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统治者到官僚队伍，再到商人和底层民众，1900年的大清上上下下都透着一股衰败相，乌云暗沉，山雨欲来。本书就1900年的大清事迹“切其一片”，一片虽薄虽小，但通过对切片的病理分析，意义却未见得轻而浅。清政府对危机的发生起了什么作用，危机产生后又是如何处理的？鸦片战争60年后，社会阶层的变化对此又有什么影响？在这场惊涛骇浪中，官员们又是如何应对的？简言之，本书将视角投射在清政府对危机的判断和管控、新的社会阶层对社会进程的影响、中高级官员对时局的判断和应对之上。
作者介绍
雷颐，著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等。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历史：何以至此》《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取静集》《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裂缝》《历史的进退》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部分摘录：
天津教案与庚子年预演 1900年，义和团运动正在兴起，一年后便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突然燃遍整个北中国。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然被残酷镇压下去，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义和团运动发展到如此规模，与此前几十年各地的“反洋教”运动密切相关，前后一脉相承。要深入了解义和团运动，必须对此前的反洋教运动有相当的了解。“天津教案”是这些反洋教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次，其发生原因及处理与后来的义和团运动有相当的相似性，所以深入了解天津教案，能更深刻地了解义和团运动。
一
“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正是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中兴名臣”曾国藩，因代表清政府对“天津教案”的处理而物议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
这固然是他个人的无奈喟叹，其实也是清政府已丧失正确应对现实能力、进退失据、难逃覆亡命运的隐喻。“天津教案”无疑有多种研究、解读角度，其中重要的一个角度是从清政府的决策及危机处理层面来分析此案。天津教案说明：一，面对谣言，政府一定要尽快澄清事实，不能认为某些民间谣言有利于己就任其泛滥，更不能推波助澜。二，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观点从来很少完全一致，经常互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果其中某一派别想利用“民意”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很可能会失控，给政府、社会、民众都带来灾难性后果。
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乡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中的冲突。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起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人员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
这些教案有大有小，卷入的民众有多有少，但凡是较大的教案，往往有相当有权势的地方士绅的支持和介入，甚至有官方的支持。天津教案，就是有地方甚至朝廷官员支持，才会发展到如此规模。了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由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之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士大夫、官绅及一般民众与洋人教会之间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反洋教”一触即发。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折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不实内容。此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
民族学研究表明，对“陌生者”妖魔化，甚至将其描绘、想象成为“食人者”，不说是近代之前各民族初次相遇时的共性，至少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日本“开国”之初，也有此谣传。
1853年7月8日，四艘巨大的美国“黑船”突然出现在锁国已久的日本的江户湾（今东京湾）水面，停泊在浦贺港，要求日本开国，然后离去。半年后，1854年2月11日，七艘体量更大、炮火更强的美国军舰再次来到江户湾水面，落实半年前提出的开国要求。由于进行了复杂的谈判、签约，这次美国“黑船”停泊了两个多月，而且这次的停泊地点是横滨的金泽港，大大超过了对幕府来说是不可逾越的防线。时间长且距离海岸近，为日本民众近距离观察陌生的美国人，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
对强大的美国舰队，日本幕府不敢造次，但也不能不防，只是海军力量实在有限，不能不抽派当地老百姓的船和人，与水军一同警戒黑船。最初气氛有些紧张，但只两三天就习惯了，他们与美军相处甚洽。附近的百姓说决不能放过这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的机会，远处不少人也来亲眼看一看黑船，想亲自确认一下越传越邪乎的传闻。一些武士也非常好奇，便以“侦察”为名前来参观。这种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确非寻常娱乐活动可以相比。一时间，人们纷纷赶来参观黑船，竟然形成了小小的“黑船热”。
美国黑船停泊横滨，横滨市立大学校长、历史学家加藤祐三教授或许因此对日本开国史、横滨地方史深感兴趣，对此做了深入研究。他的《黑船异变：日本开国小史》对这一段历史与地方史、与当地百姓的关系，做了深刻探讨，找到一些当时人的回忆，披露了日本普通百姓与陌生者初次接触的许多细节。
这些日本人与美国水兵不仅不敌对，甚至相处甚洽，有时还可以从美国舰队那里得到食物，如煮鸡蛋，还有“夹着牛肉或者猪肉的煎鸡蛋”，“如果领取面包的话，就一定要再领一份像臭头油那样的东西，这让人一闻便反胃口”。后来知道，那像臭头油一样的东西叫黄油。领到“烧牛肉后，立即扔到海里”，即使是肚子非常饿，他们也不想吃这种东西。因为明治维新之前，牛在日本只作为耕作的役牛，日本人完全没有吃牛肉的习惯，所以才会这么做。明治维新之后，作为“文明”的生活方式，日本人才开始吃牛肉。今天日本的“和牛”已是世界公认的品质最优秀的良种肉牛之一，在日本被视为“国宝”，在西欧市场也价格昂贵。足见明治维新不仅是体制的变革，也是生活方式的变革。
只要美国军舰上有人向他们招手，他们就乘小船爬到军舰上吃上一顿。美国士兵热情好客，问他们吃这个吗，吃那个吗，但他们“什么也不懂，只顾点头”。有时美国士兵给他们吃饼干，有时还劝他们喝玻璃杯里“红黑色的水”。他们吓得魂飞魄散：“哎哟，我们的脸色都变了。这肯定是人血。美国人不仅用它来染布匹，还把它当作饮料。想到这里，我们赶快离开了军舰。”第二天早晨，他们忍不住又去吃了一顿：“我们暗自在想，美国人给我们吃这吃那，是不是打算杀死我们这些日本人呢？”后来他们才知道，这像人血一样的东西叫葡萄酒。
如果幕府推波助澜，美国人“喝人血”“打算杀死日本人”这种想象很容易作为“事实”广为传播。但幕府早从十几年前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就知道了欧美的船坚炮利，这次更领教了美国军舰的强大，全无以此发动、利用民情民心民意来抵抗美国的“叩关”之意，决定开国。反对幕府的维新力量打出的旗帜、口号是“尊王攘夷”，也没有利用这种妖魔化想象作为推翻幕府、实现“攘夷”的民情民心民意。倒幕成功、明治维新开始后，明治维新的“大英雄”西乡隆盛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尊王攘夷只不过是推翻幕府的一个借口，攘夷有助于鼓舞士气。”说白了，倒幕派也主张开国，“攘夷”只不过是倒幕的一个借口。倒幕派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坂本龙马，起初确是真诚攘夷，但不久就认清世界大势与日本此时的险境，一变而为开国派的重要人物。幕府与倒幕派，双方你死我活，都主张开国，也就都没有利用这种民间对陌生的美国人的妖魔化想象、传言。没有官府或某种组织性推助，谣言传播的范围与作用，大多有限。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70年中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此案兴起，与官方煽动、利用谣言有直接关系。
二
简单说，天津教案是指1870年6月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 Victor）被群众殴毙，教堂被焚毁，并牵连到英国、美国和俄国的教堂、公馆、洋行多处，洋人死亡多名，情形比较特殊。起因是“民间谣言甚多，有谓用药迷拐幼孩者”，“有谓天主教挖眼剖心者”；其激化则因丰大业对天津县令刘杰开枪行凶，引起众怒。[1]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婴儿大量的死亡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等。而天主堂坟地的死婴又因被草草浅埋，婴儿尸体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各种谣言越来越多，越传越广，信之者越来越多，人们的愤怒越来越强烈。
在这种群情汹汹、情况已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迷拐贩卖儿童向来就有，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从外地赶回天津，当晚对二犯提审，第二天便将二人处决。据天津府的告示说，二人姓名为张拴、郭拐，“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是实，更重要的是这张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在处决犯人的告示中写入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情”，客观效果也正是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由于官府正式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经常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某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急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按中方说法，在丰大业与刘杰辩论时，刘杰的一名跟丁挡在前面不让其走，丰大业拔枪就射，打死了这名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在一开始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因在“祺祥政变”中立大功而深得慈禧信任的醇亲王奕，在1869年曾公开发表议论，主张：“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如果外国使馆人员向清政府控告、请求保护，清政府应“以查办为词以缓之”，甚至可以“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他认为，这才是“收民心以固根本”之法。所以，这次愤怒的天津民众将焚烧教堂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怕事闹大，派人将教堂前的浮桥拆毁以阻人前进，但以激烈反洋教著称的提督陈国瑞却派人重搭浮桥，并立马桥头为群众助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