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
12世纪，发祥于东北一隅的女真族迅速崛起，建立大金王朝，一度跃居东亚霸主地位。这个政权在极短时间内灭亡辽国，令西夏和高丽俯首称臣，使北宋蒙受“靖康之耻”。然而自1211年蒙古军队南下侵袭开始，二十多年间，金国接连丧师失地，抵抗运动中心被迫从中都先后迁到汴京、蔡州，最终在蒙古和南宋军队的夹攻中覆亡。
本书以蒙金战争期间几场重要的“围城战”为主线，还原了几场关键大型战役中双方军事布局和交战历程，揭秘了金国内部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变、兵变及权力更迭，展现了中都、汴京等城市被蒙古军围困期间，金国军民的抵御策略，以及物资短缺、疫病来袭情境中的挣扎求存及心理状态。作者以通俗晓畅的笔法完整呈现了金王朝从组织抵御、负隅顽抗到君死国亡的全过程，金朝的治乱兴衰之缘由寓于叙事之中。
外部面临新兴势力的冲击，境内自然灾害频繁，而统治集团权力斗争导致人祸不断，君主又缺乏力挽狂澜的雄才大略……种种因素使得金国国势日益窘困，最终堕入绝境。金朝的亡国史有着浓重的悲剧色彩，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超越时代的镜鉴意义。
《大汗之怒：元朝征伐日本小史》 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遣军队，跨越海洋征伐日本。长久以来，由于史料相对缺乏，以及研究者立场和角度不同，关于这两场战争的真相扑朔迷离。
作者在广泛阅读中文、日文、英文等各语种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元朝、日本、高丽等多方视角展开叙事，还原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完整呈现了两场战争的全貌。书中清晰叙述了元军的战争意图、备战过程、进军路线和撤退状况，也展现了当时日本方面的权力格局和军事防御措施。
本书既有对大时代背景的宏观描绘，又在微观层面对个体命运有着细致展现，融小说般的生动情节于学术研究的细致分析之中。作品围绕元军内部矛盾、面临的天气状况、作战策略等诸多因素，对元军失利的原因进行了全面探讨，并对如何认知这两场战争的性质，提出了独特见解。
《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与军事法》 13世纪蒙元帝国的崛起，是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学界已经有多方面深入的研究。但是，军事礼仪和军事法在蒙元帝国的崛起进程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长久以来是基本未被触及又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书系统地明确了军事礼仪与军事法这对概念，以及二者在思想史与制度史层面具体而微妙的关系形态，在此基础上，从芜杂的历史记载中复原、重构蒙元帝国军事礼仪和军事法的基本面貌。作者广泛搜集不同时期各类语种的相关记载，用语言学和历史学方法加以甄别考订，追溯历史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经济和政治结构。作品还依据史料对蒙元帝国的围猎、检阅、旗鼓仪仗、军装服色、行军纪律、战场守则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展现，解析了其中蕴含的独特的游牧军事文化传统，为重新认识蒙元帝国历史提供了独特视角。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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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摘录：
1257年，确实是未来的元世祖时来运转的一年。从这年开始的短短几年内，忽必烈一生中的三大劲敌，分别同他发生激烈冲突，又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最终成就了他从一介藩王到蒙古帝国九五之尊和后来的“中国之主”的王业。
这三大劲敌就是他的哥哥蒙哥、弟弟阿里不哥和名列《元史·叛臣传》第一的李璮。
“钩考”虽然中辍，但忽必烈的权力并没有因此恢复。1258年春，蒙哥留下年纪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守卫哈剌和林，亲率大军渡过黄河，兵锋直指南宋的川蜀腹地，其他两路大军分别由大将塔察儿和兀良哈台率领，期于1260年正月会师潭州，然后顺江东下，直取临安。不料，蒙哥的大军在重庆北的钓鱼山城遭到激烈抵抗，塔察儿麾下的东路军围攻襄阳、樊城约一周时间，结果兵败撤退。蒙哥汗大怒，撤换塔察儿，让赋闲在家的忽必烈再度领军南下。
对蒙哥来说，此次临阵换将，其后果几乎是无法承受的。忽必烈1258年底从北方的开平誓师出发，次年入秋才进入河南境内。在此期间，自冬及暑，蒙哥大军在钓鱼城下陷入苦战。七月，在钓鱼城下暑气和瘟疫肆虐的蒙古军营中，蒙哥汗猝然身亡，成为蒙古帝国第三位出征期间驾崩的大汗。这个概率放在传统中国君主身上，简直难以想象。中国皇帝最好的结局，大概是在重重殿宇的深处，在阉宦和宫人的环伺之下咽气。
蒙哥绝对是忽必烈崛起的头号劲敌。“钩考”过后，双方面上一团和气。然而，既然已经撕破了面皮，即使还顾虑手足之情没有公然兵戎相见，忽必烈和蒙哥，以及围绕在这两兄弟周围的各种势力，也必然要有摊牌的一天。
对忽必烈来说，幸运的是，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了。对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来说，不幸的是要接替蒙哥，仓促间坐上牌桌，将赌局进行到底。
公正地讲，蒙哥留给阿里不哥的，倒不是一把烂牌。尽管忽必烈在即位诏中自吹自擂：
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
不过，草原帝国的继承，从来就不讲“以贤以长”这一套。什么长幼、行辈、嫡庶，都可以毫不客气地拿来为最终胜利者辩护，而这个最终胜利，是要靠各种拉帮结派、谈判、谋杀和清洗，更多时候还要诉诸内战才能获得的。傅礼初（Joseph F. Fletcher）简单地把这个混乱的继承过程称为“血腥继承制”（bloody tanistry）。在这场斗争中，弟弟阿里不哥占据了蒙古根本之地，控制了和林的军队和诸斡耳朵[2]，具有更充分的大义名分。所以，杉山正明才讽刺地把这场继承战争重新命名为“忽必烈之乱”。
阿里不哥接到蒙哥去世的消息，大概也略早于忽必烈。他的党羽，也是当年参与“迫害”忽必烈的阿蓝答儿等人马上行动起来，利用和林四通八达的帝国驿站系统，大肆征调军队。个别军队的集结，距离忽必烈王府的老根据地开平还不到百里。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听到风声，赶紧派人去南方前线密报忽必烈。波斯文史籍记载，察必用了一个有趣的暗语：“大鱼的头被砍断了，在小鱼中除了你和阿里不哥以外，还剩下谁呢？”
1260年（中统元年）农历三月，忽必烈火速赶回开平，抢先登基。随后，双方围绕北（开平—燕京）、西（秦—陇—蜀）两条战线展开了争夺。这场汗位争夺战的细节还说不太清楚，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况且在胜利者的史书中，失败者是没有光彩的。我们只知道，最终，忽必烈凭借东道蒙古诸王的拥护、当年王府网罗的各种奇能异士，加上汉地源源不绝的资源输送，逼迫对手在1264年（中统五年）走投无路，亲身归降。当阿里不哥按照屈辱的习俗，肩上挂着大帐的门帘去见忽必烈时，哥哥问弟弟：“这场纷争究竟谁是对的？”弟弟回答：“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
就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在西北鏖战的当儿，大后方又起火了。1262年（中统三年）二月，长期盘踞山东的军阀、“益都路行省、江淮大都督”李璮，宣布背叛蒙古，将自己统治下的涟海三城献给南宋，换取了南宋的册封。李璮盘踞山东东南部多年，一贯借口与南宋作战，养寇自重。忽必烈北上争夺皇位，他不发一兵一卒。此次突然叛投南宋，也是早有预谋。李璮的儿子李彦简留在忽必烈身边当人质，他就在从京城到益都的沿路各个交通要点安插了自己的密探，随时备有快马，搞了一条秘密驿道。这条私驿平时可用来传递情报，谋反前夕，李彦简就利用它日夜兼程逃回了山东。
据说，在蒙古军队的重重包围中，李璮曾经登上城楼，凭栏远眺，望一望该来而迟迟不来——其实根本不会来——的“援军”，作了一首《水龙吟》：
腰刀帕首从军，戍楼独倚闲凝眺，中原气象，狐居兔穴，暮烟残照。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叹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
世变沧海成田，奈群生几番惊扰，干戈烂漫，无时休息，凭谁驱扫？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
可见这位山东军阀并非一点宏图壮志没有，只是格局毕竟狭隘。从一开始，忽必烈的幕僚姚枢就料定他不敢趁忽必烈北上之机“濒海捣燕，闭关居庸”，必定只会攻占济南后固守待机。果然，李璮一方面对南宋援军期待过高，一方面幻想他振臂一呼，就能在原金朝统治区内的大小军阀中造成一定的混乱。结果，蒙古大军三月围城，到了七月，济南城就守不住了。七月十三日，最后一次突围未果后，李璮知道大势已去，“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可惜自杀未成，被绑到了蒙古军统帅帐前就地处死。
对李璮的穷途末日，明代的《前闻记》还留下了一个奇特的传说。说是蒙古军合围后，时常有一股白色“蜃气”弥漫在济南城上空。老人都说，这大概是“白蛇精”作祟。于是，迷信的蒙古军专程从东平府物色了一位“开山人”（捕蛇者）来对付它。这位江湖术士远远望见济南城头的白雾，一口咬定：果然是“白蛇精”，不过还算幸运，“未食血，若食血了难收”，如果一百天内能够捕得此蛇，就可以活捉“李行省”：
乃于白气之方掘一土穴，取禁蛇于其内，早夜绕城吹牛角咒之：大蛇不出小蛇出，小蛇不出大蛇出。至六月半间，其白气腾空而去。
据说，自从这道白气飞去后，李璮的精气神就一日不如一日，昏昏沉沉，“军伍不备。将士作乱，以致绝粮”，都不管了；十九日那天，“夜一鼓，有大星坠于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璮死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