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奶酪与蛆虫》金茨堡在错综复杂的审判档案和精英文化、低层文化之间穿梭游走，编织了一个结构巧妙、叙述迷人的故事。通过磨坊主多梅尼科的眼睛，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世界，他的奇思异想、喜怒哀乐和挑战权威的决心，16世纪欧洲大众文化的瑰丽图景乃至欧洲宏大的历史画卷也徐徐展开。
《夜间的战斗》历史学家金茨堡依据宗教法庭审判档案，着眼于审判官和被审问者之间的互动，不仅生动描述了这些农民如何在教会权威的压力之下，对自我身份产生混淆，进而把自己归为巫师的过程，还复原了这一时期民间文化和农民的心理世界。
作者介绍
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1939年生于意大利都灵，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微观史学派的代表学者，曾获有“欧洲诺贝尔奖”之誉的巴赞奖。先后任教于博洛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比萨高等师范学校等。研究兴趣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近代早期欧洲，著作涉及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领域，高度体现了资料的原始性和方法的原创性。代表作有《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等。
部分摘录：
1581年底，阿奎莱亚和康科迪亚的宗教法庭庭长费利切·达·蒙特法尔科收到了一封揭发信，信中揭发一名乌迪内女子安娜·拉·罗萨（多梅尼科·阿蒂奇的遗孀），她宣称自己能看见死去的人，而且还能跟他们交谈。罪状在对证人问讯的过程中完全得到了证实。安娜曾经去找过一名被关在医院里、名叫露西娅·佩尔特拉的杰莫纳（Gemona）妇女。她告诉露西娅，在圣马利亚礼拜堂，她“看到”露西娅死去的女儿裹着一张床单，衣衫褴褛。这个死去的女孩乞求安娜把她的最后一个愿望带给她母亲，她要把一件衬衫给一个叫保拉的人，还要继续到附近的一些礼拜堂朝拜。开始，露西娅“在相信和怀疑之间”犹豫不决；但是后来，由于揪心的怜惜，加上朋友的劝导［看在上帝的份上，“至少把它（指衬衫）给她”］和安娜的怂恿，露西娅还是按她死去女儿的愿望做了，把她自己的顾虑搁在了一边 [1] 。另一个证人，杰莫纳的奥雷利娅，证实了安娜的超常能力。比如，安娜能够描述发生在前一晚两兄弟之间争吵的细节，而实际上她当时并不在场。安娜说这消息是从两兄弟死去的母亲那儿得到的，发生口角时他们的母亲就在一旁，尽管无法现身，但她还是尽力帮忙劝和。总之，大家都知道安娜·拉·罗萨能看见死人，而且她自己也不隐瞒。 [2]
1582年1月1日是安娜上法庭受审的日子。开始，她逃避审判官的问题；最后她承认“许多人”问她是否看见了他们死去的亲人，但她总是气愤地撵走了他们。这是一种无力的辩护，“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正暴露了她的弱点。她被送回家去，第二天审讯重新开始。安娜的思想斗争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她很快承认，曾经为了五个索尔蒂（soldi，意大利古币单位，一索尔蒂相当于二十分之一里拉）告诉露西娅·佩尔特拉关于她女儿出现的事：“为了维持我丈夫和孩子的生活”，她给出这样的借口。出于相似的原因，为了得到“几口面包”，她提供了两兄弟发生冲突的故事。
然而，审判官并不满意，他想了解事情的底细：“你真能说出晚上别人家里发生的事吗？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这是种什么法术？”安娜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费利切警告她，她的沉默会使她蒙上施巫术的严重嫌疑。安娜号啕大哭起来，她大声吼叫道：“没有人能说我炼过丹药，也没有人能说我是个女巫！”但是审判官仍然提醒她，她曾告诉过来求她的人“他母亲兴致高得很，拜访了圣马利亚德拉贝拉教堂（Santa Maria della Bella），还一直牵着泰伦蒂亚的手”；她还对另一个人说“巴蒂斯塔耷拉着脑袋，四处游荡，神色忧伤，沉默不语”。她是怎么有这些想法的？她又是在哪儿看到这些已逝之人的呢？“它们是自己到我脑子里去的，”安娜回答道。此时，审判官发现安娜什么都不准备供认，只好吩咐她随时听候宗教法庭的传讯，打发她回去了。 [3]
费利切继续调查这个案子。3月7日他又传讯露西娅·佩尔特拉做证。她提供了关于安娜的能力的新细节，并且补充说：“她……到处宣扬，说我们平常人不能看见死去的人，但她能看见，因为她天生有那个能耐；她还说，如果谁想见他们死去的父母，她可以帮助安排，但她害怕这可能会引起一些罪恶。” [4]
迄今为止，事实已经变得足够清晰。安娜·拉·罗萨似乎是在努力减轻她和她家庭的贫困，她利用一种非常普遍但又无法满足的愿望，即渴望知道死去的、所爱之人的命运（这与他们活着时的愿望相联系）而又无法避免地面临着人死不能复生这种本能上的无助。这种愿望浸染着某种遗憾：遗憾没有做到逝者生前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想到也许有一条途径能通过做实事立即改善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命运，那就会减缓或者加重这种遗憾。这无疑就是露西娅·佩尔特拉接受安娜传达给她的最后请求的原因：也许把衬衫拿去布施，加上去礼拜堂这两件事能够减轻她女儿的苦难。去找安娜，并听说母亲“过得好”的人一定高兴极了；另一方面，得知巴蒂斯塔“脑袋耷拉、神色忧愁、沉默不语地”在另一个世界四处游荡，他的父母肯定十分悲伤。通过利用这些不同的感情进行交易，安娜·拉·罗萨有时索要五个索尔蒂，有时收取几口面包。看上去这是一种直白的且并不复杂的行为，但根据后来提供的某些证据，这些行为被指控导致了某些事先没有料到的后果。
杰莫纳的奥雷利娅于3月7日再次受审，她回忆安娜“曾说她知道很多已死的人告诉她的事情，但是，如果她胆敢说出其中一点来，亡灵就会用那种地里随手可得的高粱秆狠狠揍她”。而且安娜自己补充说：“在星期五和星期六，一定得早早理好床铺，因为在那些日子亡灵会筋疲力尽地回到家来，躺在自己原来的床上休息。” [5] 另外，导致这次审讯的对安娜的揭发信以这样一段话结束 [6] ：
这个女人的丈夫活着的时候，常常在夜里叫唤她，甚至使劲摇她，她却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后来她解释说，灵魂游到别处、躯体留下的人就是这副模样；灵魂回来后，她告诉丈夫，当他发现她处于这种状态时，千万不要发那么大的脾气，因为那时她正处于极大的痛苦之中。所以此后她丈夫不再生气，而是让她自己清醒过来。
这些事实显现出它们与本南丹蒂的叙述具有内在联系，尽管这一点仍然没能得到清晰的解释。这并不是说安娜·拉·罗萨是一个本南丹蒂 [7] ，事实上这个词甚至都没有被提及。但是她陷入了周期性昏睡，伴随着灵魂游离，躯体陷入类似死亡的状态，让我们回想起关于本南丹蒂（想想加斯帕鲁托妻子提供的证言）和巫师的叙述。和安娜一样，一个卢卡的女巫、圣马卡里乌的波利塞纳也是着魔导致的突发性深度昏厥的受害者，她对想尽力唤醒她的婆婆说：“当我像昨晚那样发作时，不要打扰我，因为您这样不仅帮不了我，还会使我更加痛苦。” [8] 另外，跟随自己的灵魂去探访死者的安娜，宣称从死者那里得知了一些事情，可她不敢说，以免被地里的高粱秆抽打——这与巫师惩罚向外界透露夜间聚会的本南丹蒂用的武器相同。最后，正如本南丹蒂所描述的巫师，死者在确定的日子里回家，恢复肉身。以上只是一些零散的材料，还不能组成一个连贯的系统，尽管如此，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似乎是确定无疑的。
受委托为安娜·拉·罗萨案结案的审判官——正是那个在不久前判处两个本南丹蒂六个月监禁的费利切·达·蒙特法尔科修士，他是否会因预感到这种联系而感到震惊呢？我们不得而知。听完新的供词，他命安娜在宗教法庭裁决前三天之内赶到，并且威胁她说，如果违命就将在终审判决中革除她的教籍。她需要就这些事实立证，如果这些事实得到证实，安娜在信仰问题上就是可疑的。但是日子到了，安娜却不见了，她好像跑到斯皮林贝戈（Spilimbergo）去了。她的丈夫和女儿前来请求推迟安娜出庭的日期，因为她现在离得很远，这么短的时间内必定赶不回来。法庭接受了这个请求，再次开庭定在一个月之后。1582年3月30日，安娜主动来到审判官面前。审判官打发她走，吩咐她复活节那周的周末再来。 [9] 但是案录中并没有她照此行动的叙述。审判不了了之，新任审判官埃万杰利斯塔·斯福尔扎在整理他从前任处接手的卷宗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这桩悬案。不知道是谁在审判记录插进一张便笺，简短地概括了审讯的结果，并这样总结：“也许最好是继续审判，至少为了她的名声。” [10] 这难道是在含蓄地批评安娜一案的处理方式吗？的确，它似乎表达出继续审案、寻求结论的意愿。但是，即使是新审判官显然也对这件案子没有足够的兴趣。1585年2月1日（三年以后），阿奎莱亚主教的副主教保罗·比桑齐奥、阿奎莱亚和康科迪亚的宗教法庭庭长埃万杰利斯塔·斯福尔扎修士、弗留利地方长官彼得罗·格里蒂和其他一些次要官员，在乌迪内的圣乔瓦尼普拉提亚教堂（Church of San Giovanni a Platea）举行会议。“既然最终目的是对目前的审判做出决议”，而且审判本身“几乎不具有重要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法庭授权审判官，令他在去杰莫纳办理其他公务时顺便了结此案。 [11] 不管怎样，此案再无下文了。
2 本南丹蒂与那些像安娜·拉·罗萨一样声言能够看见亡灵的人之间存在着联系，这一点在1582年对乌迪内格拉扎尼（Grauani）的裁缝维科的妻子阿奎利娜的审讯中表现得更加清晰。 [12] 乌迪内市和附近乡村盛传，阿奎利娜不仅“专门给人看病”，而且通过符咒和迷信疗法治疗各种疾病。有“大批的人”去找她，传说她一年能赚一百甚至两百多个金币（因为“她不仅收取报酬，还想要个好价钱……她一眼就能看出人家付不付得起钱”）。有些人说她是女巫，但是，“如果他们叫她女巫的话，她就勃然大怒，把他们轰走，因为她希望别人叫她的名字：唐娜·阿奎利娜”。 [13] 证言丰富而且相当一致，但是最终结果却是人们无法审问阿奎利娜。当她得知人们的猜疑对自己非常不利后就逃走了，她大概躲在拉蒂萨纳，于是审讯就泡汤了。仅仅过了一年，宗教法庭就决定重审此案。这时，据说去找阿奎利娜的病人中有个帕西亚诺（Pasiano）的女人“过去常说她能看见亡灵”。面对这个女人时，阿奎利娜回答说“她出生时一定有胎膜”。如果说前面所交代的事实组成了一段链条，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环节。
1583年8月26日，费利切来到了阿奎利娜的家提审她，尽管她推脱有病。但是，“由于众多的骑马者（宗教法庭的密使）带来的惊吓”，她溜走了，藏在邻居家的屋子里。审判官追到那儿时，她仍然处于恐惧之中。当审判官问她为什么违抗宗教法庭的命令而逃走时，她答道：“因为我害怕。”“你怕什么？”“就是害怕。”她这样回答。10月27日，在她丈夫一连串已获准的延期请求后，审讯的时刻终于到了。阿奎利娜恢复了她的平静，而且藐视审判官要将她革除教籍的威胁。“就是把我革除教籍也是白费，”她说，“我是可以被宽恕的，我可以自己赦免自己，这样我死的时候就不会仍然是被革除教籍的了。” [14] 她称自己根本不知道一个孩子是否着了魔，接着十分冲动地补充道：“我也不知道巫师是什么意思……我曾经被问到跳出烟囱时我把用来涂脚的药膏藏在哪儿了，但是关于跳烟囱的事，我能知道什么呢？”同样，她否认与任何本南丹蒂认识：她只知道出生时有胎膜的人是本南丹蒂。而且，在回答费利切的一个问题时，她说，有一天一个帕西亚诺的女人哭着来找她，告诉阿奎利娜“她能看见亡魂，但她并不愿意这样”。阿奎利娜对她说“如果她能看见自己穿着某种样式的衣服死去的女儿，那么就能满足她的好奇”。但是接着她又说她再也不相信亡魂会到处游荡，“因为，”她坦白说，“我曾有非常爱我的丈夫和女儿，如果他们能四处游逛的话，他们一定会来看我的。” [15]
对阿奎利娜审判的结果是宗教法庭颁布禁令，禁止使用符咒和迷信手段给人治疗，但接连不断的告发一直持续到1591年，全然不顾两年前新任审判官施行的严厉惩罚。在此，我们并不关心这一审判结果，从审判官们的角度来说，这只是这些广泛流传的迷信和崇拜让他们感到相对乏味的又一例证（这可以由裁决过程的懈怠、中断和延期得到证明）。审判官认为，它与同时期遍布弗留利的异端渗透相比，算不上严重。
3 同年，1582年，费利切调查了奇维达莱的一个女人的情况，她叫卡泰丽娜·拉·圭尔恰，是已故奥尔萨里亚的安德烈亚的妻子，被控施行“各式各样的邪恶法术”。 [16] 她在9月14日受审时，说自己的职业是“缝纫和编织”，但她知道如何使用一些咒语治疗小孩的疾病，而且她并不觉得这是迷信。这促使费利切问她是不是一个本南丹蒂，卡泰丽娜否认了：“不，先生，我不是，我不是本南丹蒂，但我死去的丈夫是，他过去常和亡灵一起参加游行。”
这就明白无误地证实了一个假定的联系：只要能看见亡灵，和亡灵一起游行，那么不管是谁，都是一个本南丹蒂。卡泰丽娜·拉·圭尔恰的丈夫过去甚至常会陷入一种昏厥状态：“我会脱掉他的鞋子，他躺在床上……非常安静，直到他游行后返回后才能碰他，因为他的灵魂真的出了窍，虽然我叫他，但是他不会回答。”她接着又补充说：“有很多人希望他能让他们死去的亲人显灵，但他从不愿这么做，他说如果这么做了，过后死者会打他的，而且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想用大量谷物收买他。”但是她说不出在这些游行中和她丈夫在一起的有谁，反正她自己没有参加：“因为我没有得到那样的恩宠；上帝没把这样的职责交给我，却交给了我丈夫。”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