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访问热点图书网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合集—近代篇(十卷本)-电子书下载

历史传记 2年前 (2022-07-01) 1451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由学者刘东创办并主编、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丛书,自1988年起开始出版发行,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名著190余种,囊括了费正清、魏斐德、史华兹、杜赞奇、谢和耐、宇文所安、易劳逸、韩书瑞、瓦格纳、杜维明、斯波义信、沟口雄三等海外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著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持续的贡献,在学术界、出版界享有盛誉,成为公认的图书品牌。目前每年出版新书十余种,并推出了女性系列、海外学子系列、环境系列等子系列。此套电子书是该丛书首次以合集形式发布。

作者介绍

历经32年沉淀的镇社之宝,享誉全球的海外学者聚焦中国问题,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合集发售。

部分摘录:
货币体系的紊乱
中国整体秩序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经济的变迁导致19世纪前期中国白银价格节节攀升。1808至1856年间,白银相对于铜钱的价格约增长了2.5倍。这种发展全书称之为“银贵钱贱危机”。1837年中国的一份文献描述此现象为“太阿倒持”[2],1845年也有人强调白银的使用使得“天下制利权者在商贾市井”[3]。1846年一位观察家归纳这场危机是“利权倒置”[4]。
大多数现代国家是由政府发行通货。但在中华帝国晚期,用来支付赋税或者完成跨省大规模交易的银锭或银元却由私人供应。政府铸造的制钱,大部分用于地方的小额零售交易。19世纪前期,市场供应的白银价格相对于政府铸造的制钱增加了2.5倍,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直接感受到的“整体秩序变动”。
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以银锭和银元两种形式在市面流通,1个银元的价值约为1两银锭的70%。[5]根据可利用的资料,作者绘制出清代银钱比价的变化趋势图(见图I.1)。1645年清政府开始铸钱时,规定1两银为700文制钱,很快在1647年官定比价提高至1,000文。[6]清朝初期(1647—1764)市场价格通常比官价低100—200文。乾隆末期和嘉庆初期(1765—1797),市场价格逐渐接近官定比价。1798—1807年间,市场价格又下降到1647—1764年间的水平。但从1808年开始,市场价格开始超出官定比价。1808至1838年间,银价从1,040文增至1,637文,其增加约600文,用了30年的时间。1839至1849年间又继续增至2,355文,其增约600文则仅用了10年。可见其加速增长。1850年下降至2,230文,1855年又下降至2,100文。其后银钱比价开始下降,从1856年的1,800文下降至清末的1,200—1,500文。[7]
图Ⅰ.1 清代的银钱比价变化趋势图
资料来源:1684至1722年:见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62),页182—183;1723至1795年:见陈昭南,《雍正乾隆年间的银钱比价变动,1723—95》(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页12;1798至1850年:见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页37;1853至1911年:见罗绶香《犍为县志》卷28,1937,收录在《新编方志丛刊:四川方志》(台北:学生书局,1968),经济,后:28a—b,亦参见张家骧《中华币制史》(北京:民国大学,1936),页33。
政府发行的制钱与来自民间的白银
同样重量的制钱与白银,制钱价值相对白银为低。按1两白银为1,000文制钱的价格换算,制钱的重量大约是相同价值白银的120倍。[8]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及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相比,19世纪前期的中国更多用制钱来进行小规模交易。[9]整个18世纪,中国的人口和耕种面积都增为两倍,但是大多数的农业与手工业仍以小的耕作和交易规模来进行。[10]用于零售交易的制钱由政府铸造,通过公共支出以及军队支出而流通于市场。政府所收以白银为形式的税入80%—90%用于官员薪俸、军费以及以治理黄河为主的水利工程上。[11]制钱则用于其他公共支出。清政府在北京有两处铸局,分别为户部管理的宝泉局和工部管理的宝源局;其他在各省的铸局由负责财政的布政使管理(图E4)。从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时期,省级铸局在2到23处间变动。[12]嘉庆和道光时期,中国18个行省几乎都有铸局,具体是陕西、山西、湖北、江西、浙江、福建、云南、江苏、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江宁府和直隶等省共有18处铸局,此外,新疆的伊犁和阿克苏、云南的大理也有铸局。[13]
从1644年开始,宝泉局铸造的所有制钱及少量白银用于军队开支。宝源局管理下的北京铸局铸造的制钱用于北京周围的公共工程。[14]各省铸造的制钱用于支付士兵和低阶官员的薪俸、公共工程、运输费用以及官员津贴等。[15]
尽管有政府提供的作为通货的制钱,但从1661年开始,在长距离的大规模商业交易中,清朝规定以白银代替笨重的制钱流通。[16]少数白银来自云南的私人或官方银矿以及周边国家,大部分白银则是由商人出口茶叶、生丝以及其他物产换来的。商人除以白银付税之外,也在钱庄换成制钱,以在国内收购出口的商品。[17]因此,钱庄是重要的白银汇聚场所。
作为通货的白银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近古欧洲用白银作为通货,白银在亚洲则只是被贵族用为饰品或者用于窖藏。[18]这种分析对印度较为合适,在中国白银固然也被窖藏,但也作为通货。
学者通常引用将人丁税、实物税整合而以银缴纳的一条鞭法说明从16世纪下半叶起中华帝国开始广泛使用白银。[19]事实上,在这项税政实行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制钱仍是省内大规模商业交易的重要媒介。到了18世纪末期,白银才在各省的大规模贸易中广泛使用。
学者使用“命令经济”、“市场经济”、“习俗经济”等术语概括18世纪中国的经济形态。[20]在习俗经济(该经济不使用货币,就像家庭主妇的工作常常没有任何报酬一样)之外,就另外两者而言,“市场经济”一词而不是“命令经济”一词,更加合适用来形容19世纪前期中国的货币体系。
白银成为19世纪前期中国货币体系基轴的事实,从1837年包世臣关于财政支付以及大规模商业交易情况的描述可以看出。包世臣曾做过举人、省级官员的幕僚和知县,他说:所有的田赋、杂税、薪俸和捐输都用白银支付。民间契约80%—90%用白银计价。即便付的是制钱,也要由白银所计价格折算(“国家地丁课程俸饷捐赎无不以银起数,民间买卖书券,十八九亦以银起数,钱则视银为高下”)。[21]事实上,18世纪早中期的中国还不是如此,当时制钱仍被用于大规模的地方交易。[22]就1820至1839年间的美国而言,当时的硬币在整个货币体系中的比重仅占13.25%[23],白银和制钱在中国货币体系中所占比重,1936年是从1910年的65%降到16%。[24]
尽管19世纪前期的中国已大量使用白银,但供应学派的经济学者也许会说货币仅是经济的面纱,生产才是经济的决定因素。这种想法来自现代社会的管理货币体系。管理货币体系是指计算可能生产的物品与劳务,再发行足够与这些物品与劳务交易的货币。例如,1930年代中国已建立起管理货币体系,当美国的购银法案实施后中国白银流入量跌落甚而外流时,现代银行便发行大量货币来减轻其冲击。[25]但是19世纪前期的中国并没有这种货币体制。
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私人钱庄发行可兑现的银票和钱票。1851年清朝的一位内阁官员指出,银票和钱票一般可在异地与开票钱庄有往来的钱庄兑现。[26]1930年代,中国的商业银行为刺激经济发展所发行的无抵押贷款,与19世纪前期的银票和钱票在性质上是不同的。19世纪前期的中国银票或钱票有银或铜钱充当准备,因为不是所有的银票都会在同一时间要求兑现,这些通货的发行多少弥补了货币体系中现银和现钱的不足。当1838年四川总督提出禁止钱票的主张时,湖北、湖南和山西的总督加以反对,因为在他们的辖区,钱票补充了货币供应,如果没有这些通货,银钱不足的问题就会更加严峻。[27]这个观察也显示了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私人钱庄发行的银票或钱票还是不能充分弥补银钱的不足。由于19世纪前期的中国是由商人而非政府供应银票或钱票,尤其白银主要来自国外,这种情形与现代政府相当控制国内货币供应的情况大为不同。
白银与制钱的关系
白银与制钱的关系就像现在美国货币体系中的100元与25分硬币间的关系。如果用25分面值的硬币来进行价值100元的交易肯定会因计数而带来不便,而用纸币来进行25分的小额交易,又也容易损坏,因此硬币用于小额交易,面额较大的纸币用于大额交易。清代的制钱与白银也分别用于零售及大规模交易。区别在于,美国政府规定而且执行了100元钞票与25分硬币间的固定换算比率,而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白银与制钱在市场上的交换比价是随两者供需变化而上下浮动的。
19世纪前期市场变化对银钱比价的影响特别明显。1722年政府曾设立钱牙来稳定银钱比价,1738年后废除该项政策。[28]道光时期山东的县丞丁履恒(1770—1832)在1818年前后已注意到,是商人决定着市场上的银钱比价(“且银价之与钱价,其时上时下,亦自主肆者定之”)。[29]
当时银钱之间的比价变化,就像当今各国不同货币间的交换,都由交换货币个别的供应与需求来决定其兑价。如果英国的企业打算在美国投资,他们自然需要用美元购买工厂和支付工人工资,进而就会导致美元对英镑的升值。如果英国政府不想让英镑贬值,英国的银行就必须从自己的外汇储备中抛售美元。从理论上来说,当19世纪前期中国的银价上升时,清政府应该向市场投放更多的白银,但清政府储存的白银数量此时正不断减少。1838年刑部侍郎黄爵滋哀叹道,尽管道光皇帝在生活上比他的父亲和祖父都要节俭,但国库却日渐亏空。[臣维皇上宵衣旰食,所以为天下万世计者,至勤至切;而国用未充,民生罕裕,情势渐积,一岁非一岁之比,其故何哉?考诸纯庙之世(乾隆朝),筹边之需几何?巡幸之费几何?修造之用又几何?而上下充盈,号称极富。至嘉庆以来,犹征丰裕,士夫之家以及巨商大贾,奢靡成习,较之目前,不啻宵壤。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耶?臣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洋。][30]乾隆末期清朝国库存银7千8百万两(一亿一千一百五十四银元),[31]道光末期下降到8百万两(一千一百四十四银元)。[32]
清初当银价上涨时,通常是通过减少制钱供应数量来降低银对钱的相对价格。面对19世纪初期这场银贵钱贱的危机,政府采用了同样的办法。[33]但清政府如此做主要还是由于以下两项理由:第一,铸钱费用通常用白银支付,此时白银价格越来越高;第二,铸造制钱花费的白银还多于所铸铜钱在市场上可换取的白银。到1846年,铸造制钱的成本是收益的三到四倍。[34]但是,尽管制钱的供应量减少,白银相对铜钱的价格却依然不断攀升。
银贵也伤害到收入较低的普通民众。银与制钱通常用于不同的交易层次,这意味着人们或是只有银或是只有铜钱或是有不同组合的银和钱。就只赚取制钱的人而言,例如农民长期在小村落里生活,大部分场合都使用制钱,那么他的实际收入受银贵钱贱的影响不大。但问题在于许多时候他们还不得不使用白银,除必须用白银支付税赋外,这些制钱的持有者还要经常到集市上购买像盐、衣服、炊具、纸钱等等家庭必需物品。这些商品在集市上可以用制钱支付,但它们的实际价格受到银钱比价的影响,因为商人一般都是用白银从更远的地方买入这些货物。[35]一个重庆的商人如果想从上海买入丝绸,对于这样的长距离交易,他不得不在重庆的钱庄将制钱换成白银。当一个农民在操办女儿嫁妆时,他用制钱在邻近的集市上买入丝绸,但是,这匹丝绸的价格是由白银的价格决定的。当遭遇银贵钱贱危机时,由于商人提高丝绸所需的制钱,农民用同样的制钱买到的丝绸数量就会相对减少。当重庆用制钱购买的丝绸价格提高时,四川农民的购买力就会缩小,同时上海周边农民生产丝绸的获利也会减少。
必须用白银付税,这是最影响普通民众收入的因素。税项也可以用制钱缴纳,但要根据市场上的银钱比价将以银计算的税项折算成铜钱。[36]由于制钱较重、运费较高,地方官员都在当地钱庄将制钱换成白银后再上缴给省级官员,最后由省里解交到京城户部。不管农民自己,还是由地方官去换取白银,都得受到市场上白银相对铜钱高涨价格的支配。
银贵与王朝衰落
清初市场上的银钱比价低于官方规定时,因税赋按照官方银钱定价征收,所以地方官从每两税收中可多获1—200文制钱,用于地方政府的支出。1808—1856年间,当市场银钱比价远远高于官方规定时,地方官员在将税银解交上级官员前,得按照市场价格将制钱折算成白银,他们不得不转嫁市场负担。当人们负担不起越来越高的税赋时,国家用于地方支出的岁入必然削减。

下载地址

下载
喜欢 (0)
发表我的评论
取消评论

表情 贴图 加粗 删除线 居中 斜体 签到

Hi,您需要填写昵称和邮箱!

  • 昵称 (必填)
  • 邮箱 (必填)
  • 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