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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降临前抵达-电子书下载

小说文学 2年前 (2022-06-30) 1131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午夜降临前抵达》是作家刘子超的首部旅行文学作品。在这本书里,他深入欧洲的中部,展开了一次逃脱和寻找的漫游。 中欧生长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在历史的长河中撕扯和游移。她曾建立起庞大的帝国,点燃两次世界大战,也在冷战中被铁幕割离。 在短暂的夏季,年轻的作家跳上火车,行驶在绵长的轨道上。从柏林的游行中脱身,穿梭于德累斯顿和奥斯维辛,走在卡夫卡成为商品的街头,在布拉格的地下逃逸现实。在漫长的冬夜,旅人在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床榻上入梦,又在多瑙河旁的街头醒来。他开上汽车驶向匈牙利大平原,被雨水困在昨日的咖啡馆中,却在的里雅斯特一夜撞见世界的巨变。 不安与刺痛,亲切与安慰,光明与阴影——遥远的中欧如同镜像,依然保持着永恒不变的特质,吸引着同样迷惘的年轻心灵。当现实过于沉重,当时代过于轻浮,去见识风景和人间,去见证希望和苦难,为了明白“世界上还有人在这样生活”,在一次次出发和抵达中确认自我。

作者介绍

刘子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职于《南方人物周刊》《GQ智族》。作品包括《午夜降临前抵达》《沿着季风的方向》《失落的卫星》,另译有《惊异之城》《流动的盛宴》《漫长的告别》。 2019年,中亚作品获评“真实故事奖”(True Story Award)特别关注作品;2021年,被评为“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授奖辞称其“以肉身进入现场,用文学再现旅途”。

部分摘录:
我离开柏林那天,下着小雨,天空阴沉得像一块陈旧的大理石。风驱赶着路人的雨伞,像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摆弄街边的花瓣。但很多人根本不用雨伞,他们在雨中浑然不觉,仿佛早已习惯了柏林不期而至的雨水。雨水淋湿了开往查理检查站的旅游巴士,淋湿了奔驰公司的户外广告牌,也淋湿了施普林格先生的雕像。马路上的汽车很少,经过地铁口时,可以听到列车尖锐的刹车声,然后又轰隆隆地开走。
那天上午,我还坐在施普林格先生创办的《图片报》的大厦里,凝望窗外。我的工作很简单,把一篇台湾网站上的文章翻译成英文,那篇文章讲的是如何用一盆水给iPhone充电。我谈不上喜欢这份差事,所幸它将在中午结束。下午3点,我将搭乘欧洲巴士公司的大巴前往布拉格。
我在柏林已经住了三个星期。第一个星期住在东柏林的一所公寓里,第二个星期搬到了西柏林选帝侯大街附近的一家老式旅馆。这家旅馆曾是柏林一位时尚摄影师的私宅,二战前是柏林文化人的聚会之所。旅馆夹在宝格丽和卡地亚的店铺之间,可房价却和它的装潢一样还尽量维持着多年前的样子:走廊两侧和二楼宽敞的客厅里,悬挂着当年文人们留下的摄影和绘画作品,高高的天花板,老式电梯,走廊拐角的穿衣镜,踏上去吱吱作响的木地板,当然还有那套持续至今、连经理本人都为之感动的待客之道——每周二晚的爵士四重奏和免费提供的丰盛早餐。
每天早上,打着领结的服务员会把装在小壶里的咖啡放到你的桌上,然后你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观看餐厅墙上的照片或窗台上的雕塑。
那样的时刻总是很美好——柏林夏天的早晨,没有什么会让你感到沮丧。当我即将离开时,我发现我最怀念的正是这样闲散的时光。我不再喜欢在旅行指南上画钩,像积攒邮票一样积攒必去的景点。我希望可以在一个城市里随意漫步、坐下,像一个旧地重游的幽灵。我知道,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地方比欧洲大陆更适合幽灵游荡了。
我把翻译好的文章发给同事,然后提着行李下楼,迎着清新的风穿越被雨水冲洗过的广场,对面一个土耳其人站在杂货铺门口,望着雨中空荡荡的街道。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所以拐进街角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木质桌子上摆着亮闪闪的餐具,窗玻璃在雨中显得雾气蒙蒙,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女人独自坐在桌边喝着开胃酒。我在靠窗的长椅上坐下来,面对着意大利女人,侍者走过来问我要喝点什么,我说要一大杯“柏林客”鲜啤。
啤酒十分冷冽,很好喝,杯身上是一层细密的水珠。我就着餐前面包,慢慢地喝着。在柏林,几乎每人都可以喝上几升啤酒。在东柏林居住的那个星期,我几乎在任何时间都能看到一个个拎着酒瓶的年轻人。他们在地铁上喝,在餐桌上喝,在路边长椅上喝,从早喝到晚。有轨电车轰鸣着驶过社会主义时期的建筑。那些高大空旷的苏式住宅,像一只只眼睛,凝望着东柏林的滚滚红尘。
街边是便宜的小餐馆,从土耳其烤肉到越南河粉应有尽有,墙上是随处可见的涂鸦。二手衣服店、二手唱片店、二手书店,仿佛一切都开放在陈旧的花丛里,而正是这些陈旧之物滋养着东柏林,她像一个毫不在乎自己容颜的女人,自由随性。
每天晚上,我都去一家叫“A-Trane”的酒吧听爵士现场。这里是爵士音乐家的乐园。老板本人是一位出色的钢琴手,酒水的价格更是让北京任何一家酒吧汗颜。我喜欢这家酒吧的名字。每当音乐在午夜响起,我都感到自己坐在一节火车的车厢里,纷飞的音符就是窗外飞驰而逝的风景。
此刻,窗外下着雨。我一边喝啤酒一边吃海鲜意大利面。爵士乐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即兴,听听约翰·科尔特兰,听听奥奈特·科尔曼,听听塞隆尼斯·蒙克,他们最精彩的唱片无一例外录自现场。那些即兴的片段才是爵士自由的灵魂,而这也应该是伟大的旅行所具备的特质。我不喜欢把每一段行程都安排得严丝合缝的旅行,没有即兴,没有随心所欲,没有突发奇想,旅行更像是一种苦行。
注意到我的行李箱,正待得无聊的侍者突然问:“出去玩?”
“去捷克,”我说,“然后去波兰、斯洛伐克。”
“一路向东?”
“可能。”
“好运!”
是的,好运,我坐在欧洲巴士公司的大巴上这样想着。如今,唯一确定下来的只有这趟大巴,我将前往布拉格,再从布拉格北上波兰,之后我希望能跨越高耸的塔特拉山,进入斯洛伐克。我不确定这之后要去那里,也不确定将在每个地方逗留多久,更不清楚我能选用何种交通方式。在现实面前,任何精心的策划总会显得脆弱不堪,而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随波逐流。我甚至感到一种隐隐的兴奋,因为不确定性正是即兴的旅行者所能得到的最好礼物。
我想起一年前,在印度的大吉岭,我走在街上,突然发现自己丢了钱包。那天阳光明媚,人流汹涌的街道给人一种不真实感。我回到旅馆,上网用Skype打电话挂失信用卡。窗外的喧嚣有一种催眠的力量,阳光照耀着室内飞扬的尘土。我在心里玩味着自己的处境并安慰自己:旅行者丢钱包就像浪漫主义作家得肺病一样光荣。
我还能清楚地想起自己当时的心境。它仿佛一只沉睡的小动物,被记忆的魔法召唤苏醒。只是因为时间的缘故,一切曾经的困苦,都染上了一丝脉脉温情。就像这雨中的柏林,我几乎是恋恋不舍地看着她离我越来越远。
刚来柏林那天,正是柏林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街上到处是盛装的同性恋和异装癖者,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聚集到市中心:穿着蕾丝裙的男人,涂着黑眼影的男人,穿着丁字裤和高跟鞋的男人……和他们相比,那些只在鼻子和下巴上穿环的朋克青年,简直只能算是普通青年。
地铁上,我看到一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的男孩坐在我对面描唇。他有苍白的皮肤和淡黄色的头发,睫毛细长。他身上的那种中性气质,让我感到心慌。但为了一睹游行的盛况,我还是跟随他来到波兹坦广场。广场一片狼藉,仿佛刚经历过一场战争。警车停靠在路边,闪着灯,清洁车正从四面八方把广场上的酒瓶、垃圾聚集到一起。天空阴沉苍白,风卷来这天下午的第一批雨点。路边,卖图林根烤肠的临时帐篷生意正旺,从游行队伍里退下来的人,正等着烤肠热狗和大塑料杯装的冰镇啤酒。至少在波兹坦广场,交通已经彻底瘫痪。我沿着混乱的街道走向勃兰登堡门。沿路的露天咖啡馆里,坐满了表情如木乃伊的中产阶级游客,他们静静地喝着白葡萄酒,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游行的人群。或许,他们正在人群中寻找自己昔日的影子吧。
游行的气氛在勃兰登堡门到达了顶峰。重型花车上的音响让所有人都停住脚步,随之起舞。有人放起了烟火。冉冉而起的浓烟,模糊了勃兰登堡门上的雕塑,仿佛这些古代诸神刚经历完神话里的腥风血雨,终于杀回到了这个同性恋和异装癖领导的世界。
一个国家的危机是一个机会,是给旅行者的一份大礼。
——保罗·索鲁,《开往东方之星的鬼魂列车》
但是待在这里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感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我沿着菩提树大街,走向亚历山大广场。平静的林荫大道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夜幕开始降临,当我回望勃兰登堡门时,那些烟雾仍然像中国皮影一样映在天际线上。
2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欧洲巴士公司的大巴,车上配有无线网络,舒适度也远超我的想象。我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一边喝着啤酒,很快就睡意矇眬。等我再次醒来时,大巴正穿行在德累斯顿空旷的街道上。街上无人,有轨电车被夕阳拉出长长的影子,可车上几乎没有乘客。这是我第二次来德累斯顿,第一次是来听卢·里德的演唱会。我还记得他站在易北河畔的露天舞台上,唱着那首《我在等我的男人》(I’m waiting for my man)。我的周围都是上了年纪、乳房下垂、挺着肚子的中年人。
当他们是姑娘和小伙子的时候,德累斯顿还属于东德,而卢·里德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生活的想象。他们一定费了不少心思,才能听到卢·里德的唱片,因为德累斯顿地处易北河谷地,很难接收到西德的无线电信号,被戏称为“无能的山谷”。
大巴穿过连接新城和古城的易北河大桥,这是德累斯顿最美的地方。站在桥上,视野无比开阔,易北河缓缓流淌,老城的巴洛克建筑群在夕阳下惨烈壮美,有一种让人心碎的力量。曾经,这里是萨克森王国的首都,也是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之一。
透过车窗,我看到圣母教堂的尖顶,看到歌剧院外墙上繁复的雕刻。毫无疑问,它们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想象和祝福。然而我知道眼前的一切几乎都是新的、重建的——二战末期的盟军大轰炸,将整座城市和它拥有的文明夷为平地。
我试图想象上百架飞机压过德累斯顿天际线的景象。它们扔下数千吨炸弹,在短短的一瞬间,将这座代表着德国巴洛克建筑之最、曾经美得让人惊叹的城市,化为人间地狱。
德累斯顿成了一朵巨大的火花,一切有机物,一切能燃烧的东西都被大火吞没;德累斯顿这时仿佛是一个月亮,除了矿物质外空空如也。
——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
我想象着希特勒在他最后日子里的自白:“当我的人民在这些考验下毁灭的时候,我不会为之流一滴眼泪,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命运!”
德累斯顿大轰炸发生在1945年的情人节那天。当时盟军已经开始反攻,苏联红军也从东面逼近德累斯顿。德累斯顿是欧洲的文化中心,重工业并不十分发达,一度被认为是安全之地。因此大部分的防空力量都被调往他处。据相关资料记载,德累斯顿仅剩的防空力量是“青少年高射炮民兵”。
当二百四十五架英国“蚊”式高速轰炸机和“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飞抵德累斯顿上空时,没有人拉响防空警报。整座城市沉浸在一片慵懒的气氛里,连影剧院也在照常营业。
炸弹从天而降,高温形成的“火焰风暴”直冲云天。一位参与轰炸的英国飞行员回忆:“当时的场景让我完全震惊了,我们仿佛飞行在火的海洋上,炽热的火焰透过浓浓的烟雾闪烁着死亡的光芒。一想到在这人间炼狱里还有很多妇女和儿童,我就无法自制地对我的战友们喊道:‘我的上帝,这些可怜的人们!’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感觉,也无法为之辩护……”
轰炸一直持续到2月15日,投掷的炸弹总数约有三千九百吨。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们走得太远,是否也会成为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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