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腹地的构建》 史料丰富，眼界开阔：“人为”打造出来的贫穷腹地。《腹地的构建》运用多个国家的丰富史料（包括中、日、美，民间、官方等级别的史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清末民初1853—1937年间，华北内地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变迁及其原因进行探索。作者彭慕兰在书中描绘了华北内陆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等一带当时的社会情形，包括对当地的金融、农作、交通、税收情况和农民的反抗斗争进行了全面描述，同时将当时华北内陆与沿海地区的发展作对比。他认为华北内陆在这段时期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发展呈现出衰退的迹象。彭慕兰不仅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波澜壮阔的华北内陆生态群像，更是运用了社会学理论、历史地理学、社会区域理论等多重视角，分析了华北内陆衰败的原因。他指出，在国家退出了对地方社会的经济以及政策扶持沿海地区的大背景下，此时的华北内陆又遇上战乱和自然灾害，衰败是必然的结果。中国内陆腹地并非生来“落后”，这一局面更多地是由国家以及时局造成。 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获奖作品，全新修订译本。本书为彭慕兰1988年博士论文，1993年出版发行之后受到了诸多关注，次年（1994年）荣获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是著名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的新作，其内容是《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择》等著作的知识论基础。作者通过人类生态、本相／表相、认同／记忆、文本／情境等概念，提出一种由表相（文本、图像、电影、社会事件等等）认识社会现实本相的分析法。这是一种结合多种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研究，作者称之为 “反思史学”。同时也是作者作为历史学家对史学的反思。作者希望读者／研究者能因此练就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能看透被典范知识蒙敝的真实世界及其历史变化过程，对外在世界有真实体认，以及反思与反应。 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结合历史学、文献学、地理学等所学科研究方法，王明珂教授对中国北方早期游牧社会——汉代的匈奴、西羌，以及鲜卑与乌桓——进行了考察。主要探究了三大游牧部落的环境生态、动物生态与饲养、经济活动、社会组织、游牧与定居人群关系等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他们与汉帝国的交往互动。 游牧者们看似“自由”的抉择，乃是在一种生存境况下“不得已”的生存选择。族群的发展并不能以高低为论，而是一种基于环境、内部社会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状态。王明珂教授通过精细的史料梳理与辩证论述，希望以此形成对族群历史关系的新认知，重新理解族群及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
《华夏边缘》是著名学者王明珂讨论中华民族族群认同与历史发展的重磅研究，为回答“什么是中国人”提供了全新路径。王明珂认为，“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他视“华夏”为长程历史中的人类生态，而“华夏边缘”不仅是时间上的边缘、地理上的边缘，也是认同上的边缘。在特定的资源竞争与环境分配中，在集体性的记忆塑造与失忆选择中，华夏边缘的形成、变迁、维持，亦可说明华夏族群及认同的形成与变迁。 本书是具有理论范式意义的经典著作，出版多年畅行不衰。书中第一部分主要陈述了全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第二部分利用考古材料，说明了华夏族群边界形成的人类生态背景；第三部分阐述了华夏族群的重要形成基础，即周人的族源传说与历史记载，并通过荆楚吴等例子，说明了边缘族群华夏化与非华夏化的往复游移；第四部分着眼于近代华夏边缘的再造，通过40年代民族调查过程中的微观事例，分析了个人、族群与社会在认同建立过程中的张力。王明珂运用社会人类学理论、考古发掘报告、历史文献史料等各学科理论与资料，结合个人在羌族的田野考察经历，深入探讨了资源环境与族群边缘关系，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相互滋长，个体与集体记忆和认同的差异，等等问题，以期为当下的民族与族群认同问题提供更多反思和新知。
《显微镜下的成都》 一只四川蟋蟀，远离故乡，“在乡愁者的心窝”，唱了近30年的歌；数十年心血构筑迷人微观世界，百年川地历史讲述“另一个中国”；收录全新未刊访谈，选入数十幅珍贵插图，麻将研究首次结集出版；作者五次校订，历时三载成书，精选精编。 《显微镜下的成都》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微观史研究代表人物王笛教授30年作品精粹。全书以四川地区四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街头、茶馆、袍哥、麻将作为具体个案，将目光投注在小贩、茶客、堂倌、瓮子匠、 普通市民等小人物的身上，通过档案、口述史、地方志、小说、竹枝词、调查、新闻报道、图片等多种资料，还原了四川，尤其是成都地区的日常生活记忆，细致入微地绘制了一幅中国腹地大众公共生活的生动画卷。通过这种有情的叙事史，人们得以真正深入不同于沿海、华中等城市的“另一个中国”，发现普通民众充满活力的生活世界及其顽强的文化延续性。
《五四的另一面》引入了五四的社会改造面相，指出当时涌现出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是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杨念群将五四看作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同时，通过把五四发生及延续的时段拉长至20世纪40年代，深度考察了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面对各种时势变迁做出的反应和抉择。
《私人生活的变革》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基于此，作者反思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农村情感生活、亲属关系等私人世界的发展与变迁，与国家对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巨大推力。
《礼物的流动》是阎云翔根据其博士论文而改写的专著，主要关注了人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经典的研究问题，即礼物交换。作者在黑龙江省一个农村生活了七年，并为撰写本书又两度回访。通过参与观察、深描等人类学方法，关注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礼物交换及其文化意义。阎云翔在更新了传统人类学关于该问题的经典解释理论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制度化”的特点，并探讨了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
作者介绍
《腹地的构建》作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 , 1958—）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2013—2014），“加州学派”代表人物。1980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史景迁。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游牧者的抉择》、《华夏边缘》作者：王明珂，著名历史人类学家，1952年出生于南台湾黄埔军校旁的眷村，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1983），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1992），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第30届人文社会科学组院士。长期从事于结合华夏与华夏边缘，以及结合人类学田野与历史文献的中国民族研究，其多点、移动的田野考察遍及青藏高原东缘羌、藏、彝族地区。 《显微镜下的成都》作者：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历史学家。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 《五四的另一面》作者：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杨念群自选集》、《中层理论》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私人生活的变革》、《礼物的流动》作者：阎云翔，1954年生，师从著名学者张光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2007年受聘于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主要讲授“文化人类学”课程。《私人生活的变革》曾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
部分摘录：
地方利率的故事：信贷和货币市场中的政治势力和区域模式 直到最近，除了在条约口岸高度发达的金融业和乡村的高利贷者这两个极端方面以外，史学家们很少考察中国的信贷市场。更近的著作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必须更细致地观察各种层次的资本市场。跨区域的资本市场对较为富裕、较为贫穷的地区及经济变迁的关系至关重要。理解更具地方性的信用市场，是观察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们进行实际选择的核心内容，并因此成为要么从数量上、要么从质量上评价地方经济的关键。
本章分析了资本市场、当地的利率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处于山东辖区的黄运地区。并且，由于无数的货币在山东不同的范围内流通，对超地方的资本市场的研究，导向了对国内货币市场的分析。货币和资本市场终究受当地政府财政的影响，这对20世纪早期中国的国家构建和市场形成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第三类型的问题。
山东三个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北部沿海、核心地区（包括黄运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及西南部地区（主要是黄运的南部）—都没有精确地沿着黄运边界；这并不奇怪，因为黄运并非一个功能上融合在一起的区域。尽管如此，这块重叠的区域略图至少在四个方面有助于我们对黄运的理解。
第一，本章把黄运置于更大的华北经济及省与国家行政的背景之中。本章许多内容试图厘清沿海与腹地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沿海与腹地的界线在沿着黄运东部的边界津浦线上会合。第二，本章概括了本书论述的对各种经济和政治整合均有巨大影响的资金流动的限制。第三，本章提出，除了那些地文学上的宏观区域或全国性的市场模型外，还需要一个解释华北20世纪早期经济网络范畴的模型。
第四，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本章指画了在黄运内部一条关键的分界线。核心区的西北部包括了黄运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其西南部地区，包括了黄运南部的大部分地区。[1]黄运的这两部分地区面临着大体相同的挑战：一种以沿海为中心的经济的兴起，以及国家在内地从水利和其他重要服务中的退出。但它们不同的社会结构导致了极不相同的反应。黄运北部极易为外来者渗透，并成为牢牢联接新的由沿海地区主导的经济的边缘。与之相比，黄运南部变得更加闭塞，部分原因是当地的掌权者对融入更大网络进行了多方面的抵制。黄运北部发展成了核心地区资本和货币市场的组成部分，而黄运南部最终成了一个狭小的固步自封的地区，这是对上述不同趋向的有力阐述。
有两组与中国资本市场有关的问题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第一，如果有些地区没有出现发生在一定区域的增长，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资金没有以相对较低的利率从繁荣地区向更“落后的”地区流动，这些地区的信贷维持着更加高昂的价格。大量研究著述认为，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没有得到东北、上海和其他繁荣地区的推动。[2]这种著作或明或隐地认为，经济最发达地区产生的资金很少被投资到腹地。这类广为人知的投资事例确实罕见，但我们零散的证据无法建立一个一般的模型，更不用说去解释它了。
另外，有些学者近来已经指出存在着一个增长着的全国性资本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资金确实从沿海城市向腹地流动。[3]这种推论基于三个方面：（1）投资者寻求他们所能发现的最高回报，并且，变动着的环境（如电报的出现）使人们更为容易地了解远方的机会；（2）证据显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抹平利率，范围正在变窄；（3）如果没有这类投资，城乡贸易的不平衡（如上海，其售出远大于购进），将导致农村地区的资金短缺和通货紧缩，给都市和农村之间的价格造成分化，但这种分化至今尚未看到。
第二组问题涉及地方信贷市场。由于华北与南方相比佃农极少，所以，研究北方经济剥削和压迫的大部分著述，一直以借贷和市场为中心。[4]在这里，关于资本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观点也是有争论的。
大量的轶闻显示，资金贷出者谴责当地的垄断者们。另外有人认为，当地的借贷市场未必是被债权人所把持，而他们不过是提供了极昂贵的信贷，部分原因是他们只能借助于非常狭窄的当地储蓄。这种观点也承认，当地人之间缺乏信用流动。但是，另外的两种观点认为，当地之间确实存在着资金流动。首先，最近的一些著作使用了累计数据加较少的趣闻来论述：在沿海城市（而最终则是国外）可以获得的更为廉价的信贷，确实“向下滴流”到了足够多的农村“出口”中，为农民提供了进入一个竞争性的信贷市场的通道。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鸦片战争前，存入地方典当的政府款项提供了外部资金，对农村的承借者同样有益，这个观点把这种益处归因于20世纪通商口岸的资金。[5]这里的论述是基于县和州的资料，而由于信贷市场即使在较低的水平上也经常被分割，我们的画面是不完整的。[6]尽管如此，这是理解那些对中国革命前的经济动力十分关键的问题的必要步骤。
由于本章的分析有时是技术性的，将其主要结论先列举出来可能比较有益。这些结论是：
（一）山东包括三个明显的区域性资本市场。最贫困市场中（鲁西南）的月息约高于最繁荣地区（鲁北沿海地区，这里面对东北，并包括两个通商口岸）1.5%，约高于中部或核心地区0.6%。约占山东3400万人口的1/5的北部沿海，基本上不可能像有人所说的那样，通商口岸的经济是“杯水车薪”。[7]尽管如此，大约有着同样人口的闭塞的西南部，基本上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落后型的“口袋”，而构成中心地带的该省3/5的部分，与北部沿海相比，更没有显著地融入到“全国性的”资金市场中。
（二）这些利率差异在1900—1911年与20世纪30年代之间，基本上没有变化。
（三）这些持久的差异不能用地理因素来解释。相反，它们主要源于政治强人限制资金进出其县境的能力。这种控制资金流动的势力，在被其他人限制获得较为繁荣地区更便宜的信贷和银两时，却使得他们操控了本地银两和铜币兑换的比率。
（四）这些货币操纵不仅使有政治背景的人获得了私利，它们也是某些县政府公款的关键来源。
（五）尽管县政府从阻截通货流动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但省里的官员们却被夹在了可以感觉得到的山东融入到一种更大范围的经济中所带来的优势和劣势之间。
（六）这些人为的障碍，不仅在贫困地区造成了贷款和储备资产的利率高于其他地区，而且使有能力越过这些障碍的有政治背景的人物，从通货贸易中获得的利益，既比那些在纯粹的地方商业也比那些从全国和国际市场的商品交易中获得的利益要多。
（七）资本和货币市场的限制，对内地造成关键且主要是有害的影响，尤其是对鲁西南地区。尽管如此，在北部沿海和其他地区之间的价格分化并未显现出来，这是由于大多数核心地区的县输出了足够的经济作物以避免银两耗竭，而输出较少的西南部，则几乎不购买什么进口物资，并通过输出寄钱或带钱回家的劳动力来平衡其收支。当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北并阻止闯关东时，西南部地区经历了一个与更为人知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不同的通货紧缩。
（八）在成长着的超地方性市场中，政治和社会因素在决定地方参与时起着关键的作用。对市场融合的限制也阻碍了政府在地区之间转移资源的企图。这些难题极大地影响了地方与上层政府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