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们常常一起感动，一起愤怒；我们会同时爱一个人，也会同时讨厌一个人。
我们是社会动物，我们的思想、观念、对现实的感知，都直接或间接为社会所同步。每个人都像身处一个巨大的蜂巢之中，共享一种思想、一种情绪、一种观点。
这就是蜂巢思维。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由我们所选择的群体讲述的故事塑造的。我们感知的内容，并不仅仅取决于独立的经历，还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群体。我们会下意识地寻找和自己有共同品味、信仰、文化或者兴趣的群体，并乐于通过这些来定义自己。
微博、微信、脸书、推特，这些社交媒体扩大了个体与群体的关联，这既让个体能积极构建共识、带领群体共生，也让个体更易陷入极端化或阴谋论的包围，带来致命的后果。
因此，当我们只与自己选择的群体交往时，当我们所在的群体固化了我们的世界观，失去了和其他群体交流的能力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又该怎么办？
从真实的群体暴乱到网络暴力，从群体意识的积极作用到社交媒体的各种弊端，心理学家萨拉·罗斯·卡瓦纳，用各种引人入胜的故事，结合心理学、社会学和神经学等不同学科中令人震惊的研究，全力探索蜂巢思维如何影响个体的意识、重塑我们的社交方式，以及我们如何减轻或抵消互联网时代蜂巢思维带来的负面影响。
作者介绍
萨拉·罗斯·卡瓦纳（Sarah Rose Cavanagh, PhD），心理学家，美国圣母大学卓越教学中心教授、副主任。她的研究领域为情感科学，比如情绪和生活质量之间的联系，尤其是情绪调节策略会如何影响幸福感。她还关注情绪调节的方式与情绪调节的效果是否能够预测心理机能的长期发展轨迹。著有《学习的火花：用情感科学激活大学课堂》（The Spark of Learning: Energizing the College Classroom with the Science of Emotion）。
部分摘录：
在《星际迷航》（Star Trek）中，一只发着红光的机械眼睛将博格人和他们所属的物种的集体思维连在一起，这意味着不可避免的融合。在《神秘博士》（Doctor Who）中，邪恶的铬合金材质的“电脑人”通过吸收个体加入集体合作，抹除个人的倾向和欲望，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意志，以便获取主导宇宙的能力。马德琳·英格在《时间的皱纹》（A Wrinkle in Time）一书中写道，黑暗正在蔓延，带走了宇宙的光芒，这个黑暗中一个稳定跳动的心脏代表着一种单一的意识，它宣称人类不幸福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坚持过独立的、个性的生活，而不是被纳入统一的意识。
对于个体需求完全服从于群体的社会，我们的科幻作品给出了很多悲惨的警示故事。这类思维的核心前提是，为了实现成功，我们需要牺牲个体差异，所有人的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步调一致。这种个体性与集体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存在于我们对于集体意识的认知里面。[最新电子书免费分享社群，群主V信 1107308023 添加备注电子书]
我相信，人类对集体性根深蒂固的恐惧源于集体性所暗示的自主性的缺失，即接受我们的超社会性意味着我们将生活的方向盘交给我们意识不到的外界影响。但我们通常可以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态度、感受和决定的观点，也越来越令人怀疑，因为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数据表明，我们所谓有逻辑的、充满意识的自我并不总是我们行为背后的主导因素。
神经学家戴维·伊格曼在《隐藏的自我》一书中总结了很多最新的研究成果。伊格曼的很多证据都与运动和感知的基础有关，但他书中真正令人兴奋的部分涉及更复杂的行为和体验。比如，在“哪位才是真正的梅尔·吉布森”一节中，他提到了这位20世纪80年代的当红演员因酒后驾车被捕的事，当时吉布森在录像中说出了一连串反犹脏话。吉布森和他的许多朋友声称，这些想法和感受与清醒而友好的吉布森完全不同，只不过是不幸的酒后胡言乱语，应该不予理会。但另一些人则援引了“酒后吐真言”这句老话，嘲笑说这是借口，认为违禁物质可以释放我们平时压抑的想法，反映我们的真实情感。然而，伊格曼认为，大脑的运作机制更像是一个存在多个竞争对手的民主系统，里面拥有多个“子系统”，也存在多个倾向，每个子系统都在特定的时间争夺控制权。酒精可能会抑制其中代表自我控制、谨言慎行的那个“子系统”，并允许代表偏见、基本欲望和自私冲动的“子系统”来控制大脑运作和人的行为。但这两个“子系统”，或者说“倾向”，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神经回路，都无法代表“你”的完整本性。
即便当谨言慎行、意图明确的一面占据上风的时候，我们的另一面仍然在影响着我们。伊格曼整理了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善意的、有社会意识的人仍然对其他种族和性别的人持有消极含蓄的联想。比如，我们在评价一个人外表的吸引力时，会受此人在评估时瞳孔大小的影响，瞳孔大小反映了它被激发或兴奋的程度。再比如，有些人的工作是去观察淘气的小鸡，分辨它们是雄性还是雌性（没错，这种工作真的存在）。刚开始，他们也无法判断小鸡性别。为了完成这份工作，他们通常站在一个经验丰富的“雌雄鉴别师”身边学习，这位鉴别师会判断他们的猜测是否准确，长期实践便催生了潜意识的辨别能力。
我们的意识也可能由于反应过于缓慢，无法对大部分的决定和动作负责，导致一些神经科学家推测我们的意识并不是为了即时决策，而是为了处理社会和情感信息，[1]权衡优先事项，判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伊格曼把意识中心地位的陨落，比作伽利略发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之后地球中心论的陨落。“认识自己可能需要改变对‘认识’的定义。现在，要了解你自己，必须明白你的意识仅仅占据大脑这座大厦里面的一个小房间，几乎无法控制你面临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现实是由潜意识在历史经验和对未来预测的基础上为你构建出来的，这种现实也是由“蜂巢思维”为你营造的基于共识的现实，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很快看到这一点。
在《增长之歌》（Song of Increase）中，养蜂人、作家杰奎琳·弗里曼（Jacqueline Freeman）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了蜜蜂的合作，它们不仅彼此和谐相处，而且与花朵、太阳和季节更替之间建立了和谐关系。每只蜜蜂作为个体而存在，但同时也作为集体的一个单位而存在，作为一个更大的有机体的一个细胞而存在。弗里曼引用了Bien（蜂巢）这个德语单词，她说这个词不仅暗含了蜂巢是一个更大的有机体，还暗含了蜂巢要对它赖以生存的更大的生态系统做出回应。
如同蜜蜂一样，人类也需要存在于某一集体之中，我们的个人身份认知既来源于又完全内嵌于人类共同的存在状态。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身体和不同的大脑，但我们拥有共同的思想、情感和记忆。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看到的那样，这些共同的精神体验体现在我们神经活动的同步性上。这类精神现象并不受制于我们身体组成的物理边界，而是从一个头脑扩散到另一个头脑，将彼此联系在一起，让我们以类似的方式体悟世界。
人性：90%类似于黑猩猩，10%类似于蜜蜂？ 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目前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道德领导力教授，写过大量的科学论文和几本心理学畅销书。根据海特对心理学和进化证据的详细分析，人性里面，90%类似于黑猩猩，10%类似于蜜蜂。[2]（当然，这只是一种暗喻的说法。）如同黑猩猩一样，我们非常关心自己的福利和部落，有时甚至不惜诉诸暴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天性也像蜜蜂那样具备集体性的一面。正如海特所说的那样，我们有“群体归属”的倾向。他引用了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的观点。杜尔凯姆认为，人类应该被称为“双重人”（Homo duplex），即人类是一个既能独立存在，又能形成集体认同的物种。其他理论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人类经验既有“自我模式”，也有“我们模式”[3]。
我们类似于蜜蜂的一面会呈现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这些环境将我们的意识糅合进了一个共同的体验框架中，比如随着一个共同的节奏跳舞，一起唱赞美诗。一些导致人际边界变得模糊的“环境因素”，如黑暗、酒精、极度疲劳、集体重复运动和某些药物，也会催生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意识。异教领袖经常故意创造这些条件，以鼓励追随者之间保持一致性。[4]
当我们的输出（运动、发声）和输入（看到别人的运动、听到别人的声音）具有同步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突破身体和自我意识的界限，将意识的触角伸入更大的集体。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二战老兵威廉·麦克尼尔在与战友进行机械行军训练时，写下了自己的狂喜体验：“我记得当时到处都是幸福感；更具体地说，由于参与了集体仪式，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个人膨胀感，感觉这比生命还重要。”[最新电子书免费分享社群，群主V信 1107308023 添加备注电子书]
在《持久团结：人类历史上的舞蹈和操练》（Keeping Together in Time: Dance and Drill in Human History）一书中，麦克尼尔认为肌肉运动和语言表达的同步性会导致“界限消失”，自我和他人之间不再有严格的区分，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集体意识。他认为，这种做法通过影响人类的情感来增强群体团结，并提供一种强有力的纽带，催生了集体凝聚力。许多士兵都报告说他们对战友怀有强烈的团结感和亲切感。
麦克尼尔认为，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人都发现了动作和声音同步进行的力量，从围着篝火的狩猎到建设金字塔再到军事操练，所有活动都涉及肢体动作的同步性，这让我们觉得自己变得更强大、更有能力，超出了自己身体的能力范围。
记者、学者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继承了麦克尼尔的“衣钵”，在《街头的狂欢：集体欢乐的历史》（Dancing in the Streets: A History of Collective Joy）一书中煞费苦心地追溯了狂喜舞蹈从史前时代到现代社会的演变历程。她根据人类学的证据，提出定期与他人一起庆祝是我们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的历史记录中，仪式性的舞蹈和集体庆典一次又一次地兴起，但也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压制，最常见的是强者反对弱者进行这种群体活动。
在被压迫的群体中，及时凝聚在一起组建一个集体，成为确保团结以及反抗主流文化的一种方式。曾经饱受奴隶制压迫的非洲裔美国人创作了劳动歌曲来分享传统，互相帮助，有时分享带有特定编码的信息。这些歌曲经常在重复的、共同的动作中演唱。19世纪末，印第安人的鬼舞如同病毒般迅速传遍了北美洲。那是一种圆圈舞，据说拥有一些神秘的特征，能让人们与逝去的亲人团聚，而且有利于结束白人的殖民统治。它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吸引力，并得到迅速传播，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共同的狂喜运动；另一个是在一个绝望和悲惨的时代，它带给人们一种力量感。
那些支配弱势群体的人经常在弱势群体的集体行动中看到一些令人讨厌的东西，看到野蛮的状态或无节制的性欲。但有些人觉得自己被这类舞蹈深深地吸引住了。比如，作家克林顿·弗内斯曾在20世纪20年代参加过非洲裔美国人的“环形呼喊”[5]，芭芭拉·埃伦赖希引用了弗内斯这样一句话：“我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强大的智慧，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实体，逐渐影响人群，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大脑，包括我自己的……”伴随着旋转的舞蹈，参与者逐渐陷入了一种蜂巢思维，释放自我，融入一个更大的集体。
虽然历史上那种常规的、大型的、有组织的、欣喜若狂的集体仪式可能已经失传了，但即便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我们也能找到这种狂热集体仪式的苍白身影。我敢打赌，如果你快速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经历，就会发现几个与这方面相关的例子。我还记得小时候在教堂里唱圣诞颂歌时的那种如同潮汐般向自己涌来的感觉，我能感觉到自己心中的震动，也能感受到来自其他歌声的冲击。我还记得十几岁时去看九寸钉乐队演唱会的情景，当你与其他人伴随着同样的音乐节拍摆动身体时，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甜蜜感，尤其是当你旁边那个人未来将成为你的丈夫以及你孩子的父亲时，更是如此。
每年夏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内华达州西北部的黑岩沙漠，那里将临时搭建起一座“城市”，让人参与一年一度的反传统狂欢节“火人节”（Burning Man Festival）。这种集体仪式将视觉艺术、音乐、创造性和绝对包容结合在一起（如果所传不虚，这个节日还宣称制药业能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鼓励参与者建立一种强烈的、守望相助的社区精神和集体仪式。
甚至现代社会狂热的体育运动也带有人类社会早期祭祀仪式的痕迹。球迷们在脸上画上代表球队颜色的条纹，穿上一模一样的运动服，戴上一模一样的帽子，或许还有其他属于球队的标志，一起吟唱、挥手、起立、呐喊。在赛前聚会中，球迷们如同古代参与类似活动的人一样，也会摆下宴席，并分享一些可以改变思维的物质。
在这些蜂巢式的群体体验中，人与人之间的身体边界似乎被打破了，彼此的意识融合在一起。蜂巢体验背后或许存在多重生物学机制，其中三种可能的原因为内源性（身体自然产生的）阿片类物质、神经肽催产素以及我们的镜像能力。
你可能熟悉内源性阿片类物质，这种物质对跑步者愉悦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当我们作为群体的成员参与共同的运动或活动时，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就会被释放出来，比如在跳舞、划船比赛甚至是一起大笑的时候。[6] 这可能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体验非常有益，并被一股强大的动力驱使着去探寻这其中的奥秘。
催产素是一种由下丘脑产生的神经肽，在分娩、哺乳和性高潮时由脑垂体释放出来。催产素似乎在较为不确定的心理事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如两性的结合、依恋、群体内的团结[7]、群体外的敌意[8]等等。它可能通过模糊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区别而对社会互动和依恋产生一些影响。[9] 非常美妙的是，当人们和他们的爱犬互相长时间地注视时（应该是满怀爱意），这种物质也会在他们的大脑中释放出来。[10]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一组研究人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猴子大脑中的神经元不仅会在猴子做出某个动作（比如拿起一颗花生）时被激活，还会在观察到其他猴子或人做出同样动作时被激活（比如看到研究人员拿起一颗花生）。[11]似乎对这些神经元来说，自己做一个动作和看别人做同样动作的效果是一样的。在这项研究的早期，一些人认为这些镜像神经元是大脑特定部位的特殊类型的神经元，负责理解我们观察到的世界以及我们观察到的社会伙伴。[12]一些人认为，这种神经元活动的镜像是同理心的神经学基础。[13]
在早期的研究热潮过后，镜像神经元的概念受到了一些抵制。有些人指出，一个神经元在一个有机体从事某个活动时和观察到其他生物体从事同样活动时的反应相同，这种现象只在猴子身上直接观察到，而在人类身上没有。还有人问为什么这些特殊类型的神经元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类型的神经元不可分割。
马可·亚科博尼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科学教授，也是镜像神经元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他不再把镜像神经元说成是可分离的神经元，而说镜像是一个过程。[14]在其最早的一篇论文中，亚科博尼让受试者在神经成像扫描仪中轻敲他们的某一根手指，然后观看其他人轻敲同一根手指的视频，结果观察到受试者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大脑活动几乎相同。[15]神经成像技术检测的是流向大脑更活跃区域的血液，因此这种数据并不是测量单个神经元是否更活跃，而是整个大脑区域是否更活跃。这些发现反映了镜像的概念，即无论我们经历了某个事情还是目睹社会上的其他人经历了同样事情，我们的大脑都能做出相似的反应。关于这一方面的论文已经多达数百篇。因此，镜像似乎是我们超社会性的生物学基础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