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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清代系列(套装 5 册)-电子书下载

历史传记 2年前 (2022-06-30) 1882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九王夺嫡》(豆瓣8.7)
帝制时代,皇位继承问题往往困扰着统治者,即使康熙这位英明睿智的君主,也被弄得焦头烂额:老皇帝始终不放权,皇太子跃跃欲试;老皇帝疑惧被夺权,皇太子担忧地位不稳,不安全感笼罩在各自心头。其他皇子们也虎视眈眈、蠢蠢欲动,甚至拉帮结派。明争与暗斗纷起,阳谋与阴谋交杂……康熙年间的储位之争,是强烈牵动朝局的重大事件。本书展现的正是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清代的案与刑》(豆瓣8.4) 历史上涉及多方、影响广泛的大案要案,其发生、审判及最终裁决,往往充满诸多值得深思的细节,可谓回溯及研判历史的重要标本。本书上编《旧案重审》,以充满现场感的叙述,重现了自雍正至光绪年间的多桩案件。这些案件起初都看似平常,但最终升级成轰动一时、引起皇帝关注的大案,其案情反复、内幕重重,令人惊骇,最终审判结果耐人寻味。作者在还原案件过程之后,予以理性审视,探讨了清代法律制度中的种种弊病,譬如刑讯逼供、讳盗诬良等,以及其深层症结所在。下编《刑期无刑》,选取清代法制体系中的一些重要职位,如仵作、禁卒、提牢官乃至皇帝,展现他们作为体制中的“螺丝钉”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履行职责时面临的困境,并由此展现了清代法制体系的审案流程、机构设置、人事机制以及明暗规则。这部分内容,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上编中所述的案件。
《年羹尧之死》(豆瓣7.8) 本书围绕着年羹尧与雍正君臣关系的演变历程,全面回顾了年羹尧一生从得意到失意的宦海浮沉:年少时科场高中,入仕后步步高升,在胤禛继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立下赫赫战功后位极人臣,但最终身死名裂。在此叙述之中,作品从新颖的角度,立体而真实地展现了年羹尧性格的复杂多面。全书还依托奏章、信件、皇帝朱批等原始资料,立足于对史实的细致剖析,还原了雍正帝如何精心布下罗网,软硬兼施地分化甚至清洗年羹尧的军政势力集团,并最终下狠手诛杀年羹尧。此外,对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中的虚虚实实,细致地予以客观分析,并对其死因提出了一些新见解。
《中国切片,1900》(豆瓣7.4) 从统治者到官僚队伍,再到商人和底层民众,1900年的大清上上下下都透着一股衰败相,乌云暗沉,山雨欲来。本书就1900年的大清事迹“切其一片”,一片虽薄虽小,但通过对切片的病理分析,意义却未见得轻而浅。清政府对危机的发生起了什么作用,危机产生后又是如何处理的?鸦片战争60年后,社会阶层的变化对此又有什么影响?在这场惊涛骇浪中,官员们又是如何应对的?简言之,本书将视角投射在清政府对危机的判断和管控、新的社会阶层对社会进程的影响、中高级官员对时局的判断和应对之上。
《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豆瓣7.9) 激进是一柄双刃剑,有人视之为潮流,有人则视之为旋涡,在后者眼里,中国从近代向现代转型,所感染的一大病症即可形容为“激进之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告别革命”的呼喊声中,对激进主义的剧烈批判构成了中国学界与舆论界的主流。可是,如果不能洞察激进的起源,如果不去追究“说什么激进”背后的“为什么激进”,如果不愿设身处地去追索为什么众多国人会投身激进之河,那么不管后世的批判多么慷慨激昂,多么痛心疾首,都无法驱散激进的身影……

作者介绍

郑小悠,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清代制度史、政治史,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擅长历史文学、历史普及类作品的写作,已出版《年羹尧之死》《清代的案与刑》。其中,《年羹尧之死》一经出版,即受好评,影响广泛,入围《新京报》2018年年度好书;作者因此书获得“2019博库·钱江晚报春风悦读盛典”年度新人奖。
橘玄雅,满族,现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方向为清史、满学、北京史。擅长历史普及读物的写作,出版有《清朝穿越指南》、《喵王府的生活》、《中国古代首饰史》(负责撰写清代旗人部分)。
夏天,律师,历史文化爱好者。
雷颐,历史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等。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何以至此》《逃向苍天: 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取静集》《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羽戈,青年学者、作家,皖北人。生于1982年,200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致力于政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撰有《从黄昏起飞》《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百年孤影》、《酒罢问君三语》《少年游》《岂有文章觉天下》《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鹅城人物志》《不为什么而读书》等。

部分摘录:
中国语境之下,近代乃是一个含混、暧昧、充满弹性的概念。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终于何时,一直备受争议。譬如起点,有人定位于宋朝,有人定位于晚明,有人定位于乾隆末年,有人定位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于终点,更是众说纷纭。这里姑且依照最正统的历史叙事:“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掐指算来,连头带尾共计一百一十年。其分界点,一般判定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皇权覆亡,共和诞生。不过,倘按年限折中,当定格于1894年,按干支纪年,这一年是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1],甲午战争(或曰“中日战争”“清日战争”)爆发,大清王朝惨败,国运就此急转直下,一去不还。
以甲午战争为分界点,有两条历史脉络愈发明晰可循。一是“三变说”,即贯通中国近代史的“器物之变”“制度之变”“文化之变”。从器物之变到制度之变,转折点便是甲午战争,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场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中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自此国人渐渐意识到天朝与列强的真正差距,不是器物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二是国家危机的嬗变。甲午之前,清朝虽屡受列强欺凌,一度连京城都惨遭沦陷,皇帝仓皇北逃,结果不外乎赔款了事,并无亡国之忧,此时国家危机更多表现为经济危机,所谓能用钱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至少不是什么大问题,故而大多国人尚未感受到危机四伏、危急存亡;甲午之后,画风大变,不仅赔款,还得割地,“今日报传割台湾,神州赤县同一哭”,由日本领头,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名曰“亡国灭种”的历史阴影从此笼罩于中国人的头顶,长达五十年之久,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才守得云开见月明,其影响,甚至蔓延到今人身上,因为它不仅定义了中国的转型进程,还塑造了政治和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两点,尤其后者,乃是我们阅读中国近代史的关键。
亡国灭种的历史阴影到底有多么浓重、恐怖呢?不妨观测那个时代的流行话语。彼时彼刻,无论皇帝、大臣,还是民间的知识人,在他们嘴边或笔下,传播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正是“亡国”。譬如“不能为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公开呼喊“中国必亡”的康有为、一直在筹划“亡后之计”“亡后之图”的谭嗣同等,乃至整个朝廷,皆有亡国之忧。据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四日(1898年3月25日)皮锡瑞日记,朝廷致电陕甘总督魏光焘云:“长安古宫殿,尚存若干?”魏光焘答:“惟府城隍庙犹有规模。”这番问答,显见朝廷的小心思,一旦京城不保,则当西迁避难。对此,皮锡瑞斥道:“……既弃宗社,不得已而西迁,当仿卫文公之布衣,越勾践之尝胆,岂宜先问宫殿!”熊希龄补刀道:“今欲西幸,尚不知外国允许否?彼如以债项未清,扣留不放,将若之何?”(皮锡瑞《师伏堂日记》)请注意,皮锡瑞写日记的时间是戊戌年而非庚子年,因此这段记述正有点预言或一语成谶的意思,两年后朝廷果然西迁——更堂皇的说法叫“西狩”。这与其说印证了执政者的先见之明,不如说呈现了历史走势之了然。
再说康有为、谭嗣同对亡国灭种的反应。唯有意识到,甲午之后亡国的压力何其沉重,灭种的焦虑何其急切,才能“了解之同情”康有为、谭嗣同在戊戌年前后的种种激进之举。譬如康有为建议把西藏卖给英国,以筹措变法经费,谭嗣同不仅要卖西藏,还要卖新疆给俄罗斯,倘若钱不够用,还可以卖内外蒙古、青海等;又如,康有为曾设想,迁徙一批中国人到巴西,“开巴西以存吾种”,这样即便中国被列强瓜分而灭亡,其种族至少可在巴西得以延续……这等行径,在今人眼里,正与卖国无异,康有为、谭嗣同势必难逃卖国贼之骂名。但是需要注意,康有为、谭嗣同出卖国土,起因则在爱国,目的则在保国,舍边陲而保中心,有如壮士断腕。当爱国与保国陷入一种割肉式的功利主义困境,其痛苦与纠结,那些不曾在亡国灭种的历史阴影之下彷徨、奔逃的后人,如何能够体味?
这一面的康有为、谭嗣同,虽然徘徊于改革与革命之间,所选择的路径始终激进;那一面的孙中山,早已打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旗帜。由此可知,甲午之后,激进思潮逐步登场,不久即一跃成为中国主流。罗威廉(William T.Rowe)论中国近代史,把孙中山的革命,康有为、谭嗣同的激进改革,与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视为对帝国主义冲击的三种回应方式(罗威廉《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当这三者被置于同一条政治谱系之上,共通之处清晰可见,那就是激进,区别仅在于主体,到底是精英的激进,还是平民的激进。
晚清的政治思潮,在戊戌年共表现为三种:守旧、渐进与激进。等到义和团运动失败,作为罪魁祸首的守旧派遭遇重创,一蹶不振,不得不淡出政治舞台,“从欲避顽固之名”(胡思敬语),只剩下渐进派与激进派。大清最后十年的政治斗争,从思潮上讲,即可归结为渐进与激进之争,或者说改革与革命之争。辛亥革命乃是这两大思潮冲突与妥协的结果,尽管名曰革命,其实质反而不那么激进。激进思潮翻身的转折点则是五四运动(从制度之变到文化之变),自此一路狂飙,无可阻挡。
说到五四运动,李泽厚有一著名论断,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细究起来,不消说五四,纵观中国近代史之后半段,这一论断都难成立。所谓双重变奏,意味着启蒙获得了与救亡对等的政治地位,实则不然,甲午之后,救亡可谓中国第一要务,启蒙只是为救亡服务的工具。拿严复来说,他被视为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之代表,其毕生目标却是“寻求富强”——这是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的话,出自他研究严复的名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斯蒂芬·哈尔西(Stephen R.Halsey)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书名也是“追寻富强”——譬如他翻译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原文作“只有通过对这些生动的和有能力的个人冲动的培养,社会才算既尽其义务又保其利益”,译文则作“有国家者,必知扶植如是之秀民,而后为尽其天职,而其种之名贵,其国之盛强,视之,盖圣智豪杰,必出于此曹”,在此,自由主义不由自主地向国家主义倾斜,自由随之变为“寻求富强”的工具。
再如胡适,作为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者之代表,他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自由宣言:“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仔细推敲,这句话其实大成问题。自由的主体是个人而非国家,自由即个人自由,哪有什么国家自由呢?胡适未必不明白这一点,然而迫于救亡的压力,只能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寻求折中,玩一把政治障眼法,以国家自由之名,为追求个人自由辩护、加持。如此可知,自由主义所对应的启蒙,如何屈从于“寻求富强”所对应的救亡。二者地位,高下立判。
当救亡图存作为时代主题,正如当亡国灭种作为时代危机,激进必将成为首要选项。因为渐进一向需要时间的打磨,然而国家将亡,危在旦夕,迫在眉睫,时间成为最奢侈的物品;与此同时,渐进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和土壤,这同样为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所稀缺。彼时中国乃是乱世,乱世争锋,激进为王。越激进,越正确,越得人心,越有受众,越易成功。所以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政治思潮的方向大致可归纳为激进压倒渐进,革命压倒改革,救亡压倒启蒙,左翼压倒右翼——就左右之争而言,不独中国如此,而是世界浪潮,记得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说过:“在1934年或者1935年,如果作家不‘左倾’的话,会被认为是个怪物。”
1943年9月,在中国担任外交官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致信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博士,谈到中国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这些自由主义者,大都具备留美背景,“是美国体制与科学准则培养的最好典范”,不过“至今仍然没有为中国的进步提供多大动力”。“对于如何推动国家前进,他们还提不出明确的方向。他们正在极其耐心地等待着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好时光的再次来临。事实上这种好时光可能永不再现了。”最后他设想,换作他是中国人,在此乱世,能做什么?结论非常明确,“我想做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不激进无以成事”。(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不激进无以成事,这七个字,堪称中国近代史的最佳注脚。当然,激进是一柄双刃剑,有人视之为潮流,有人则视之为旋涡,在后者眼里,中国从近代向现代转型,所感染的一大病症即可形容为“激进之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告别革命”的呼喊声中,对激进主义的剧烈批判构成了中国学界与舆论界的主流。可是,如果不能洞察激进的起源,如果不去追究“说什么激进”背后的“为什么激进”,如果不愿设身处地去追索为什么众多国人会投身激进之河,那么不管后世的批判多么慷慨激昂,多么痛心疾首,都无法驱散激进的身影,阻止激进的返潮,而终将陷入杜牧《阿房宫赋》所描绘的历史恶性循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激进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导演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当推戊戌变法。故此,让我们的目光退回到两甲子前的戊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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