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415年，普鲁士王国的前身勃兰登堡选侯国，还是神圣罗马帝国所有选侯国中最不起眼的一个；500年后的“一战”前夕，它已崛起为争夺世界霸主之位的欧洲强国。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做到的？
在崛起的过程中，普鲁士曾经历了四次衰退期，还一度面临亡国的危险，但在历史紧要关头，大选帝侯、腓特烈大帝、施泰因和沙恩霍斯特、俾斯麦等伟人横空出世。他们是如何力挽狂澜、扭转国运的？
普鲁士500年的崛起史，也是一部霍亨索伦家族的奋斗史。这个统治家族是通过怎样的奋斗，让普鲁士不断崛起的？
在《帝国的崛起：从普鲁士到德意志》这部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近现代史导师约翰·马里奥特和格兰特·罗伯逊合著的经典作品中，这些问题和思索都得到了精彩解答。
作者介绍
约翰·马里奥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研究员，在牛津大学教授了36年的近现代史。因卓越的学术贡献和政治影响力，被授予爵士头衔。一生著述甚丰，关于英国和欧洲的历史作品有40多部，对研究欧洲历史的学者有着重要影响。代表作品有：《帝国的崛起：从普鲁士到德意志》《现代意大利的开创者》等。
格兰特·罗伯逊，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高级维多利亚勋爵。24岁时便当选为牛津万灵学院研究员。曾担任过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王子家庭教师、伯明翰大学副校长、英国大学校长委员会主席以及约翰逊学会会长。代表作品有：《帝国的崛起：从普鲁士到德意志》《汉诺威王朝统治下的英国》《俾斯麦》《1789年至1922年现代欧洲历史地图集以及1924年的解释文本》等。
部分摘录：
官僚制度的黄金时代 施泰因和他的同僚，通过恢复部长负责制、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下放，只是部分解决了问题。普鲁士民族在君主直接统治下的军国主义梦——格奈泽瑙提出的普鲁士军队、科学和宪法至高无上的概念无法通过一个统一自治国家的理想实现。然而，官僚制度的重组与解放时期的民族复兴运动一样，是行之有效的，1815年至1870年是它的黄金时期。普鲁士作为一个军事和政治强国，与梅特涅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如此，官僚制度正默默地、低调地，或许是不自觉地，准备对奥地利进行一次军事打击；如果真的发生，这将是一次无可挽回的致命打击。在这个黄金时期里，它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行动不再是具体的普鲁士化，而是在一个独立的轨道上发展，普鲁士的官僚制度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该行政管理体系正好反映了18世纪普鲁士的特征，使其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独树一帜。
官僚制度重新开始了被暂停的普鲁士内部融合工作。通过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持续施压，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技术知识价值以及合理运用科学所带来的切实利益。在那个全民迷恋民族解放战争的年代，官僚制度恢复了国家的威望。通过中央组织，它替换了国家机器的零件，改变了由专家顾问支撑的主权国家模式。最为显著的是，它重新树立并强化了这样的信念：德意志好，但普鲁士更好。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容克、自由派、激进派或知识分子都一致认为，普鲁士成了德意志爱国人士的希望。
在腓特烈大帝统治下，西里西亚和西普鲁士的普鲁士化与富有的莱茵普鲁士（1815年兼并）的普鲁士化是同时进行的。如果没有官僚制度，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普鲁士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得到了莱茵兰地区，这充分证明了国家机器的效率。
关税同盟的建立同样令人瞩目，这是1815年以后官僚制度的杰出贡献。通过该同盟，普鲁士实际上在克尼格雷茨战役爆发六年之前就击败了奥地利。普鲁士关税同盟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奥地利那乌托邦式的梦想——将1815年的德意志邦联纳入由奥地利主导的单一政治体系中。1858年，普鲁士其实已经从经济上将奥地利逐出了德意志。非普鲁士国家（尤其是南部国家）面临着二选一的局面：要么加入由普鲁士领导、带有政治意味的经济联盟，要么陷入经济孤立并最终毁灭。1867年，德意志实现了经济上的统一，比政治统一还要早四年。通过与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之间的条约，德意志的经济统一和军队统一得以同步进行。
在普鲁士的主导下，政治统一只是时间和细节问题。在官僚制度的运行中，俾斯麦只需耐心等待，不断用他无情的外交政策摧残敌人，让他们自己敲响终局的钟声。
1871年后，新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化仍然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掌握在行政部门手中。通过联邦议院和帝国议会进行立法，是帝国必不可少的立法形式，但将国家法律转化为行政事实是政府人员的任务，它的决策层在普鲁士的柏林。对金融、海关、邮政、铁路、失业、养老、医疗保险的组织与管理，让每一个德意志公民（男人、女人以及儿童）意识到德意志是一个大国，并且让这个事实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到了这些，就证明行政人员是高效的，就代表着官僚制度的胜利。
普鲁士国家机器的最高权威其实就相当于英国的法律统治。只有通过集中智慧，汇聚知识，并对组织服务的价值和效力做出总体评价，才有可能建立高效的组织。只有大家都能看到合理工作和统一思想的价值，为国家服务的真谛才能得到广泛传播。
在普鲁士的发展过程中，学校和大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将知识传播到各个社会阶层（尽管这个很重要），而在于学术能力、道德判断、代代相传的价值标准，以及对当代政治思想的塑造。普鲁士对力量文学和想象文学的贡献，无论在卓越性上，还是原创性上，都不算突出，但在知识文学上，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品不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而且覆盖面广、质量上乘。这是普鲁士历史上姗姗来迟的贡献，它并非起源于科学院，而是起源于柏林大学，它稳步地使德意志教授普鲁士化，并让德意志的科学工作为普鲁士服务。
历史研究还原并再现了德意志的帝国历史，同时按照哲学原理，用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解释确凿的事实。普鲁士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普鲁士肩负着统一德意志的历史使命，这也是符合历史哲学的唯一解释。所以大学教授和哲学家的各种有效假设，变成了学校的教学重点和老生常谈的内容，强调大家都是上天为了实现其意志而选择的工具。只要能培养出温顺的国民和他们的虚荣心，国家发展就有了不竭的动力。
在法国大革命前，欧洲是波旁化的。从路易十四时代到拿破仑时代，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更多地依靠法国天才的成就，以及法国文明在想象力、思想、文学等活动等方面展现出来的优越性，而不是靠法国军队。拿破仑的垮台则预示着德意志科学与民族野心的崛起。在普鲁士称霸德意志之前，普鲁士就已经开始吸收德意志的科学成就，而这些科学成就在德意志统一时代到达了顶峰。通过学校，特别是大学，以及军队和官僚制度，普鲁士可以宣称，作为一个新的科学文明的基础和驱动力，它可以更有效地代表德国人的思维效率。
俾斯麦也许会和拿破仑一样，对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不屑一顾，认为政府的行政人员是“拿起笔的野兽”，认为教授都是纸上谈兵，对生活一无所知，并过于迷信。但与拿破仑不一样的是，俾斯麦知道如何让他们利用科学知识为普鲁士的最高利益服务。
“精神食粮”是腓特烈大帝为皇家图书馆挑选的座右铭，这个座右铭同样适用于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坐落在皇宫对面，并宣称是霍亨索伦君主制的捍卫者。冯·兰克、冯·洪堡、格林、里特、基佩特、蒙森、菲尔肖、博普、萨维尼、杜布瓦雷蒙等人，使这所大学熠熠生辉。没有他们，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将无从谈起。他们在知识领域的成就随处可见。毛奇以军人般的铿锵口吻断定，柏林大学的校长是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