告诉比尔。当时，有整整一天半的时间我都在犹豫，心想：还是先瞒着他好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样不妥，我必须立刻告诉他，免得万一出什么问题。况且，更重要的是比尔有权知道，因为这也是他的孩子。
一天早上，我跟比尔坐下来，谈了怀孕的事，他听完有两个反应。首先，他为即将到来的宝宝欢欣雀跃，接着他说：“你居然想过瞒着我？开什么玩笑？！”
瞧啊，我尚未为人父母，就差点犯下第一个错误。
我们去了中国，旅程十分精彩。怀孕带来的不适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严重，只有一次，我们在中国西部一座历史悠久的博物馆参观，馆长掀开了一口古老的棺材。闻到那股味道，我飞快地夺门而出，竭力抑制晨吐——说是晨吐，其实它会发生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我的一位女友见状，心想：梅琳达肯定怀孕了。
旅行结束后，比尔和我希望有机会独处，所以离队单独回国。我们聊了许多，其间，我的一句话把比尔吓了一跳。我说：“孩子生下来我就无法继续工作了。我不回去上班了。”“你不回去上班了？”他目瞪口呆地问，“这是什么意思？”我回答：“我们很幸运，不缺我这份薪水。这关系到养育孩子的问题。你不会放慢工作节奏，而我也很难既带好孩子，又在工作中做出成绩。”
我之所以如实复述这段对话，是想事先摆明一个重要的事实：作为女性，我初次面临事业与家庭的抉择时，还很不成熟。以我当时的思维——一种无意识的惯性思维——有了孩子以后，男人理当在外工作，女人理当照顾家庭。坦白地说，我认为女性回归家庭无可厚非，不过她必须是自愿的，而不是被逼无奈。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再有一次机会，我依然会这么做。只是在当时，我以为这就是女人的天职。
其实，第一次有人问我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时，我无言以对。我并不认为我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女权主义者的定义——那是在我们的女儿珍未满一岁时。
二十二年后，我成了坚定的女权主义者。这对我而言十分自然。支持女权主义，就是相信女性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挖掘自己的潜能，相信男性与女性应该共同努力，消除那些至今仍阻碍着女性发展的障碍与偏见。
即使是在十年前，我也不会说得如此坦然。但这些年来，我聆听过无数女性的心声——她们往往生活极度艰辛，她们的故事向我揭示了不平等的根源，让我知道人如何才能实现发展。正是这些经历，把我变成了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1996年那会儿，我还在用陈旧的性别观念看待问题，所以才对比尔说：“我不回去上班了。”
比尔听了大吃一惊。我是微软的一分子，这是我们婚姻中一个重要的共识。比尔1975年参与创办了这家公司。我1987年加入，是首届MBA班上唯一的女学员。不久，我们在公司的一场活动中相识。当时我正在纽约出差，我的室友（当时公司为了节省开支，差旅住宿都是两人一间）邀我参加一场我事先并不知道的晚宴。我到得很晚，所有的桌子都已坐满，只有一张还有两个相邻的空位。我坐进其中一个。不出几分钟，比尔就走进来，占据了另一个空位。
那晚我们一直在聊天，聊过了整场晚宴，我感觉他对我有些兴趣，不过他并没立即与我联络。直到一个周六下午，我们在公司停车场巧遇，他主动与我攀谈，约我两周后与他见面。我笑着说：“好像不够冲动啊。选个近点的日子吧。”然后给了他我的电话。两个小时后，他打电话约我当天共进晚餐。“这次够冲动了吗？”他问。
我们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爱好，都爱玩解谜游戏，而且都很要强。我们搞益智比赛，玩数学游戏。我赢了数学游戏，而且第一次玩《线索》就大获全胜，那是一款桌游，玩家必须推断杀人凶手是谁、在哪里作案、使用了什么武器。我想，这激起了他对我的兴趣。他向我强烈推荐《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是他最喜欢的小说，而我已经读过了，而且是两遍。或许他就是在这时感觉找到了另一半。或者，用他的话说，是爱情的另一半。而我产生同样的感觉，是在看过他的唱片收藏之后——里面满坑满谷全是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和狄昂·华薇克（Dionne Warwick）的专辑。我们订婚后，有人问比尔：“梅琳达给你什么样的感觉？”他回答说：“不可思议的是，她让我渴望走入婚姻。”
比尔和我还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计算机软件力量无穷、无与伦比。我们知道，为个人计算机编写程序能给普通人带来机构级的算力，而计算机的普及必将改变世界。因此，在微软度过的每一天都是那么激动人心，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快马加鞭地编写软件。
然而，那次谈话意味着我们很快就不能在微软并肩作战了，而且即使孩子们再大些，我也很可能回不去了。怀孕前，我曾斟酌再三，也就这个问题跟女友和同事们聊过，不过一怀上珍，我就下定了决心。比尔也没再劝阻，只是一再地问：“你说的是真的吗？！”
眼看珍出生在即，比尔开始问我：“那你之后打算做什么呢？”我曾那么热爱工作，他难以想象我会放弃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他希望珍一出生，我就能投身新的工作。
他说得没错。我很快开始寻找新的机会，希望继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而在离开微软之前，我最关注的，就是如何帮助更多的女人和女孩投身科技行业，因为科技曾让我受益匪浅，无论是在高中、大学，还是工作之后。
在乌尔苏拉会中学，老师们为我们树立了社会平等的观念，对我们的学业严格要求，但学校仍未能完全克服当时的偏见，其中一些观念时至今日依然盛行。举个例子：我们附近还有一所达拉斯耶稣高中，那是一所天主教男校，也是我们的联谊学校。我校女生会去耶稣高中上算术和物理课，男生们则会来乌尔苏拉学习打字。
在高三开学前，我的数学老师鲍尔太太（Mrs. Bauer）去奥斯汀市参加了一个数学研讨会，在那儿见到了几台苹果II +电脑（Apple II + computer）。一回学校，她就说：“咱们得给姑娘们弄几台。”当时的校长蕾切尔修女问她：“买它做什么？没人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用啊。”鲍尔太太回答：“只要你肯买，我就能学会怎么教。”就这样，学校想方设法凑齐了这笔钱，购置了学校的第一批个人计算机——全校六百名女生只有五台计算机，外加一台热敏打印机。
每天晚上，鲍尔太太都驱车前往北得克萨斯州大学，利用业余时间自费学习计算机科学，白天再把学到的知识传授给我们。她最终取得了硕士学位，我们得知后欣喜若狂。我们编写了数学解题程序，用计算机转换数字的基数，还做出了原始的单格动画。一次，我做了一张方形的笑脸，它会在屏幕上随着迪士尼歌曲《小小世界》的旋律运动。我并未意识到它是简陋的，当时的电脑还无法处理复杂的图像，我为它骄傲！
就这样，我爱上了计算机。因为幸运，也因为有一位兢兢业业的恩师，能说出“咱们得给姑娘们弄几台”这句话。在我的世界里，她是号召女性投身科技的第一人，而且，日后的工作经历告诉我，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我的整个大学时代都在跟男生们一起编写代码。初入微软时，我所在的MBA班上全是男性。我去微软面试时，经理中仅有一位女性。我直觉到这不太正常。
我希望女性也能公平地享有这些机会，这成为我第一份慈善工作的重点——那是在珍出生后不久。我认为要让女生接触计算机，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与本地学区合作，把电脑送进公立学校。我跟几所学校有过深入接触，帮他们配备了电脑。我参与得越深，就越清楚，如果要为全国所有的学校配备电脑，花费将大得惊人。
比尔热忱地相信，科技应该惠及每一个人。当时，微软也在开展一个小规模的项目，给图书馆捐赠电脑，让更多人接触互联网。项目结束后，负责执行的微软团队准备向比尔汇报结果。比尔叫上我，说：“嘿，你也来听听吧。这项目我俩应该都感兴趣。”听完各项数据，比尔和我异口同声地说：“哇，我们应该在全国推广这个项目。你觉得呢？”
那时，我们的资金还非常有限，基金会只是一个设想。我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却也看到世界并非如此，一些地区远比另一些地区贫困，也更容易遭受疾病侵害。我们想创办一个基金会，努力消除这些不平等，但我们还缺少一位领军者。我自己无法挑起这副重担，孩子们还太小，我还不能恢复全职工作。不过当时，微软的一位女性高管正要离职，她就是比尔和我都十分敬重、欣赏的帕蒂·斯通斯弗（Patty Stonesifer），于是，在她的告别派对上，我们大胆地问她是否愿意掌管基金会。她满口答应，就此成为基金会的元老级员工，在位于比萨店楼上的一间狭小办公室里为基金会无偿工作。
就这样，我们的慈善事业拉开了帷幕。当时我们还没生第二个孩子，罗里在珍三岁时才降生，所以我才能一边在家照顾珍，一边抽时间工作。
回首过去，我意识到在一切刚刚起步时，我面临着一个命运攸关的抉择：“我是要成为职业女性，还是全职母亲？”而我的答案是：“两个都要！”先在职场打拼，再成为全职母亲，然后一半一半，最终重返职场。我拥有两段职业生涯，同时还拥有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家庭——因为我们足够幸运，无须依赖我的收入。此外，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如此幸运，还多亏一种小药丸，让我能自由选择怀孕的时机与间隔。
后来，我开始和比尔并肩工作，寻求改变世界。尽管如此，我却从没发现自己用来优化家庭生活的避孕措施与改善世界最贫困人口的生活之间有什么关系。现在想来，这实在有些令人啼笑皆非。我们很早就开始提供自主计划生育服务，却没能理解它真正的价值，更不知道这项事业会把我推到台前。
显然，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我一向清楚避孕的重要性。我怀孕并非偶然，而是我在进入微软近十年后、在比尔跟我都做好充分准备时才做出的决定。珍出生三年后，我们迎来了罗里，再过三年又有了菲比，这一切也绝非意外，而是我和比尔共同的决定。当然，这当中也有运气的成分。我很幸运，想要孩子时就能顺利怀孕；同样幸运的是，我可以在不想怀孕时说“不”。因此，我们得到了想要的生活和理想中的家庭。
寻找被忽略的重点 2000年，比尔和我正式成立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它由威廉·盖茨基金会（William H.Gates Foundation）与盖茨学习基金会（Gates Learning Foundation）合并而成。我们为它冠以夫妻二人的名字，是因为我会主要负责基金会的管理——当时我比比尔参与得多，因为他正完全投入微软的工作，未来八年都是如此。那时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四岁的珍刚上幼儿园，罗里刚满一岁——但想到能承担更多工作，我依然十分兴奋。不过，我事先就明确提出，我只想从事幕后工作。我愿意研究问题、外出学习考察，也喜欢介绍我们的策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愿意代表基金会出现在公众面前。我深知作为知名公众人物，比尔过着怎样的生活，我对那种生活并不向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孩子们，我想更多地陪在他们身边，尽量为他们营造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我十分重视这一点，也很清楚我一旦放弃自己的隐私，就很难保障孩子们的隐私（孩子们入学时注册的姓氏是我娘家的姓弗伦奇，所以暂且可以隐姓埋名）。最后，我选择甘居幕后，因为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一向认为，自己应该对每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而在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的知识储备能满足为基金会代言的需求。所以，我事先就申明不做公开演讲，也不接受采访。这些都是比尔的工作，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