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有30000年历史的格鲁吉亚植物纤维，到包裹图坦卡蒙木乃伊的亚麻布；从丝绸之路，到帮助维京人比哥伦布早700年到达美国的羊毛船帆；从激怒清教徒的蕾丝花边，到推动工业革命的棉花和棉布⋯⋯织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论人工的还是天然的，各种面料都在定义、改变、提升、塑造着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金线》的“演员阵容”包括中国的嫘祖，英国的“狮心王理查”和第一位获得格莱美奖终生成就奖的平·克劳斯贝等人，他们将带领我们与逃脱的奴隶一起奔跑，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山坡，和宇航员一起在太空漫步。金线贯穿历史，为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带来令人难忘的冒险经历。
作者介绍
卡西亚·圣克莱尔 Kassia St Clair
英国作家、文化史学家，热销书《色彩的秘密生活》作者。 在牛津和布里斯托尔学习女性服装史和化妆史，毕业后长期为《经济学人》《家园与花园》《新政治家》撰写文章，也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等电台做节目，在达拉斯艺术博物馆、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等博物馆开设讲座，所述均有关色彩、设计、织物与文化史。
部分摘录：
与纺线和织布相关的神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女性。古埃及神话中的奈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北欧神话中的弗丽嘉——女武神也是要纺织的——日耳曼神话中的霍尔达、印加神话中的玛玛·奥克略，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神话中的泰特。日本的太阳女神天照大神从事纺织，而中国神话中有织女这一形象，但她只有与丈夫牛郎相隔银河时才从事纺织。他们的分离事实上是有意安排的，部分原因就是让织女不误纺织。
几个世纪以来，女人们不断重述着她们的故事，正如珀涅罗珀那不断织成又拆开的织锦，这些故事里有凌厉而多产的女神、心灵手巧的老妇人和复仇的少女。故事被编织、低述，在黑暗中蔓延，或在女织工坐下来纺织自己的布料时对同伴再次讲述。毕竟，几个世纪以来纺线和织布都是女性的工作。或许其原因在于，这种工作形态与抚养孩子最相适应：对于有经验者，这份工作只需在家中就能进行，无须一心一意，并且可以随意中断或继续。
然而，将纤维纺成线仍是费时又费力的工作，这份工作由千百万的女性在家中用手完成，直到工业革命将其机械化。通过纺纱和其他与织物相关的工作，如养蚕，女性为家庭提供必需物资，上交税额——有时是以上交线料或布料的方式——并补充了家庭收入。相应地，纺织用具与女性产生了无法切断的联结。许多女性的陪葬品就是自己的纺锤和卷线杆。在古希腊，某个人家若生了女孩，就要在门边放一团羊毛让别人知道。人们在语言中对此有更为抽象的表述。在中国，一个有名的谚语规定了“男耕女织”。传统上，英文将女方亲属称为“卷线杆的一方”，而“老处女”一词来自16世纪中期的“纺织女工”（spinster）一词。
女性和布料之间历史悠久的亲缘关系既可以看作是一种幸运，也可以看作一种不幸。《诗经》是中国的古诗选集，里面的作品以积极态度把养蚕以及用蚕丝纺线、织布形容为适宜女性的工作。还有很多社会——虽然不是全部——持同样的看法。男人的工作通常是种植、收割庄稼，如大麻、亚麻等，以及饲养羊群。若是孩子，则无论男女都会帮忙，一般是分拣羊毛，或是将纺成的线缠起来。而在一些文化中，男人和女人一样从事纺织工作，纺织工作甚至主要靠男性来做。《政事论》是古印度的一部论治国策略的著作，最早的部分大致写于公元前3世纪，其中就严格规定：“织布工作由男性做。”女性被允许纺线，但只局限于可怜的一小部分人——“寡妇、跛子、处女、独居女子、将功抵过者、妓女之母、国王的老侍女，还有已经退役的寺庙舞者”。
相反，在古希腊，包括女神、王后、奴隶在内的所有女性都参与到纺织当中。在记录这些故事的作者眼中，这是自然的秩序。[1]
一方面，制造面料的工作与女性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另一方面，这种工作对男性而言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雅各布·格林记录了德国一条古老的迷信：男子在外骑马，遇到一位纺线的女子，这是非常不好的预兆；他应该掉头换一条路走。或许是因为这种迷信，或许是因为男性不常参与到织物生产中，这一生产的成果往往被低估。弗洛伊德在这方面显然没帮什么忙。“女性似乎在人类文明史上少有洞见和发明。”他在论女性气质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不过，有一项技术是她们创造的——编织和纺织。”他论证道，掌握这些技能是对潜意识中的羞耻感和“生殖器缺陷”的回应：女性编织，是为了在男性的凝视中隐藏自己没有阴茎的事实。这就是“固着”作用的力量。[2]
熟练的纺纱工和刺绣工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常被忽略。例如，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亚述商人频繁地给自己的女性亲属写信讨论布料：或是要求她们特制一种布料，或是告诉她们哪种布料正在畅销。一个商人的妻子拉玛西写信给丈夫，抱怨他提的要求太多了：
你说我没给你送去你要的那种布料，你真不该为此生气。女儿长大了，我得织两块厚重的布放在马车上。此外，我还得给家里的大人和孩子织布。所以，我才没有把你要的布料送来。下一批货车经过时，我尽可能给你送去一些我织得出来的布料。[3]
纺织基本上是室内工作——因为人们希望女性有活干又不惹麻烦，但它同样可以带来相当的成就感。巴约挂毯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这条毯子据说由11世纪的纺织女工设计和制造，上面记录了诺曼人的黑斯延斯战役。尽管记录的是这样一个事件，或者说正因如此，这件作品颇为精巧美丽，上面像图像小说一样展现了约50幅场景，只用8种颜色的精纺毛料在70米长的平纹粗织亚麻布上完成。几世纪后，不知名的花边工人创造了巴洛克图案，其复杂程度令人惊愕，每块布料的制作都要经过严密的数学计算以确保使用的线轴数恰到好处。较为接近我们时代的一个例子是索妮娅·德劳内的作品，她是一位抽象艺术家，在20世纪初期创作了一些织物艺术品。她1911年的一件早期作品是“一条由多块布料拼接而成的被子，就像我在俄罗斯农民家里见过的那种”。这件作品启发了立体主义画派。她的艺术作品包括电影戏服、一个家居饰品精品店、一期《VOGUE》杂志的封面，还有数百件色彩缤纷到令人觉得耳边轰鸣的精美织物。50年后，艺术家菲丝·林戈尔德与母亲联合创作了富有故事性的精美被子作品。（这种衬垫填充、手工缝制纺织品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3400年的埃及，以具温暖、可供精致装饰而备受重视。）林戈尔德的作品现在于古根海姆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等地展出。
布料的消费也有性别特征。在18世纪的英国，女人常常替她们的丈夫、兄弟甚至是成年的儿子购买布料和衣服，如亚麻衬衫等。18世纪末，北英格兰小绅士阶层的一位已婚女性莎拉·阿德尔纳在自己的账簿中记载，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为自己的丈夫购买亚麻服装。她为他买做领巾和手帕的平纹细布，监督他的亚麻服装的洗涤。1745年的一条记录写道：“在玛丽·史密斯服装店为我亲爱的主人做了10件上好的霍兰德亚麻衬衫。”（满足丈夫的需要是莎拉最大的开销，占她年支出的36%，而在她的9个孩子身上她只花了9%的钱。）[4]
刺绣、纺线和其他纺织手艺使女性拥有了一个表达自我的机会。“绣花针就是你的笔”，著名的女刺绣工艺家丁佩在她1821年写的书《绣谱》中这样说。纺线、做花边、养蚕、绣花及其他纺织相关的手艺可以赋予女性经济力量和地位。例如在1750年的英国，纺线是女性最常见的受雇工作，也是报酬相对较高的。据估计，单身女性当时每周能纺出6磅（1磅约等于0.45千克）重的毛线，而结婚的女性大约只能纺出2.5磅的线。拿到全酬的成年未婚女性纺工一周之内赚到的钱可以和专业织工一样多——专业织工多为男性，并且多在行会工作，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更受重视。直到后来，“未婚女性纺工”（spinster，现多指老处女）这个词才具有了负面的含义。[5]
女性若掌握了使用纺锤、织布机或绣花针的技术，即使得不到相同的酬劳，至少也能脱离赤贫。比如，《政事论》提到女性纺线的重要性时就以此为前提：“纺线的工作应由女性完成（尤其是要靠此谋生的女性）。”与此相似的是，在1529年，阿姆斯特丹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所有贫穷而不会缝制花边的女孩”需要到城市中的几个指定地点报名，学习如何用绣花针谋求生计。一个多世纪后，在法国的南部城市图卢兹，市政府的官员发现本地有太多穷困女性在从事花边生产，导致了居家女佣人手不足，因此制定了一条法律，而这条法律是禁止花边生产的。[6]
如今，纺织都用机器操作，并且在工厂中进行，这似乎取消了纺织最初作为“女性工作”的前提，然而，这一联结依然存在。在孟加拉国，大约有400万人从事与纺织相关的工作，其中80%是女性。只有很小一部分——2015年的数字是15万——是有工会的。这些工人担心着来自极具男权威严的工厂老板和制度的报复。（据2014年的统计数字，服装出口占这个国家总出口额的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