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这个似乎人人都被无形的社交压力裹挟着前行的时代，我们是否要重新定义个人隐私？我们该怎样平衡自我宣传与曝光过度？在不抛弃时代又不被时代抛弃的同时，我们该如何保守自我？
在本书中，作家阿奇科·布希将带领我们重新审视“不起眼”的人生到底有哪些价值，并为我们这个日渐透明的时代 寻医问药，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个广阔而喧嚣的世界中，好好享受“被忽略”的乐趣。
编辑推荐：
☆贴合时代，给予“社交控”“社恐人”心灵共鸣
从当下“无隐私时代”的大背景切入，无论是热衷于分享自我的“社交控”，还是更愿意独处的“社恐人”，都能从本书中获得认同感、找到存在感。
☆缓解焦虑，提供被动社交下的情感援助
使用专门的工作社交账号？甘当幕后成员却被迫抛头露面？你并非唯一受此困扰的人。作者从切身体验出发，引导读者正视内心，找到让自己舒服的社交方式，与矛盾的自我和解。
☆旁征博引，找寻人类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安全感
在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及艺术等多个领域中探寻，从《隐形人》到《达洛维夫人》再到现代艺术，打破时空屏障，引导现代人追寻人类本身对“不被关注”所赋予的安全感的追求。
☆深入浅出，轻松好读
无阅读门槛，毫无社会心理学基础的读者也能轻松跟上作者的步伐。
作者介绍
阿奇科·布希（Akiko Busch）
美国作家，毕业于本宁顿学院，曾供职于《大都会》杂志20年。她专注于文化、设计和自然领域，著有《渡河的九种方式》 (Nine Ways to Cross a River)、《平凡物件中的不平凡：设计与日常》( The Uncommon Life of Common Objects: Essays on Design and the Everyday)等，曾获2013年美国国家户外图书奖荣誉奖，现供职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部分摘录：
我的儿子卢西恩在他两岁时，把他奶奶的一对金耳环扔出了窗外，这是他因不愿睡午觉而做出的抗议。尽管我对他适度教育了一番，但同其他许多家长一样，我的好奇心闸门也因此打开：这是儿子有意为之的重力小实验吗？他是想待会儿去外面找回耳环私藏起来，还是纯粹出于讨厌才扔掉它们？莫非一个小贼正好被我抓个正着？虽然他态度坚决，但这背后到底在酝酿些什么呢？当然，小孩子才记不住这种事。即使他真有什么计划，恐怕也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后来我才明白，低龄儿童出现这类行为并非反常，这是他们对周遭世界的探索。通过这种行为，他们发现自己可以使某个物体从视野范围内消失。这一心理意象被儿童心理学家称为“客体永久性”（object permanence），最早见于五六个月大的婴儿，指的是人或物体即使在不被肉眼所见的情况下也是继续存在着的。“客体永久性”是儿童身心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形成“客体永久性”概念的婴儿会有一种安全感，知道妈妈（奶嘴、奶瓶或摇铃等一切相关物体）即使暂时离开，也会回来。正是在这个阶段，婴儿开始意识到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实：即使某个物体离开视野范围，也不代表它必定不复存在。从此，隐私概念开始萌芽，难怪“躲猫猫”游戏能成为人们童年生活中巨大的欢乐源泉：我看不见你，但我知道你还在那里；我看不见你，但你能看见我。这虽是一项悖论，却时常带来欢声笑语。一个人与看不见的世界建立关联，或许正是发端于“客体永久性”概念的形成。
不过，这只是孩子们在玩乐中体验“消失”的方式的起点。
在人的整个童年中，事物的消失与出现、离去与归来、隐藏与发现，是各类游戏的共同主题。当我自己的孩子还在蹒跚学步时，最让他们兴高采烈的事情莫过于把自己整个藏在被子里、毯子下或大衣中。他们会制造出些许动静，有时忍不住偷笑甚至尖叫，仿佛在故意宣告“我就在这里”，接着，他们会静静地等待。不一会儿，又会听到那边传来一阵笑声或是些轻微的声响。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们发现自己能够影响、控制被人发现的进程。在“消失”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一种对力量的掌控。
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复杂的“捉迷藏”游戏使孩子们得以进一步安全地探索“消失”的力量，以及感受伴随“被发现”而产生的刺激感。正是在“儿童”这一完美的小小样本上，精神分析专家D. W. 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才有了这样的观察：“把自己藏起来让人身心愉悦，但不被人找到又是一场灾难。”如果说“躲猫猫”事关儿童认知能力发展，那么“捉迷藏”则与培养人的情绪控制能力有关。在儿童心理学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心理治疗专家大卫·安德雷格（David Anderegg）表示，“躲猫猫”是一个思维过程、一种问题解决方式，而“捉迷藏”则与情绪觉察及心理感受管理有关。“‘捉迷藏’的乐趣在于，孩子们在藏起来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一种力量感，并深信自己被人记在心上。”安德雷格表示，“藏起来的孩子知道自己渴望被别人找到，等自己真的被人找到时，又进一步印证了他们之前的想法(1)。”他还指出，假如某个不知情的孩子一直躲在树后或阶梯下等待被人发现，到头来却发现游戏早已被叫停而没有人在找自己时，这个孩子就会感到极度痛苦。由此或许不难引申出，以“消失”与“被发现”为主题的各类游戏活动，其实都给孩子们早早地上了一堂关于“自主”的课。
难怪儿童文学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可以使人隐形的道具，比如斗篷、帽子、戒指、盾牌还有魔法药水。这些故事用天马行空的叙事方式向我们证明，在孩子们学习成为更大世界的公民的同时，“消失”也有着让想象力驰骋的力量。这种力量启迪着他们，又保护着他们，使他们受益终身，还为他们架起了一座通往知识的桥梁。在格林童话《十二个跳舞的公主》（The Twelve Dancing Princesses）中，一名随行的士兵正是靠着“隐身披风”才能尾随公主们渡过淌着银子的湖泊，又进入金子做的树林，最终解开公主们夜间去了哪儿，以及与谁共舞之谜。哈利·波特也有一件“隐形斗篷”，它足足拥有700年家族历史，能挡下所有咒语和“黑魔法”，助他毫发无伤地化解种种劫难。在连环漫画《凯文的幻虎世界》（Calvin and Hobbes）中，主人公凯文坚信自己能在必要时刻隐身，就连他的妈妈也对儿子拥有这项特异功能深信不疑。某天，他服下了所谓能够使他隐身的神药，然后试图通过偷饼干的行为来测试自己到底成功了没有。
安徒生于1845年创作的童话作品《钟声》（The Bell）有着更为恢宏的故事架构。故事中，某个村庄的居民总能在日落时分听到远方传来神秘的钟声。为了找到钟声的来源，他们去往森林。可有的人却开始垂头丧气、止步不前；还有一些人干脆将神秘钟声归结为幻听，而实际上这种诡异的声音可能只是来自栖息在中空树干里的一只猫头鹰而已。最后，一个王子和一个穷苦的小男孩经过艰难跋涉，找到了神秘钟声的来源。他们越过荆棘交错的黑莓丛，踏过遍布木百合与天蓝色郁金香的草坪，穿过橡树和山毛榉树林，越过横在前方的巨石，行过生满苔藓的森林，最终来到海边。在日夜交替之际的阈限空间中，那口看不见的钟再次鸣响。钟声在森林、海洋与天空间回荡，整个大自然有如一座教堂。读这篇童话的孩子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恣意徜徉，为他们插上想象的翅膀的正是他们纯净的心灵、与生俱来的信任以及对万事万物的好奇心。
孩子们也能通过物理空间体验“消失”的感受。伯内特夫人（Frances Hodgson Burnett）的名作《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对于英国儿童来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主人公是一个性情乖戾、不受疼爱的小女孩，她在约克郡的一片寒冷荒原上发现了一座环绕着围墙的神秘玫瑰园。在这座秘密花园中，她不仅收获了友情，还学会了如何爱与被爱。正如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笔下的爱丽丝不小心掉进“兔子洞”，凯·汤普森（Kay Thompson）塑造的艾洛伊丝[2]能够在广场饭店中自如地穿过一条又一条只有她知道的秘密通道与走廊，儿童探索世界的途径通常带有隐秘性，隐形的房间、花园、树林、树屋、灌木丛、衣橱、阁楼一角、台阶下方的间隙、河上漂浮的筏子或是内部空间仿佛无限大的家具——比如C.S.刘易斯（C. S. Lewis）构想出的那个大衣柜，它是通往纳尼亚王国的大门，在门后的森林里生活着各式各样神奇又神秘的生物——都是他们的秘密王国。人们可以消失在这些看不见的未知之地，有时是为了独处，有时是想要逃避现实，有时只是黄粱一梦，有时又希望企及一些有关人类与精神世界的难以参透的奥秘。而让孩子的想象力肆意驰骋(2)的，也正是这些未知之地。“全人类共有的权利到底始于何处？”美国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在1958年的联合国演讲中这样发问，“在靠近家的细微之处。它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其本身又如此微小，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在世界地图上明确指出它所在的方位。”
在探究“捉迷藏”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必要性的问题上，现居纽约的心理学家艾莉森·卡珀（Alison Carper）写道：“有时候，每个人都需要把自己藏起来。我们需要进入精神世界中的私密空间，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审视。(3)我们需要这块隐秘之地，这是能让我们进行反思的地方。”她还表示，一旦我们“藏起来”，又会开始渴望被发现，渴望被人找到。如果我们一直不让生命中重要的人找到，那么“藏起来”就不再是一个游戏，而会演变为一种生活方式。但她也认为，是否拥有“个体意识”这一心理内核，决定着我们未来能否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4)。承认自己具有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见的一面，并自愿表露出来，是我们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必要基础。在培养自我意识的过程中，察觉、反省内心的感受至关重要。我们向外界展示自我的方式，与我们在必要时选择采取何种方法暂时远离大众视野密不可分。
弗洛伊德在观察他18个月大的孙子玩“fort/da game”（去来游戏）后发现，学会管理“消失”是幼儿游戏的本质。这种游戏用到的工具是一根系着绳子的木轴，孩子们会拽着绳子，将木轴甩过床头，然后用绳子将视线之外的木轴拉回来。“去吧！”小孩子一边将木轴丢出，一边念念有词。等到又将木轴拉回视线里，他又会兴高采烈地说：“回来！”就这样，他们不断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和词语，看着玩具来来去去，出现又消失。
弗洛伊德认为，他的小孙子是在用这种方式处理妈妈不在所引起的焦虑。但在我看来，孩子们几乎对一切来来去去的东西都着迷。只要有机会探知物体出现和消失的原理，他们都愿意学习、尝试。柠檬汁、苏打水以及厨房里其他的常备佐料，都能成为孩子们为研制出能让字迹迅速消失的“隐形墨水”而不断摆弄的化学实验道具。要是弗洛伊德活到今天，看到我家孩子书架上摆着的全息图绘制仪，又会作何感想呢？这台仪器上市时标榜的卖点是“即拍即得”，内置的空腔中安放着两面彼此相对的抛物面镜子，操作者将任意一样东西（如戒指、硬币、塑料小娃娃、青蛙模型等）放进仪器内，它的三维图像即刻就会被投射出来，看上去就如同悬浮在空气中的实物。只有当某人伸手划过时，才能感受到这只不过是一幅虚像而已。尽管这个玩具花不了几个钱，却成了我家孩子们日常学习的工具。他们因此了解到，在同一时间内，某样东西可以出现在某处，却又不一定真实存在于那里。
人在儿童时期的重大发现之一，就是明白语言、地点和物体均可同时存在于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中。我敢肯定，这类游戏亦对人类的心智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置身于一座环绕着围墙的花园，还是摆弄图像投影仪器，甚至是用所谓的“隐形墨水”书写，无不表现出世界在可见与不可见中交错演绎的魔幻之美。而正是凭借着存在于想象力中的陪伴，孩子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心理上的过渡。
“看不见的朋友”这一概念一度被弗洛伊德和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嗤之以鼻，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人心智发育不全、社会适应无能的表征。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看不见的朋友”成了人们心目中更加珍视的伴侣。他们的出现形式不一，有时是人、鱼等动物，有时是云和树，有时是某些幻想中的形象。在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同理心、创新、共情。和他们在一起，我们的内心可以体会到一种舒适感。艾莉森·卡珀认为，“看不见的朋友”具有一项功能，那便是“在人类的想象中见证着我们的内在体验。对于某些人而言，这或许标志着他们挣脱童年束缚，不再只通过母亲的凝视了解自己，而是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借助反思探索自我”。卡珀还认为，人类的这些需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人类逐步学会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想象中的朋友”正是“彩排中的一名重要配角”。正如每个人私底下都有富于个性的一面，这些“看不见的朋友”也能帮我们试探自己关于友情的种种想法是否正确。他们可以是我们分享秘密的知己，可以是我们倾注心血的对象，还可以是我们获取知识的源泉。他们是调和孤独与寂寞的方式，是一种我们几乎无法命名的安慰手段。与“看不见的朋友”发生第一次亲密接触时，我只有6岁。我生于一个圣公会家庭，就读于一所天主教学校。当时的我还没有信仰天主教，因此不必去做弥撒，也不会在仪式中取食“圣餐”。有时，当其他孩子都去参加正式的教义问答时，只有我孤零零地留在教室里，无所事事。可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也已经对天主教圣徒有了足够的了解，并为之着迷。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可能穿着薄纱材质的蓝色罩衫，手持百合花束；他们也有能力发动军队，浴火向前。他们在面对邪恶的主教时泰然自若，他们也生性乐观。安提俄克的圣玛格丽特屠杀了恶龙，还经受住了火烧和水淹的酷刑。圣克里斯蒂娜不仅能控制火，还能在空中飘浮。就连那些更为低调保守的圣徒，比如猫的守护神，在森林里深居简出的圣格特鲁德，都令人深深着迷。他们无疑是勇气、仁慈、宽恕和信仰的化身。但最吸引我的，还是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不畏艰险的乐观态度。然而，作为非天主教徒，我知道自己不该拥有这种对虔诚的依恋。于我而言，他们有如“禁忌的朋友”，却反倒因此使我更加难以抵挡其魅力。他们一直影响着我，驱使着我想和他们建立那些不该建立的情感联系。不同于劝我一起逃课的高中同学，也不同于不良男友，他们品行正直，却对我构成了一种危险的诱惑。为了他们，我甘愿赴汤蹈火。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心理学教授特蕾西·格利森（Tracy Gleason）认为，“看不见的朋友”能够帮助儿童“应对社会关注，理解他人观点。想象中的同伴与现实中存在的一样，都能给人情感支持、信心和关爱”。“看不见的朋友”也能为我们带来独处的机会，并使我们从中收获幸福、共情和同理心。同样，他们还能帮助孩子们“正确地处理失望、悲伤和愤怒情绪(5)”。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我们总能创造出“看不见的朋友”，对他们倾诉，接受他们的指引，甚至向他们寻求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