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金代、元代散文存在宗唐、宗宋以及超越唐宋、直追秦汉的艺术追求，虽然成就不如唐宋散文，也出现了姚燧、元明善、虞集、欧阳玄、黄溍、苏天爵等名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明代散文的创作，有其在散文史上的一席之地。本书精选元代各类散文近百篇，内容丰富，文笔精妙，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和思想性。每位作家均有精要的小传，每篇均有精练的注释。
作者介绍
邓绍基（1933—2013），江苏常熟人，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任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还曾担任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著有《红楼梦论丛》、《杜诗别解》，主编《元代文学史》、《中华文学通史》等。周绚隆，1969年生，甘肃庆阳人，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主要著作有《陈维崧年谱》、《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等。
部分摘录：
元代散文上继唐宋散文，自有它的发展历程和特点。但长期以来，元文不为人看重，冷寂无闻。自清代以来，有一个古文选本名传遐迩，几乎家喻户晓，那就是《古文观止》，直到晚近，它依旧是和《唐诗三百首》一样的畅销读物。这个选本自先秦著作开始选录，依次有秦文、汉文、六朝文、唐文、宋文和明文，却没有选录一篇元文。或认为轻视元文的观点始自元人，因为元末的杨维祯就说过元诗不让前朝，元文却不如前朝的话。如果把杨维祯的话理解为元文的总体成就不如宋文，基本符合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杨氏之言不为偏激。按诸史实，极端地贬低元文的言论，不是出自元人，而是出自明人，王世贞竟有“元无文”之言。看来，《古文观止》的编者或者受到了王世贞的影响。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对元文颇多赞美之言，他尤其激赏姚燧和虞集这两位元代散文家，甚至认为他们的文章胜过明文。黄宗羲所说的“明文”实际针对的是前后七子的肤廓文风和公安、竟陵的纤巧文风。黄宗羲是极力提倡经世致用之文的，其间有着特殊的时代缘由和个人因素。看来并不偶然，他推崇元文也正是抓住了元文的一个特点——提倡经世致用，尽管元代散文家的经世致用观点，在实践上同黄宗羲的散文实践并不完全一致，但“经世致用”这个主张却是相同的。
文章之道要讲究经世致用，这种观点实际上早已存在，并不是元人的发明，但元人所说的经世致用却也是同总结一种历史经验有关。这就要从宋代的“论理派”和“论文派”说起。自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提出“文以载道”口号后，到了程颐就变本加厉地认为“作文害道”，后来朱熹也说“文是文，道是道”，“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南宋后期，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把文章分为“鸣道之文”和“文人之文”，他在《文章正宗序》中说：“以明理义、切世用为主……否则词虽工而不录。”世称“论理派”。与真德秀年辈相仿的楼昉编《崇古文诀》，继承着他老师吕祖谦所编《古文关键》的宗旨，着重讲文章作法，世称“论文派”。吕祖谦是和朱熹齐名的人物，但他不赞成“文是文，道是道”的观点，据吴子良《筼窗续集序》中说：“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会之。”北宋理学对金代有影响，但金人大抵不接受理学家论文偏激的主张，刘祁为王青雄所撰小传中记王“故尝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元初南方作家刘将孙也有类似的主张，“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赵青山先生墓表》）。一取韩、柳，一取欧、苏，虽有差别，但在主张古文理学合一这点上却是一致的。毋庸说，这种主张也就具有调和“论理”、“论文”派的色彩。这种主张同吕祖谦“融会”说也很相似。
元初的戴表元和赵孟对理学家轻视文章都表示不满，他们倾向于推崇欧阳修的重道又重文的主张。稍后的虞集就更明确地批评了“宋末说理者鄙薄文辞之丧志”的谬误（《刘桂隐存稿序》）。
元代理学家中影响较大的“金华学派”中的人物如许谦，古文根底极深，时人将他和宋代吕祖谦相比。北方的理学家郝经论文，在“理为文之本”这点上和推崇古文的人的观点无差别，在“法为文之末”这点上却多少显出轻文章之道的色彩，不过他这种观点的最终落脚点是强调作家的主体精神，要求为文不“规规孑孑求人之法”，而要“自立其法”，不仅同“作文害道”的观点有区别，同攻击“文人之文”的论理派的主张也相异。因此，自宋代出现的理学家的鄙薄文辞的极端言论，到了元代，不仅已失去了势头，而且遭到了批判和扬弃。元代散文中的经世致用特点正是与这种情况相联系着的。也就是说，元人强调文章要经世致用，具有调和“论文”、“论理”派的特点。
元末的文章家宋濂和王袆等人在入明以后奉命编《元史》，不设“文苑”传，只列“儒学”传，其间一个主要理由是不赞成把“经世”和“文章”分割，他们说：“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这个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作是元人纠正宋代理学之弊，要把“道”与“文”相结合起来，使文章达到经世致用目的的主张的一种反映。
自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后，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带来了一些矛盾，至于韩愈的文论中就已出现的把文学与著述相混淆的偏向，更易于导致不重视散文的文学特征。但宋代理学家却还是不满于韩愈的“以文明道”，他们愿意保存韩愈讲道的传统，却要抛弃韩愈讲文的传统。元代是理学成为官学的时代，但元代不少理学家和文章家扬弃了宋代理学家极端的轻文废文观点，他们在调和“论理派”和“论文派”观点的同时，提倡和坚持经世致用的主张，也就在实际上维护韩愈以来古文家讲文的传统，诚是有其历史功绩的。
由于元代文章家提倡经世致用，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元文偏于记事作论，而乏绘句摛章。即以晚近文学史著作中所说的元代散文两大家——姚燧和虞集的文章而论，大抵都是碑版传记之作。但他们确实都是坚持古文家的传统，所不同的是姚燧偏于宗韩愈，虞集偏于宗欧阳修。
这里又涉及元文发展中的又一个特点，即宗唐和宗宋的相异主张和实践，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所谓“返古”的问题。
受金代散文家宗唐和返古观点的影响，元初北方散文家中的姚燧和卢挚以及郝经，在不同的程度上也都具有这种倾向。姚燧曾自言他学文是学韩愈文开始的，他的一部分文章有雄刚古邃之风。但姚燧并没有轻视宋文的言论。郝经的文章有峭健之风，但也不轻视宋文。卢挚则不同，他在《文章宗旨》中说：“宋文章家尤多，老欧之雅粹，老苏之苍劲，长苏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见。”他还认为，韩、柳虽为大家，“然古文亦有数”。因此他主张为文要直追先秦，即所谓“返古”。卢挚文集无传，从留存的《华阴清华观碑》和《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神道碑铭》等文看，却有古奥之风，但并不比宗韩愈的姚燧之文更古奥。
元初以姚、卢为代表的宗唐返古文风，在当时北方文坛曾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这是因为金代文坛宗欧阳修、苏轼之风本占主导地位，被视为文坛盟主的赵秉文，元人称他“金源一代一坡仙”，自蒙古王朝统一北方后，赵秉文的门生元好问在北方文人中影响很大，几被视为传授斯文命脉的宗主，而姚、卢论文倾向却与赵、元相异。但姚、卢的文风并没有构成巨大声势，更没有左右文坛的作用，与他们同时的一些著名的北方作家如刘因等人，还是谨持由金入元的元好问宗宋文的传统。
这种古文家内部的宗唐、尊宋的侧重和倾向，在元初的南方作家中也存在，但就主要情况而言，元初南方作家大抵在承认以韩、柳为代表的唐文和以欧阳修、苏轼等为代表的宋文为同一传统的前提下，倾向于尊依宋文传统，无论是以吴澄为首的江右派和以戴表元为首的浙东派，在这点上并无差别。江右派中还有虞集和揭傒斯等人，浙东派中还有袁桷和柳贯等人。在对宋文传统的反思中，元初有的南方作家更倾向于欣赏欧阳修的文章风格，对待苏轼之文多少有些冷落。这同苏轼的文章在南宋风行的盛况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