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20世纪的英国历史中，温斯顿·丘吉尔是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1965年他90岁去世时，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伟人。 安德鲁·罗伯茨的这本传记采用了40多种全新的资料来源，包括国王乔治六世的私人日记，之前较为重要的丘吉尔传记均未使用过这一资料。这让他对丘吉尔的描述比起以前的作者更加亲切，也更具说服力。本书并没有竭力遮盖丘吉尔的缺点，并且它也为读者提供了完整地欣赏丘吉尔的美德与个性的机会：他在工作（和饮酒）上的无限能量、他着眼于大处的格局、他勇于冒险和坚持出现在现场的决心、他在哪怕是最绝望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幽默感、他的友谊的广博与深厚，还有他那有些时候会出人意料地感动落泪或伤心落泪的特殊习性。更重要的是，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个性从何而来——他一生都渴望取悦自己的父亲（甚至是在父亲去世多年以后），但是却对几乎所有其他人的观点始终保持着那种贵族的蔑视，还有他对大英帝国的热爱、他厚重的历史感，以及这种历史感与现实的联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曾几次召见一位能够提出令他印象深刻的科技方面建议的科学家。这位年轻的科学家曾经写道：“每次见到他，我都会有一种生命的源头再次注满能量的感觉。”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使节霍普金斯曾经写道：“他所到之处，无不是前线。”丘吉尔在战略上最重要的合作者，也是他私下最猛烈的批评者，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爵士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感谢上帝给了我与这样一个人并肩工作的机会，让我见识到，这个世界上偶尔也是会有他这样的超人存在的。”
作者介绍
安德鲁·罗伯茨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索尔兹伯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巨人》（获沃尔夫森历史奖）、《掌控者与指挥官》(获埃默里·里弗斯奖)、《战争风云》（获英国陆军图书奖）、《拿破仑大帝》（获拿破仑基金会大奖和《洛杉矶时报》传记文学奖）。罗伯茨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和历史学会会员，也是国际丘吉尔学会理事。现任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访问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罗杰与玛莎·默茨访问研究员。
部分摘录：
1874年11月30日，星期一，凌晨1点半，牛津郡布莱尼姆宫，在一楼一间离正门最近的卧室里，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出生了。无论是这个孩子的出生，还是他母亲的分娩，都曾令人担心忧虑。先说这个婴儿，他至少早产了6周；而他的母亲，美丽的美国社交名媛珍妮·杰罗姆，则在几天前摔了一跤。在分娩的前一天，他的母亲还在马车上被狠狠颠了一下，她的阵痛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孩子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第七代马尔伯勒公爵的小儿子，很快就开始这样描述自己的孩子了：他“漂亮得出奇”，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睛，头发的颜色也很深，非常健康”。[3]（孩子的头发很快就变成了草莓金色。而从他5岁起，人们在宫殿那间曾经的产房里看到的，就是他那一头浓密的红发了。）
“温斯顿”这个名字纪念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丘吉尔的先祖，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他曾在英国内战中效忠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另一个是伦道夫勋爵的哥哥，他在4岁时就夭折了。“伦纳德”这个名字纪念的是孩子的外祖父。他是一位敢于冒险的美国金融家，同时也是一位铁路实业家。而“斯宾塞”这个名字，则从1817年起，就与丘吉尔家族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他们与富有的斯宾塞家族联姻的结果。斯宾塞家族是北安普敦郡阿尔索普的望族，当时就已经拥有桑德兰伯爵的爵位，后来成为斯宾塞家族世袭爵位。对于自己的斯宾塞先祖，丘吉尔感到非常骄傲，我们从他的签名“温斯顿·S.丘吉尔”上就能看出这一点。1942年时，丘吉尔曾经对一位美国工会会员说，他真正的名字当然就是斯宾塞-丘吉尔，比如他去参见国王时，宫廷通报中他的名字就是这样的。[4]
孩子父亲这边的先祖之一，正是布莱尼姆宫的主人约翰·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布莱尼姆宫被誉为英国的凡尔赛宫，同时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纪念馆”。[5]作为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参加了170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布莱尼姆宫的命名，就是纪念他所打的胜仗中最具荣光的那一场。宫殿的结构、挂毯、半身像、绘画和家具之恢宏，都在纪念着这场胜利。这一仗让法国的路易十四梦想破灭，欧洲也因此没有形成超级大国统治的局面，英国得救了。对于这一点，年轻的丘吉尔心里一清二楚。国王乔治三世在1786年参观布莱尼姆宫时也承认：“这场胜利无与伦比。”
“我们先打造了建筑，”温斯顿·丘吉尔后来说，“而随后，建筑会打造我们。”[6]布莱尼姆宫可谓气势宏伟，正身高达500英尺[7]，房屋面积达7英亩[8]，而整个庄园占地更是高达2700英亩。尽管丘吉尔从未在布莱尼姆宫居住过，但是宫殿恢宏的气势还是深深地影响了他。在很多个假日和周末，他和堂兄弟们会一起到那里去，感受这座宫殿的富丽堂皇。时至今日，那里仍然弥漫着第一代公爵的精神。他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人政治家，正如丘吉尔在他的先祖传记中所描述的那样，他是一位真正的公爵，是“公爵时代的公爵”。[9]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人来说，小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会与两个形象联系在一起：一个是第一代公爵显赫的军事声誉和他那气势恢宏的宫殿，另一个就是孩子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冒险的职业生涯。伦道夫勋爵在丘吉尔出生9个月前当选议会议员，从孩子6岁起，他就做了保守党的领袖之一。他饱受争议、机智善变、善于投机，在政治上冷酷无情。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下议院，他都是位才华横溢的演讲者。他注定是未来的首相人选——只要他能克服自己那天性中的鲁莽。在政治上，他遵循保守派领袖本杰明·迪斯累里的训诫，要将海外帝国主义与国内渐进式的社会改革计划结合起来。伦道夫勋爵把他的版本称为“托利式民主”，后来，他儿子温斯顿全盘吸收了这一理念。他的口号“相信人民”，在他儿子的职业生涯中也多次被使用。
虽然伦道夫勋爵是公爵的儿子，但是他并不富裕，至少与他那个社会等级的大多数人相比是这样。在长子继承制时代，作为一个贵族的小儿子，他不能指望从父亲那里继承多少遗产，尽管他的美国妻子珍妮·杰罗姆的父亲近些年已经变得非常富有——甚至曾经被戏称为“纽约之王”——但是在1873年的美国股市崩盘时，他也遭遇了巨大的逆转。尽管如此，伦纳德·杰罗姆仍然住在一栋豪宅里，整个宅院覆盖了麦迪逊大道和第26街之间的整整一个街区。宅院里有宽敞的马厩，还有一个全尺寸的剧院。他曾经拥有今天的杰罗姆公园水库所在的全部土地，并创办了美国赛马会，还曾与人共同拥有《纽约时报》。
然而，股市崩盘一年后，到珍妮举行婚礼时，杰罗姆每年就只能为他漂亮的女儿解决2000英镑的开销。马尔伯勒公爵每年可以为儿子贡献1200英镑。再加上杰罗姆交给他们的一栋位于伦敦梅费尔高档住宅区查尔斯街48号的房屋的租赁权。如果这对夫妻不是出了名的挥霍无度，那么他们就会过上舒适的生活。他们的儿子在二战期间回忆说：“我们并不富有。我想我们一年大概有3000英镑的收入，而花费是6000英镑。”[10]
伦道夫勋爵是1873年8月在怀特岛的考斯赛艇会上遇见珍妮的。仅仅三天后，他就求了婚，她也接受了。1874年4月15日，在订婚7个月后，他们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结了婚。尽管马尔伯勒家族也为他们的结合发来了正式的贺电，但是家人并没有来参加婚礼，因为公爵曾派人去纽约和华盛顿查实杰罗姆的真正净资产，他觉得他们的结合并非门当户对，杰罗姆是“那种粗俗的男人”，是来自“投机阶层”的“恶棍”。[11]
父母为爱结合让丘吉尔感到骄傲。他曾经对一本书提起诽谤诉讼，那本书把他说成是“著名的势力加美元婚姻的第一颗果实”。1937年，他曾对一个朋友说：
书中对我父母婚姻的指摘令我非常痛苦，而且你也知道，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如果真要说般配的话，在爱情方面他们倒是势均力敌，双方都没有多少钱。事实上，在伦敦社会里，他们只能以最简单的方式生活。如果说这桩婚姻后来出了名，那是因为我父亲——一个不为人知的贵族子弟，还有我母亲，她是大家公认的那个时代的美人之一，这一点我们从她所有的照片中都能看出来。[12]
（最终，出版商因为诽谤罪对他进行了赔偿，包括500英镑的精神损失费和250英镑的诉讼成本，但是他最想得到的道歉始终没能获得。）
温斯顿·丘吉尔出身于上流社会家族，出生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里，他的家族拥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当时，这个阶层还没有受到不安全感和自我怀疑的困扰。丘吉尔身上那种超凡的自信和自立精神，完全来自他对自己是谁、来自哪里的本能的自信。在他的堂兄，第九代马尔伯勒公爵“桑尼”（Sunny）[13]的讣告中，丘吉尔写道，“在英国三四百年的历史中，有三四百个家族一直在引领着国家的命运”[14]，而“桑尼”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族。丘吉尔知道自己来自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那个阶层当时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太在意更低阶层的人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他最好的朋友，保守党议员、大律师F.E.史密斯，就是后来的伯肯黑德勋爵，曾经这样写丘吉尔：“他的大脑可以屏蔽任何不自信”。[15]事实证明，这一点对丘吉尔来说弥足珍贵，因为后来他要多次面对的情况之一就是：别人似乎都不信任他。
在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到朋友和熟人的乡村别墅去，共度“周五至周一”的加长版周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丘吉尔后来常去度周末的地方，以及与他共度周末的家庭主要有：内布沃斯庄园的利顿一家，斯图瓦特庄园他的堂兄伦敦德里一家，特林庄园的罗斯柴尔德一家，塔普洛庄园和潘尚格庄园的格伦费尔一家，达尔蒙尼庄园的罗斯伯里一家，哈特菲尔德庄园的塞西尔一家，伊顿堂庄园的威斯敏斯特公爵（也可能是到他的“飞云号”游艇上去），坎福德马诺尔庄园他的堂兄温伯恩勋爵及夫人，海韦尔庄园的约翰·阿斯特一家，以及克莱夫登庄园的华尔道夫·阿斯特一家。他还常常去拜访布莱尼姆宫，以及很多其他类似的地方。虽然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偶尔会受到社会的排斥，但是他的社交网络始终庞大无比，是可以依靠的。就是这张以友谊和亲属关系为主的贵族关系网，在他后来所经历的几个困难时期支撑他走了出来。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贵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等级制度，自己的口音，自己的俱乐部、中小学、大学，自己的职业道路、词汇选择、荣誉准则、爱情仪式、忠诚模式，自己的传统和体育项目，还有自己的幽默感。其中有些东西相当复杂，外人几乎无法理解。年轻的丘吉尔在做副大臣时，有人给他介绍了印度的种姓制度，他立刻就弄懂了。他的政治观点主要源于迪斯累里于19世纪40年代发起的“年轻英国”运动，贵族的责任感给了他永恒的优越感，同时，特权阶层必须为较低阶层承担一些责任，这也是他由衷赞赏的。对于贵族的责任，丘吉尔的解释是：他和他的阶层对国家有着深远的责任，国家有权利要求他终身为其服务。
19世纪最后25年的英国上层社会，与社会的其他阶层有些时候似乎是彻底分离的。比如德文郡公爵领地的继承人哈廷顿勋爵，他就从未听说过餐巾扣这个东西，因为他认为餐巾和桌布是每顿饭后都会洗的；政治家寇松勋爵也做过一件出名的事情，他一生中只坐过一次公共汽车，当司机拒绝载他到他指定的地方去时，他感到特别愤怒。同样，丘吉尔第一次亲自拨电话号码，是在他73岁的时候。[16]（他还会礼貌地向为他报时的钟表道谢。）他并不觉得自己那么依赖仆人，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他很自豪地对妻子说：“我应该自己做饭，我可以煮鸡蛋，我见过别人煮鸡蛋。”[17]（不过最终他并没做。）15岁时，有一次他在信的附言中写道：“我洗澡时米尔班克为我写了这封信。”[18] [19]两年之后，有一次他因为不得不坐二等舱旅行而怨声连连，他写道：“天哪！我再也不坐二等舱了。”[20]上了年纪后，他很少在没有贴身男仆的情况下出门，甚至在布尔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也是如此。在南非的战俘营里，他还要理发师来给他刮胡子。他在萨沃伊酒店点餐时，要了不在菜单上的食物。作为首相的他，要是想拍死一只苍蝇，就会让秘书叫他的贴身男仆来“拧断那苍蝇该死的脖子”。[21]很显然，丘吉尔是不能代表那即将到来的平民时代的。
作为一个真正的贵族，他一点儿都不势利。“仅仅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就反对他，这有什么意义呢？”他想问问阿道夫·希特勒，那样对待犹太人意义何在？[22]他的好朋友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实际上，如果说他确有偏爱的话，那就是他对新贵们情有独钟，比如他的朋友布兰登·布拉肯和玛克辛·艾略特。一位亲密的朋友写道：“虽然始终浸润在历史感极强的传统生活中，他却完全不受传统的束缚。”[23]这一点可以从他颇为古怪的着装品位中看出来，比如他喜欢穿警笛服和拉链鞋，也可以从他那极不规律的作息中看出来。他喜欢无视等级制度，这常常会惹恼别人。“我傲慢，”他曾这样敏锐地剖析自己，“但不自负。”[24]在现代社会，贵族的特权意识是会受到谴责的，但丘吉尔满脑子都是这种观念。这影响了他对一切事物的态度。例如，这解释了为什么他总是乐于挥霍自己并不拥有的钱。他过着贵族的生活，即使他根本过不起这样的生活，但是这种活法本身就是很贵族的。他要求提高信贷额度，他在赌场豪赌，一旦有了足够的债务偿还能力——那已经是他7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买赛马。
很多人在回忆录中都谴责丘吉尔，说他对他人和他人的观点不够关注。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对于像丘吉尔这样一个常常处在争议中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他必须披上的一层犀牛皮。他在写给克雷加文勋爵的信中说：“确实有那么几个人有能力做出让我敬重的判断，你就是其中之一。”克雷加文勋爵参加过布尔战争，担任过北爱尔兰总理。在1938年12月写这封信时，丘吉尔正处在人生的一个低谷。[25]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分别努力与德国求和的兰斯顿侯爵和塔维斯托克侯爵一样，丘吉尔体内流淌着的贵族血液，始终都在激励他完全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计后果。尽管两位求和的贵族的做法更应受到谴责。
丘吉尔早年是在都柏林度过的，他的父母住在“小官邸”，靠近凤凰公园的总督府[26]。伦道夫勋爵在那里做总督的私人秘书。第七代公爵于1877年1月被迪斯累里任命为爱尔兰总督，而伦道夫勋爵正好不得不离开伦敦，因为他在社交领域受到威尔士亲王的排挤。为了掩盖他哥哥布兰福德侯爵的一桩丑闻，伦道夫曾经试图要挟威尔士亲王，说要把亲王的几封有损名誉的情书和他的一位已婚前情妇公之于世。他的要挟没有成功。在他短暂、动荡，却绝对是激动人心的一生中，伦道夫勋爵曾经多次陷入不那么光彩的困境，这便是其中的一次。爱记仇的亲王记性很好，伦道夫勋爵有3年多没被允许回到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