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语言与沉默》乔治·斯坦纳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西方人文批评的经典著作。《语言与沉默》的核心议题是语言、文学批评与人道主义（及反人道主义）。其辑录的文章写于不同时期，但都共有一个根本的主题——语言的生命。在斯坦纳看来，语言是文化的代表。而现代西方的几股非人道主义逆流（尤其是纳粹）导致了语言文化的滥用与污染，使西方文学的创作陷入“沉默”。因此，在经历了种种浩劫之后，语言及其相关的现实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批评家与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又该担当何种责任？ 《神圣真理的毁灭》是哈罗德·布鲁姆在哈佛大学诺顿演讲的精华结集。在基督教与犹太教信仰的大背景下，布鲁姆主要从三个角度评论，即对前人的继承，作家所独有的原创性以及对后人的影响。书中评述了西方文学传统中影响巨大的作家、作品：从希伯来《圣经》写起，到弗洛伊德、贝克特等现代派作家为止，他重读了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布莱克、华兹华斯、卡夫卡等重要作家。同时，他在描绘文学发展的框架中，对信仰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极富启发性的阐释：文学在人性的立场上与神学及宗教抗衡，才能使人的创造力与神的创造力颉颃。 《阁楼上的疯女人》当简·爱和罗切斯特跨越身份地位的差异，终于要宣誓结合时，一个疯女人的出现粉碎了简·爱的一切梦想，她就是一直被关在阁楼里的罗切斯特的妻子。她毁掉了庄园，弄瞎了罗切斯特，自己也葬身火海，但也因此成全了简·爱与罗切斯特。本书从文学史中打捞出了“疯女人”这一类别，并使之发扬光大。这些疯女人公然无视“妇道”，作恶多端。但本书作者却认为，在每个温顺善良的女人背后，都或多或少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阁楼上的疯女人》被誉为20世纪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圣经》，也是当代美国文论中的经典。在这部著作中，作者重读了19世纪著名女作家如简·奥斯汀、玛丽·雪莱、勃朗特姐妹、艾米莉·狄金森等人的作品，打破了民族、地域与时间等多方面限制的疆界，将19世纪的英美女性文学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了综合研究。此书自问世以来，以其激进的批评姿态和对19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的全新阐释，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介绍
《语言与沉默》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1929—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大师与翻译理论家，当代杰出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熟谙英、法、德等数国语言与文化，执教于牛津、哈佛等著名高校。主要研究语言、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二战”大屠杀的影响。美国文理学院荣誉会员，曾获法国政府荣誉团骑士级奖章、阿方索·雷耶斯国际奖等多项殊荣。代表作有《语言与沉默》《悲剧之死》《巴别塔之后》等。 《神圣真理的毁灭》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 ）20世纪文学批评领军人物，“耶鲁学派”主要代表。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诗歌批评、理论批评和宗教批评三大方面。因其独特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批评家”。著有《西方正典》《影响的焦虑》《误解之图》等。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苏珊·古芭（Susan Gubar），均为西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学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她们是当代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创始人之一。两人长期合作，撰写了《阁楼上的疯女人》《诺顿女性文学选集》《没有男人的地带》等女权主义批评论著。
部分摘录：
人文素养（1963） 当批评家回望，他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玛佐夫兄弟》，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如果能塑造《虹》（Rainbow）中迸发的自由生命，谁会跑去议论劳伦斯的心智平衡？所有的伟大写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对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创造力战胜时间的希冀。“光明从天降”：这句五言诗不过是故作深沉的把戏，却流传了三个世纪。如果能赋诗传唱，如果能从自己有限人生中取材并铸就不朽小说，创造永恒形象，谁会选择作文学批评？大多数人不过是灰头土脸地活在旧电话号码簿中（谢天谢地，这类电话簿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从生存的实况而言，他们比福斯塔夫（Falstaff）或盖尔芒特夫人（Madame de Guermantes）更缺少生命的真实和丰收。
想想这一切吧。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写作。他要别人来提供诗歌、小说、戏剧。没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评无法存在。尽管凭借风格之力，批评也可能成为文学，但往往情况不多，除非是作家为自己的作品作评论或为自己的诗学辩护，就像柯勒律治的批评是正在孕育的佳构，艾略特的批评是用于宣传的作品。除了圣伯夫之外，谁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家？使语言保持生命力的，不是批评。
这些都是简单的道理（在破晓时分，诚实的批评家会如此对自己说）。但是，我们有忘记这些道理之虞，因为当下尤其强调批评的力量和自立的威望。批评刊物上充斥着评论与诠释文章。美国甚至出现了众多的批评流派。批评家凭能力成为了人物，他的劝导和争议发挥了公共作用。批评家相互吹捧。聪明的年轻人不再视批评为挫败，不再视批评为与自己有限才华的灰沙逐渐忧郁地妥协；他们认为批评是声名显赫的志业。这不仅好笑，结果也有害。前所未有的是，无论学生，还是对文学潮流感兴趣的其他人，都在读书评，而不是阅读书籍本身；或者说，在努力作出个人判断之前，他们在阅读他人的评论。利维斯博士说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女士的成熟智慧是现在情感通货的一部分。同意这说法的人中究竟有多少真正读过《菲尼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或《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艾略特论但丁的文章是文学教育中的老生常谈；如果有谁知道《神曲》，那也只是在几个简短片段之中（《炼狱》第二十六章或最后死于饥饿的乌格尼诺那一部分）。真正的批评家是诗人的仆人。现在他却当起了主人，或者说被当成了主人。他忽视了扎拉图斯特拉最后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箴言：“现在，离开我吧。”
百年前，阿诺德（Matthew Arnold）看见了类似普遍而明显的批评冲动。他认识到，批评的冲动比起创作的冲动次要，创作的快乐和重要性绝对更高级。但他认为，批评的喧嚣阶段是诗学新时代来临的必要序曲。我们是后来者，这是我们的痛处。在我们到来之前，时代的政治暴行已经将人文价值和希望前所未有地毁灭。
任何对文学及其社会地位的思考，都得从这毁灭出发。根本上说，文学持续关注的是人的形象，关注的是人类行为的方式与动机。无论作为批评家还是只作为理性的人，我们行动的时候都无法再假装，就好像我们对人类可能性的看法没有深刻变化，就好像在1914年到1945年间大约七千万男人、女人、儿童在欧洲和俄罗斯因饥馑和暴力而灭绝之后，我们意识的质地没有根本改变。我们不能假装贝尔森集中营与负责任的虚构生活没有关联。在不久之前，人施于人的暴行已经影响到作家的主要材料（人类行为的极限与潜能），并用新的黑暗挤压着大脑。
而且，一种人文素养的基本观念随之受到质疑。这种登峰造极的政治暴行从欧洲的内核中生长出来。两百年前，伏尔泰宣布过政治暴行已经终结；两百年后，蹂躏再次变成政治行为中的准则。文学与文化价值的流布不仅难以钳制极权主义；相反，有许多著名例子表明，人文学问和艺术的重镇实际上欢迎并助长了这种新的恐惧。在基督教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文化和古典理性主义的地盘上，暴行肆虐。我们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有些受过教育，阅读过并将继续阅读莎士比亚或歌德。
这与文学研究和教学显然有着令人吃惊的关联。我们不得不追问，人们想到和谈起的最优秀知识，是否真如阿诺德断言，丰富并提升了人类的精神资源。我们不得不思考，利维斯博士所称为的“人文主义核心”是否教育了人类行为，或者，在文学研究中培养出的道德智慧思路和在社会政治选择中所要求的思路之间，是否有巨大的鸿沟和对立。后一种可能性尤其令人不安。有证据表明，一种对于文字生活的训练有素而坚持不懈的献身以及一种能够深切批判地认同于虚构人物或情感的能力，削减了直观性以及实际环境的坚利锋芒。相比于邻人的苦难，我们对文学中的悲伤更为敏感。在此，近代再次提供了残酷的证据。那些为《少年维特之烦恼》或肖邦而掉泪的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正行走在不折不扣的地狱。
这意味着，无论是谁在教文学或阐释文学（两种活动对于作者来说都是要建立一个鲜活可辨的回应体），都必须问自己要做什么（用《李尔王》或《俄瑞斯忒亚》来教导或引导一个人，就是将他存在的源泉放进他的手中）。文学和文化对于个体和社会的道德认知具有价值，这对于约翰逊、柯勒律治、阿诺德来说都是不言自明的假定。现在，这假定却遭到质疑。我们必须赞成这种可能性：研究文学和传播文学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像保存古玩一样属于奢侈的激情。或者，从最坏上说，它只是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没有把时间和心思用于更迫切负责的地方。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但我们必须毫不掩饰地追问这个问题。大学里的英语研究现状最令人忧心的莫过于，大家都认为这样的追问有些古怪或具有颠覆性。这才是关键。
这里也是自然科学观点的力量源泉。强调经验验证的标准，强调集体成就的传统（与之相反的是，文学观点有明显的个人癖好和自我中心主义色彩），科学家往往认为，他们自己的方式和视野现在处于文明的中心，而自古以来诗学观点和哲学意象所占据的优先地位已经结束。尽管证据还不确定，但看起来的确有可能，在现有的人才中，许多最优秀的已经投身于科学。在15世纪，他们自然是希望成为画家；而在今日，激发快乐的感觉，拥有精神自由、灵魂澄澈的感觉，都是属于物理学家、生化学家和数学家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受到蒙蔽。诚然，科学将丰富语言和感觉的资源（正如托马斯·曼在《菲利克斯·克鲁尔》中表明，我们正是从天体物理学和微生物学中才可能收获我们未来的神话以及比喻的术语）；科学将重铸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的休闲或生存的语境，在其中，文化能独立生存。然而，尽管有无穷的魅力和持久的美感，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很少给人以终极兴趣。我的意思是，它们几乎不能增加我们对人之可能性的知识与支配。相反，可以证明的是，荷马、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于人类的洞见，超过了全部的神经学或统计学；遗传学中的发现，无法危及或超越普鲁斯特对家族的魔咒或负担的洞察；当奥赛罗提醒我们想起明亮刀锋上的水锈，我们对人生必然经历的感官短暂现实之体验，胜过了物理学梦想传达给我们的感觉；在理解政治动机或策略方面，任何社会计量学都难以与司汤达媲美。
使科学尽情欢庆并成就了科学出色共同体的是“客观性”或道德中立；但也正是“客观性”和道德中立，阻碍了科学与人的终极关联。科学也许为那些大屠杀的设计者提供了工具和危险的理性借口。科学不能告诉我们这些人的动机，而这恰是埃斯库罗斯或但丁会认真探索的话题。要想凭借今日炼金术士幼稚的政治观点，而使我们的未来不受制于非人道，那也是缘木求鱼。我们对人的本性和内心的知识，大多还是来自诗人之镜。
但是，不可否认，这面镜子的许多部分今日已经破裂、模糊。文学现状的主要特征是“非小说”（报告文学、历史小说、哲理散文、传记、评论）压倒了传统的虚构形式。过去20年的小说、诗歌和戏剧，大多写得不好，感情苍白，难以与事实冲动压倒虚构的写作形式比肩。波伏娃的回忆录是她的小说应该写的内容，具有身心无中介性（immediacy）的奇迹；威尔逊写出了美国最好的散文；数不清的小说诗歌处理过集中营这个可怕主题，但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比得上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在《告密的心》（The Informed Heart）中实事求是的分析所揭示的真实和有节制的诗意恩惠。似乎我们时代的混乱步调和政治暴行，已经迷乱或赶跑了古典文学和19世纪小说中那种大师建构的自信想像。布托尔（Michel Butor）的一本小说和《裸体午餐》（Naked Lunch）的主题都是逃避。逃避人性的主调，或者通过色情和虐待的幻想嘲笑人性的调式，同样指向了创造的失败。贝克特带着爱尔兰人无所畏惧的逻辑，走向了一种戏剧形式，其中人物的步伐泥足于混凝土，嘴巴被钳制住，眼睛死死地盯着观众，一言不发。恐惧与唐突的细节灌满了想像力，借此表达出现代的恐惧。诗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沉默勾引。
正是在这匮乏和不确定性的语境中，批评有其谦卑但重要的位置。我认为，批评有三个功能。
首先，批评向我们表明什么需要重读，如何重读。文学浩如烟海，新的压力在不断出现。人们必须选择。在选择过程中，批评就有用武之地。这并不意味着，批评是生死判官，挑出几个作家或几部作品放进惟一尊贵的传统，而把其他都排除在外（优秀批评的标志是，它敞开了更多的书，而不是封闭了更多的书）。这意味着，从过去大量纠结的遗产中，批评要发现并维系那些用特别直接或精确的话语与现实对话的作品。
这恰是文学批评家与文学史家或语文学家之间的区别。对于后者，文本的价值是内在的；文本只具有语言或时间方面的兴趣，可以与更大的关联无涉。批评家不同，在对作品的首要意义和结构进行学术权威性的判断时，他必须选择。他偏爱那些与生者对话的作品。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永恒流传的诗歌，但很少有永恒流传的批评。丁尼生会有走运之日，多恩会有倒霉之时。或者，给个不太依靠潮流的例子：“二战”前，在我受教育的法国古典中学里，大家都认为维吉尔在大惊小怪却又懦弱地模仿荷马。任何孩子都会冷静自信地对你这样说。但是，经历了灾难、逃遁和流亡之后，这看法彻底改变。维吉尔现在似乎更加成熟、是更加必要的见证人。韦尔（Simone Weil）对《伊利亚特》的反向解读，赫尔曼·布罗赫的《维吉尔之死》，都是这种价值重估的组成部分。时间——无论是历史的时间还是个人生活的时间——改变了我们对某部作品或艺术品的看法。俗话说，少年诗歌，老年小说。因为文学大肆宣扬鼓吹的黄金未来，与我们的实际经验吊诡地形成对比，所以浪漫主义已经不再是中心。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语言，尽管常常看起来遥远复杂，但似乎更接近我们今日的话语。批评能使那些需要的变化成果丰硕、有鉴别力。它能从过去求得今日的天才所仰仗的东西（时下法国最好的小说背后都有狄德罗的力量）。它能提醒我们，我们观点的变易，既不是自明的公理，也不是永远有效。伟大的批评家总会“感到走在前头”；他要俯身在地平线上，为未来的认知语境作准备。随时，他会听到遗忘之声的回音，或先于他人捕捉到新声。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人感觉到，布莱克和克尔恺郭尔的时代近在咫尺，卡夫卡的个人梦魇在十年后会是公认的真理。这并不意味着选择赢家；它意味着知道，艺术作品的存在与时代有着复杂而暂定的关联。
批评的第二个功能是沟通。在技术交流迅速地掩盖了顽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障碍的时代里，批评家可以充当中间人和监护人。他的部分工作就是监视一个政权是否抹杀或扭曲了作家的作品，若遇到被烧毁的书，他要收集灰烬进行破译。
正如他设法建立过去和现在的对话，批评家也要设法敞开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批评使得感受力的地图更加开阔和复杂。批评坚持认为，文学不是活在孤立中，而是活在许多语言和民族的碰撞交流之中。批评乐于见到相似或完全相反的例子。它知道一个重要的天才或诗学形式的刺激是以复杂的散射方式四处扩散。它是以“哲罗姆的方式”扩张，知道语言之间没有精确对等，只有背叛，但是，如果一首诗歌要穷尽它全部的生命，翻译的努力便是恒常的需要。批评家和翻译家都致力于沟通自己的发现。
实际上，这意味着，教文学和阐释文学都应该以比较的方式。判断斯宾塞，如果没有体悟意大利史诗；评价蒲柏，如果没有理解布瓦洛；考察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成就，如果没有密切关注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那这些要么是泛谈，要么是误读。正是学术界的封建思想，在英语研究和现代语言研究之间划下森严壁垒。英语难道不是一门脆弱但适应力极强的现代语言？在其发展史上，它随时受到来自欧洲各种世俗语言和欧洲修辞及其文类传统的挤压。这个问题比学科之争更加深刻。宣称一个人只能熟知一门语言，宣称作为民族遗产的诗歌或作为民族传统的小说只能在本民族有效或至高无上，这样的批评家是关闭了原本可以开启的大门，是封闭了原本可以去感受同等伟大成就的精神。民族沙文主义在政治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但在文学中没有位置。批评家（在此，他再次有别于作家）不是一个固守自家花园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