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弗朗西斯·克里克的自传。在这本书中，克里克事记录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岁月里他所参与的科学工作，主要笔墨集中在自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到1966年破译遗传密码的这段时间。克里克记录了他看来具有普遍教益的科研经历，关于如何做研究，如何避免错误。从这些失败的故事里，更能感受到一位伟大科学家的思考和坚持。
作者介绍
弗朗西斯·克里克（1916-2004）
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1953年，他与吉姆·沃森合作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为此荣膺1962年诺贝尔奖。他对分子生物学的其他贡献还包括：预见了转运RNA的存在，提出了中心法则，领衔破解了遗传密码。后半生转向脑研究，主攻意识问题，并著有《惊人的假说》一书。
部分摘录：
我生于1916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父亲哈里·克里克（Harry Crick）和母亲安妮·伊丽莎白·克里克（Anne Elizabeth Crick，母姓威尔金斯，Wilkins）是中产阶级，住在英格兰中部的北安普敦镇（Northampton）。那个时候，北安普敦的支柱产业是皮革加工，包括制造各种鞋子、靴子，所以我们当地的足球队名为“皮匠队”（Cobblers）。我的爷爷开了一家皮鞋工厂，伯父沃尔特（Walter）和父亲就继承了下来。
我出生在家里。我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出生之后我的母亲做了件很特别的事情。虽然她这个人不是特别迷信，但也经常做出一些有点迷信的举动。每过新年的时候，她都会设法确保第一个进我们家的人是黑发，而不是金发。这个行为叫做“第一脚”，可以给新年带来好运——当然，我们不知道这种习俗现在是否依然流行。在我出生之后，她特地安排了她的妹妹，埃塞尔，把我抱到了我们家楼顶。我的母亲希望这个小小的仪式可以确保我长大以后可以“出人头地”。许多迷信行为反映的是参与人的态度，虽然当事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件家庭琐事表明，我母亲跟其他母亲一样，虽然对新生儿子的品格和能力还一无所知，却都望子成龙。
孩童时代的许多事情我都记不清了。我甚至不记得我的小姨教我读书这件事，那时，她是一名教师。从当年拍下来的照片来看，我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我的母亲喜欢开玩笑说我看起来像大主教。我不确定她是否真的见过大主教——她不是英格兰天主教或者其他教会的成员——但是她有可能在报纸上见过。我不大相信在四五岁的时候我就有这种大人物的派头。我揣测，她想说但是又不好意思说的是，她觉得我像是小天使，金发蓝眼，带着一点“天使般”善意的好奇，当然，也许她看到了更多。我母亲曾给奥黛尔（Odile），我现在的妻子，一个项链坠子作为纪念，坠子里面有两张很小并且旧得褪色的照片，一张是我的弟弟托尼（Tony），另一张是我。有一次我说，这张照片里的我像个小天使。“才没有，”奥黛尔说道，“看你那犀利的小眼神！”当然，她和我生活了多年，无数次领教过我挑剔的眼神，这是她的经验之谈。
关于早年性格的另外一个线索来自于迈克（Michael），他是我跟第一任妻子多德的孩子。在他五六岁的时候，他跟奶奶住过一阵子。我留意到，有好几次，听了奶奶的敷衍解释之后，他都会说，“肯定不是那么回事！”我的母亲自然很费解，就问，“为什么不是呢？”然后迈克总会给出一个简单、准确又合情合理的回答。我猜测我曾经也是这样的——这并没有很难，因为她想问题往往不是很清楚——但是她觉得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她感到既不安又惊讶。无论如何，现在我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我的母亲（如同许多母亲一样）认为自己的长子有特别的天赋，在这样一个殷实的中产之家，她尽全力为这些天赋的发展提供保障。
我的父母没有任何科学背景，他们大概招架不住年幼的我无穷无尽的提问，于是给我买了《儿童百科全书》（Children’s Encyclopedia）。这是一套丛书，每一册里都有艺术、科学、历史、神话、文学，包罗万象。在我的印象里，我读得津津有味，不过最吸引我的是科学章节。宇宙是什么样子？原子是什么？生物是怎么发育的？我囫囵吞枣地接受了其中的解释，并以我日常生活的见闻来对比，发现其中的惊人之处。这样的“发现”是何等快慰！回头来看，我可能很早就决定做一名科学家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令我惴惴不安：等我长大了——那得到什么时候呀！——世界上的奥秘都被发现光了怎么办？我把忧虑告诉了母亲，她安慰我道，“别担心，小乖乖，留给你的发现多着哩！”
等我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家里做实验了——我的父母给我买了化学教材。我尝试过制造人工丝绸——结果失败了。我在烧瓶里混合了一些爆炸性物质，然后通电激发它们——大获成功！自然，我的父母非常担心。我们达成了一致：我可以做瓶子爆炸实验，但是必须要浸在水桶里。因为采集野花标本，我从学校得了一个奖——人生的第一个奖。我比其他同学收集到的花朵都要多，但这是因为我住在城郊而其他同学都住在城里。对此我感到一丝愧疚，不过还是愉快地接受了奖品，那是一本关于食虫植物的小册子。我编纂并印制了一本小型杂志，供我的父母和朋友消遣。除此之外，我实在不记得我特别早慧或者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迹。我的数学不错，但我从来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定理。简言之，我对世界充满好奇，有逻辑头脑和进取心，只要有兴趣就会努力去干。要说缺点，那就是，如果我能轻易领会一件事情，我就认为自己彻底理解它了。
我们家的人都爱打网球。我父亲在北安普敦郡参加过多年的联赛，还打过一回温布尔顿公开赛。我母亲也打，不过技术差一点，也没有我父亲那么积极。我弟弟托尼的水平更高，在我们郡的青少年锦标赛上表现不俗，曾代表学校参加过校际联赛。现在回想起来有点难以置信，但是少年阶段我沉迷于网球。我依然记得有一天早晨，我母亲把我叫醒，告诉我，我们一家要去温布尔顿，我可以不用上学了——天哪，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吗？！我和弟弟甚至会在当地网球俱乐部的场外坐等好几个小时，等洒水结束，场地变干，希望有一家场地可以让我们打球。我也玩过其他运动（足球、橄榄球、板球，等等），但都表现平平。
我的父母也会很低调地参加一些宗教活动。我们没举行过家庭祈祷，但是每周日早晨他们都会去教堂，等我和弟弟年纪到了，也带我们一起去。这是一个新教徒的教堂，在英国也称为公理宗教堂（Congregational Church），颇为壮观，在阿宾顿街上也很醒目。当时我们还没有私家车，所以基本上都是步行去教堂，有时也坐一段巴士。我母亲对牧师的正直品格特别推崇，我父亲在这个教堂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负责财务记录），不过我并不认为他们的宗教感特别深沉，当然，他们的世界观并不偏狭。我父亲有时在周日下午打网球，但是我妈妈告诉我不要跟教堂其他人讲，因为有人会认为这是对上帝的不恭敬。
幼年的我把这一切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接受了下来。我不确定什么时候我失去了早年的宗教信仰，但我推测是在十二岁左右，在青春期之前。我也记不清是什么事件导致了我的转变，但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跟我母亲说以后再也不去教堂之后，她略为不快。我猜想，我对科学越来越浓的兴趣，以及牧师和信众相当低的智识水平促进了我的转变。不过，即使换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基督教信仰体系，我相信情况仍然会是如此。无论如何，从那以后，我成了一个怀疑论者，一个强烈倾向于无神论的不可知论者。
尽管如此，学校里依然少不了各种宗教活动，特别是在我后来上的寄宿学校，每天早晨都有一次，周日更是有两次。从入学第一年直到变声之前，我还参加过唱诗班。我也听过牧师的讲道，不过总是觉得有点隔膜，如果它不是太无聊，我甚至会发现其中的好笑之处。幸运的是，学校里的讲道基本很短，而且主要是道德规训。
毫无疑问，如同日后渐渐显现的那样，失去基督教信仰并愈发执着于科学，对我的科学生涯有重要影响。这在日常生活上不大明显，却显著地影响了我对科学问题的判断：哪些问题是重要的，哪些问题是有趣的。我很早就意识到：正是具体的科学知识使宗教观念不再可信。在事关地球及化石年龄的知识面前，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不会像原教旨主义者那样认为《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无可置疑。既然经上的某些段落明显错了，我们怎么可能还继续不加分辨地接受其余部分？观念在最初成形的时候，不仅能激发人的想象力，也符合于当时的知识体系。一旦科学发现了新的事实，原有的信念自然就显出其粗陋之处。前人基于当时的知识水平认可了某些信念，我们现在认识到了其中的错误。如果我们把明显是错误的观念作为生活的根基，岂非冥顽不灵？而且，还有什么比逐一清理早期信念中遗留的舛误，并揭示出我们在宇宙中真正的位置更加重要？当然，有些奥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而且，只要这些奥秘尚未得到解释，它们就会成为宗教或迷信的避难所。在我看来，关键是在我们的知识中发现这些未加解释的领域，并努力以科学的方式理解它们，无论这种理解最终是支持还是否定现有的宗教信念。
我发现许多宗教信念荒谬不经（诺亚方舟中的动物故事是一个显例），虽然如此，我还是常常寻找这些信念最初成形时的理性基础来为它们圆场。这有时也会带来意外的结论。比如，我知道《创世纪》里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了夏娃，那么，这种信念是怎么产生的呢？当然，我知道男女在生理方面有一些差别。那么，假如男人确实比女人少一根肋骨，这种信念不就很好理解了吗？如果先人们知道了这一点，就很容易相信缺失的肋骨用来造夏娃了。不过，在想到这一点之后我从来没有去核查事实。直到几年之后，可能是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跟一个医学院的同学随口提到了“女人比男人多一根肋骨”这件事。令我惊讶的是，他不仅强烈表示反对，还问我为什么这么想。听了我的解释之后，他差点笑破肚皮。这件事情告诉我，对待宗教信念不宜过于理性。
我的正式学校教育有几个特点值得一提。我在北安普敦语法学校读过几年，14岁的时候，我申请到了伦敦北部密尔希尔中学（Mill Hill School）的奖学金。这是一个男子“公学”（英国的“公学”其实是私立学校），基本上都是寄宿学生。我的伯父、父亲和叔叔都曾在这里就读。幸运的是，这所学校的理科教育很好，我在物理、化学、数学上都受到了扎实的训练。
对于纯数学，我当时有一种颇为野蛮的态度，我感兴趣的主要是数学的结果。严谨的论证过程对我没有吸引力，虽然我也喜欢简明优美的论证。我对化学也没有很大的热情，这可能跟授课方法有关——当时化学课的上课方法更像是宣读一系列菜谱而不是探讨科学。多年之后，当我读到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先生写的《普通化学》（General Chemistry），我被深深地迷住了。尽管如此，我从来没有深刻掌握无机化学知识，有机化学知识也是捉襟见肘。不过，我对物理课很有兴趣。当时还有一门课是医学生物学（我们学校有一个医学提高班，专门为医学学士考试做准备），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要了解该课程用到的模式生物：蚯蚓、青蛙和兔子。我应该是在这个时候接触到了孟德尔遗传学，但很可能是我自学的。
体育方面，我主动或被动地参加了许多项目，但是除了网球，其他运动都乏善可陈。在高中最后两年我还一度进入了校网球队。等我毕业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喜欢它了，于是我就退出了，从此也很少再打。
十八岁那年，我进入了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那个时候，我的父母已经从北安普敦搬到了密尔希尔，这样我弟弟也不用寄宿在学校里了。我住在家里，每天乘巴士和地铁去大学，一趟差不多一个小时。二十一岁的时候，我拿到了物理学的二等荣誉学位，以及辅修的数学学位。大学的物理课教得还不错，就是有点落伍。我们学的还是波尔的原子理论，在那个时候（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经颇不新鲜了。量子力学基本没有讲授，直到最后一年才有六次讲座作了简单的介绍。比如，我们从来没有学过特征值（eigenvalue）或者群论（group theory）。
无论如何，物理学从那以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们根本没有想象到量子电磁学，更别提夸克或者超弦了。因此，虽然我受到的训练在今天可能被称为经典物理学，但是我对现代物理学的知识仅限于《科学美国人》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曾自学过量子力学的基础知识，但是从来没有机会用过。当时这方面的教材往往题为《波动力学》（Wave Mechanics）。那个时候，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它们往往被分在“流体力学”（Hydrodynamics）的条目之下。当然，现在的状况已经大有改观。
本科毕业之后，我在伦敦大学学院开始了研究工作，师从安德雷德（Andrade）教授，我的伯父亚瑟·克里克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安德雷德教授给我安排了一个极为单调的课题，测定水在高压高温（100～150℃）下的黏度。当时，我住在毗邻伦敦博物馆的一间出租公寓，我的室友是中学的一位朋友，拉乌尔·科尔法诺（Raoul Colinvaux），他当时在读法学院。
我的工作任务是构建一个盛水的、可密闭的球形铜器，要带一个颈部以容纳水的膨胀。它必须保持恒温，并可以用胶片记录阻尼振荡的过程。我并不擅长精密机械制造，但是我得到了安德雷德实验室的资深助研伦纳德·沃尔登（Leonard Walden）的帮助，他是实验室工作站的好手。虽然从科学的角度看这有点无聊，但我还挺喜欢制造仪器的过程，毕竟，上了这么多年学，终于开始干点实事了。
这些工作经历对我在战争中设计武器可能有所帮助，否则时间真是浪费了。我的间接收获是物理学家的自豪感，感到物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来说非常成功。我想，其他的科学为什么不可以像物理学这样？我相信这对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转向生物物理是有帮助的。这种自豪感，对于生物学家中常见的沉闷、拖沓的态度是一个健康的矫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