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圣埃克苏佩里是法国著名作家，他的《小王子》被译成了三百多种语言，是全球销量仅次于圣经的书。圣埃克苏佩里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五十法郎上有他的头像，许多国家发行了纪念他的邮票，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街道、山峰和行星，世界各地都在举办“小王子”展览、开发“小王子”创意产品。圣埃克苏佩里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小王子》《南方邮航》《夜航》《人的大地》《空军飞行员》等都充满了其真实生活的映射。圣埃克苏佩里的人生与写作密不可分，至今仍传奇、神秘而激动人心，对他人生经历的了解有助于深刻理解他的作品。
作者希夫是普利策奖得主，在传记领域颇有成就，《薇拉：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夫人》《埃及艳后：传奇的一生》《猎巫：塞勒姆，1692》均斩获大奖。作者写作本书时参考了极为庞杂的资料，包括圣埃克苏佩里的日记和信件，并访谈了其众多亲友，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作者将精湛、严谨的学术写作与优雅动人的文学手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重现了圣埃克苏佩里精彩的一生，使读者宛如亲历亲见。
作者介绍
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
美国作家，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终身成员。早年曾在西蒙 – 舒斯特出版社任职，文章常见于《纽约客》《纽约时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华盛顿邮报》等知名媒体。
作品包括《圣埃克苏佩里传》《薇拉》《克利奥帕特拉》等，屡获好评和殊荣， 被誉为“当代美国最具诱惑力的非虚构散文作家”，2000 年获普利策奖。
2006 年，希夫获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授予学会文学奖，2019 年当选学会终身成员。2017 年，获新英格兰历史家谱学会颁发历史及传记类终身成就奖。2018 年，获法国文化部授予艺术与文学勋章。
部分摘录：
垠高空之王 1927—1928
夜空有星——沙漠只有远方。
大海有岛——沙漠更远处，还是沙漠；
建一座堡垒，或一所房子，在沙漠上，
你将一无所成。
——柏瑞尔·马卡姆，《夜航西飞》
1928年是安托万·圣埃克苏佩里一生中最为安定的日子。他无经济之虞，无情感纠葛，无就业压力。他住在西撒哈拉，房子是五年前从法国漂洋运来的一所木头棚屋。一面朝向大海，涨潮时海浪拍打窗子；另一面朝向沙漠。附近有一座非常宏伟的西班牙要塞，城墙上有雉堞，在要塞的映衬下，圣埃克苏佩里的木屋显得很矮小，但它守卫着机库。除此之外，笔直的地平线只在游牧人来安扎帐篷时，才会被遮挡住。圣埃克苏佩里二十八岁，从前一年10月起，他担任朱比角机场的负责人。十五年后，他这样写道：“住在沙漠里时，我最爱我的房子。”
屋内的家具很简单，一张铺了一层薄草垫的木板当床，还有一扇用两个油桶支起来的门，他伏在上面写作。这张木板床对于身高六英尺两英寸[2]的飞行员来说太短了；刚到朱比角的头几个月，圣埃克苏佩里用一个木箱作为枕头来加长床板，后来一位朋友说可能换个方向睡更舒服。他常给母亲写信，信中列了一份其余物品的清单：一个水壶、一只金属盆、一台打字机、一架子书、一部发条留声机、一副纸牌、空中邮政公司的记录，还有他所飞航线的档案。圣埃克苏佩里的室友是四名法国机械师和十个摩尔人，他们都是空中邮政的员工，同住的还有狨猴吉吉、一条狗、一只大肥猫和一条鬣狗。至于邻居，就是西班牙要塞里的人了，他们的头头是一位官架子很大的卡斯蒂利亚贵族，德·拉·培尼亚上校。当时的西属里奥德奥罗河北岸，即今天的西属撒哈拉，面积大致相当于大不列颠，如今只有摩尔人居住。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朱比角，也就是今天摩洛哥的塔尔法亚小城的机场，是“世界上最荒凉的简易机场”。若在空中邮政公司飞行员这个以身强体壮而出名的群体中提起朱比角，早晚会谈到“神经衰弱”这个词。沙漠有独特的魅力，飞过非洲航线的飞行员们都会毫不吝惜地赞美其无与伦比的美，并声称撒哈拉是他们真正的情人，但人们普遍认为朱比角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地方。1929年，圣埃克苏佩里刚刚离开，一位记者曾到访朱比角。甚至尚未降落到朱比角的沙地跑道上，他就评论起这地方“悲惨的孤独”。他的评论在进入西班牙要塞后得到了证实，人们的病态令他震惊，他惊讶地发现“他们有着乞丐和强盗的奇怪样貌。他们如此邋遢，仿佛是特意化装出来的。但是，比起邋遢而言，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沉默”。他想这惨状是德·拉·培尼亚上校施加的恶毒诅咒，直到一位法国机械师提醒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朱比角是西班牙的军事监狱？”让·梅尔莫兹可能是法国最著名的飞行员，并以活力著称，1927年2月，他在朱比角住了一周。他说，他从来没有“如此压抑和窒息。狱警与囚犯几乎没有区别，他们的制服破烂不堪，帆布鞋裂着口子，他们肮脏、无所事事、默默无声”。梅尔莫兹招了两名摩尔人打下手，整整一周都在给法国军营做饭，口袋里装着一把左轮手枪。他晚上睡十四个小时，练习西班牙语，经常打牌，数着日子过，而日子却过得慢悠悠，令人气恼。
朱比角木屋位于卡萨布兰卡以南六百英里[3]，达喀尔以北一千七百英里；圣埃克苏佩里在给朋友的信里说，他“离最近的小酒馆有一千公里”，他没有夸大其词。水和日用品每月从加那利群岛运来；朱比角没有天然港口，每隔四周潮水才足够平静，能达到入港条件。这里气候并不温和，白天气温高达38℃左右，风刮个不停，这意味着朱比角的风向袋总是顽固地处于水平状态，通常刮的是东北狂风。风吹起沙尘，无孔不入；它成了几乎每餐的佐料，更糟糕的是，沙子还会侵入飞机的汽化器和燃料。西撒哈拉海岸是世界上最干旱的海岸，但空气异常潮湿，即使在最炎热的季节也是如此。潮湿对飞机非常不利，对1920年代的飞机尤其如此。湿气渗透布制机翼，使机翼膨胀，与支撑架分离，还会腐蚀金属零件。飞行员谈论天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天气对他们至关重要。今天，飞行员们依靠卫星生成的气象图，但在1920年代的西属撒哈拉，气象图充其量是粗略的预测，气象学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是直觉。离开朱比角多年后，圣埃克苏佩里仍记得嗅到沙暴将临的气息；他很高兴学会了破译撒哈拉的“秘密语言”，能够从“一只蜻蜓的振翅中读懂沙漠的愤怒”。在这样的天气飞行，一点也不诗意。从实际的航空角度来看，朱比角绝不是天堂。
公平地说，如果1920年代空中邮政公司的航线范围更大，法国人绝不会来打扰相对平静的朱比角。从两个方面看，里奥德奥罗河[4]名不副实：首先它不是一条河，其次也没有黄金。[5]西班牙人选择了一个条件恶劣的地方安营，不过它恰好战略性地为空中邮政公司的一条邮政航线打下基础，这条航线连接着法国航空所在地图卢兹与其南面三千英里的法属非洲最大城市达喀尔。当时的邮政飞机为宝玑14，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巡航速度飞行，极限航程在四百英里以内。受到这些条件的限制，新兴的航空服务业不得不与西班牙人商谈，使用仅有的两座加油站，就是里奥德奥罗的朱比角，以及在南部与它相邻的锡斯内罗斯。这两处相距遥远，同波士顿与华盛顿之间距离差不多。一切顺利的时候，从图卢兹飞往达喀尔大约需要五十五小时，每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英里落地一次，而且只能在白天飞行；飞机的行进情况通过无线电来回传递。宝玑14不是先进的飞机，它的引擎功率为三百马力，螺旋桨是木制的，驾驶舱是敞开式的；机上没有无线电，没有悬挂架，仪器精度不高，也没有刹车。一位飞行员说，油表的示数更像是管道中的沙尘量，而不是油箱中的油量。圣埃克苏佩里则说，指南针在理论上是个不错的发明，但在实践中，它充其量是个风向标。
平均下来，宝玑14飞行一万五千五百英里左右就会出一次故障，相当于在卡萨布兰卡和达喀尔之间每往返五趟就会出一次故障。这种简陋飞机的优点在于易修理：据说在紧急情况下，一把锤子、一些钉子、一把锯子、一块木板和一些胶水就足以让一架宝玑14重新运转起来。正如梅尔莫兹所说：“在有商用飞机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商业飞行。”如果说事故中飞机损坏程度重于飞行员损伤，这可能与另一位伟大的法国飞行先驱，路易·布莱里奥指出的一个事实有关：“飞机撞向地面时，飞行员能免于受伤并不在于他本人多么高明，而在于人们所说的飞机弹性。”
非洲航线于1925年5月开通，随后，达喀尔这座殖民帝国的行政首府——面积接近欧洲大陆上法国的二十倍——两天便可以收到来自卡萨布兰卡的邮件。（换作海运，收到这样一封信夏天需要一周，冬天则要两周。）圣埃克苏佩里在朱比角安定下来时，航空公司开始以里奥德奥罗基地为踏板，向南美洲发展航线。只有在引擎功率更大、更可靠的拉泰科埃尔26取代宝玑14之后，飞机才不必在里奥德奥罗落地。而那是1930年以后的事了，在那之前，法国人一直仰赖西班牙人的帮助，这一点西班牙人也很清楚。里奥德奥罗是1920年代马德里—奥赛码头[6]往来信件中一个被常常提及的地方。地理学上，有很多因为有用而兴起，而在用途不存之后仍存在的地方。宝玑14和非洲航邮将朱比角标示在地图上，拉泰科埃尔26和南美航邮又使它渐渐被遗忘。
圣埃克苏佩里来到朱比角的前一年，刚刚飞越大西洋的查尔斯·林德伯格注意到：大雾和雨夹雪是邮航飞行员两个最可怕的敌人。他不熟悉摩尔人。里奥德奥罗河虽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它只有两座要塞，只有面朝大海的要塞是安全的，可以乘船迅速撤离。西班牙人不会冒险走出要塞的围墙。圣埃克苏佩里在写给妹夫的一封信中不无幽默地说：一个人走出要塞围墙六十英尺，就会挨枪子；走出一百五十英尺，就会丧命或者被卖为奴隶，结局因季节而异。他说得不算很夸张：他到这里之前几个月，已经有两个西班牙人在要塞围墙边消失了。没多久，摩尔人就发现了法国飞行员的价值。第一批抓走的飞行员被扣下来，要拿钱赎回；1926年，两名飞行员遇害，还有一名在扣押期间因伤死亡。寄往达喀尔的信件拆开后，法郎散落出来。消息很快传开了，说邮航是空中金矿。射击飞机变得司空见惯；圣埃克苏佩里报告说，摩尔人射击飞行员就像射猎鹧鸪。（他还很快注意到一件幸运的事，摩尔人射击空中物体时瞄不准，因为在撒哈拉很少有机会练习射击。）当飞机引擎在空中轰鸣时，情况就不同了。法国飞行员因摩尔人紧张是情有可原的。据说航空公司的负责人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是一位非常强硬的商人，不愿支付赎金，而摩尔人拿不到钱就一直慢慢折磨飞行员。
皮埃尔-乔治·拉泰科埃尔拥有这家航空公司，制造了飞机，但里奥德奥罗的问题完全落在他的运营总监迪迪埃·多拉身上。人们能够记住多拉主要归功于圣埃克苏佩里的作品，在他笔下，多拉有着军人的自律和沉默的严谨。他的独创性足以使他永载史册。在航空公司刚创立的那几年里还没有无线电，他就为宝玑14配备了信鸽，万一飞机失事可以飞鸽传书。当他发现里奥德奥罗存在更大危险时，又给飞行员配备了武器。随后，他把这些飞行员派到非洲航线去，两人一组飞行，并明确指示，飞行员遇到险情时，要为护航机最大限度靠近自己的飞机着陆提供便利。他动过给飞机配备摩尔人录音的念头，也许这样可以更好地向摩尔人介绍这家法国企业；他确信拉泰科埃尔的宏大愿景能打动摩尔人。最后，他还安排当地口译员陪同飞行。飞机在高空庄严地飞行，机舱里四处是邮包，飞行员腰挎镶嵌宝石的剑，身着蓝袍的摩尔人给邮件带来了新的浪漫气息。同一般口译员相比，他们有些不寻常，因为除了极个别的人，他们只会说单语，他们的任务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谈判赎金。
1927年，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件后，多拉意识到西班牙人正等待着最后一场灾难发生，朱比角的问题仍未解决。在这个处境微妙的前沿基地，他需要的是一位大使，一个能够让西班牙人相信法国航空可以在这里运营，能够让法国在里奥德奥罗的存在更易为人接受，也能够处理好与摩尔人之间关系的人。很自然，他想到了圣埃克苏佩里。他是贵族出身，能够得到西班牙人尊重；这名飞行员已经显示出了一些魅力；他已经在非洲邮政航线飞行了十个月，对朱比角很熟悉。有人认为，多拉急切地想让圣埃克苏佩里担任大使，就像他急切地想让他来做飞行员一样。当时，圣埃克苏佩里从航空公司请了病假，正在法国休养。他得了登革热，关节疼痛，走路一瘸一拐的。炎热干燥的气候可以减轻症状。秋天，他被召回图卢兹，并被紧急派往朱比角，1927年10月19日，他抵达那里。他的任务很简单：修复与西班牙当局的关系，并“在沙漠里随时随地准备营救遇到危险的飞行员”。他的工作有点像撒哈拉里的圣伯纳犬。“沙漠中的担水者，”他后来写道，“是那里最了不起的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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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很多小地方一样，朱比角的职位头衔很大。大家都知道德·拉·培尼亚上校是朱比角的督察长，可实际上他的管理仅限于要塞内。圣埃克苏佩里被任命为机场负责人，虽然知道自己的管理区域并不大，但他乐于接受这个职位需要承担的工作。他最初来到朱比角是因为“德·圣埃克苏佩里”这个姓氏，这是一个很好的贵族姓氏。迪迪埃·多拉打赌他的这个贵族姓氏会引起德·拉·培尼亚上校注意，多拉赌赢了。讽刺的是，从不羞于告诉任何人如何给他写信、把信寄到哪里的圣埃克苏佩里，在那一年年初曾从达喀尔写信给他的母亲，提醒她：“信封上不要写‘伯爵’两个字。”他的头衔让他感到分裂，而所有的头衔都意在于此，天性与出身使然，圣埃克苏佩里一直痛苦地感到分裂。如果有人称他“尊敬的伯爵”，他便觉得对方品位低俗，不愿理睬对方。不出意料，这种行为使他与另一个世界保持着距离，在那个世界里，人由头衔、关系和财产来定义，而这些圣埃克苏佩里一无所有。
朱比角的妙处在于，它荒凉偏远，最大限度地减弱了圣埃克苏佩里姓氏之中“德”字的激冷效应。他本人或许很少注意到这个介词，但他周围的人，特别是空中邮政公司的同事们，总是难免注意到。1920年代，一个尊贵的姓氏在法国的任何地方都会引人注目，在机场自不必说。与此同时，朱比角帮他出了名。1928年，他在沙漠飞行表演中以高超的技艺赢得了同事的尊敬。航线上的飞行员们一直认为圣埃克苏佩里是一个分裂的人，现在他们不再谈论他的名字了，而是谈论他的怪异。对于他们来说，他可能从来都不是圣埃克苏佩里伯爵，而是尊敬的圣埃克苏佩里。用空中邮政一位机械师的话说，他“算是我们的英国女王”。离开撒哈拉时，他的名字已经简化为更亲切的圣埃克斯。（二战期间，他的名字被美国人进一步简化，成了“埃克斯少校”。）同时，圣埃克苏佩里逐渐习惯了他的姓氏。
圣埃克苏佩里二十七岁来到朱比角。在此之前，他已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有过非常痛苦的感情经历，也短暂地从事过几种职业，但都不成功，直到一年前他成了一名邮政飞行员。在二十几岁的年纪，他常给母亲写信亲密地坦露内心，流露出对一事无成的忧惧。他担心自己懒惰，担心这么快就厌倦了自己，担心无法证明自己的价值，还担心永远找不到一个他爱的女人。大家都很清楚，他自己也明白，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1925年，他悲伤地写道：“我如此不同寻常，请试着照我真实的样子来看待我吧。”显然，他也不了解自己真实的样子。他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任何一种幸福，若是使人失去活力、心满意足或一成不变，他便不喜欢。他有一种预感，自己会度过冒险的一生。飞越非洲时，他曾这样描绘冒险——“一种经久的渴望，去探索未至之境，任凭双脚引路，不论明天如何”——这与失业，与半心半意的状态完全不同。他很生气家里人把他看作“一个肤浅的、喋喋不休的懒汉”。他非常想得到认可，但似乎找不到证明自己的竞技场。1927年初，在第一次去非洲之前，他写信给母亲说，他真心希望自己回家时能成为“一个适合结婚的人”。
在圣埃克苏佩里生活的时代，年轻贵族并没有很多职业选择，特别是对那些不想循规蹈矩而没有进入军事或外交领域的人而言。这两者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贵族子弟的标准职业生涯；如今，三分之二的法国贵族家庭中至少有一名现役军官。1926年10月，就是圣埃克苏佩里入职航空公司的那个月，他给一位密友的妹妹勒妮·德·索西纳写了信——他曾想写信来追求索西纳，但没有成功——在信中他半开玩笑地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英俊的情人”。如果有人为了财富而嫁给他，未尝不是一种选择，然而于圣埃克苏佩里而言，却绝无可能。“我希望我是一个‘英俊的情人’，打着帅气的领带，拥有辉煌的情史。我应该早点在这方面训练自己，现在为时已晚。我真的很后悔。现在我渐渐秃顶了，不用再去费力改变了。”他不无伤感地说。
即便在头发渐渐稀疏之前，圣埃克苏佩里也很难扮演这样的角色。他比大多数法国人高一头，行动笨拙，称不上常人眼里的英俊。他像熊一样笨手笨脚。他的“米老鼠鼻子、突出眼眶的黑眼睛、如炬的目光”使他仿佛超然世外。他尤其不注意穿着。更甚的是，自他经常飞行后，还会满指甲污垢地出现在巴黎最高雅的地方。他手上沾满机油，还向勒妮抱怨说，只有他自己觉得这双手很漂亮。一旦到航空公司工作，他就背离了那个指甲光洁的世界，还拿它打趣，起初他是带着几分泄恨意味的。没过几个月，他就给一位女性友人写信说，他为自己在空中邮政公司的状况兴奋：“我很高兴这不是小白脸们的游戏，而是一个职业。”他从达喀尔给一位老师写信：“当引擎在里奥德奥罗上空轰鸣，我从一个新角度观看世界，回忆、希望和文艺小白脸们的圈子，等等，我感觉自己因而变得明智了。”最终，他曾隐约渴望的假期竟成了最可怕噩梦的代名词：在他的第一部小说中，一名飞行员走进达喀尔的一家酒吧，成了“所有这些小白脸中间一位笨拙的探险家”。他喜爱冒险，但正如安妮·莫罗·林德伯格敏锐地评论的，他只有跨越“出身、教育和修养”的障碍，才能真正纵情于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