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德国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世界：一个文明开化的国家为什么会制造出西方历史上最大的恐惧？在这部回忆和历史交杂的著作中，著名学者弗里茨·斯特恩用自己的生活棱镜折射出了这一问题。他生于魏玛共和国，1938年被迫移民美国，后来成为一位享誉盛名的历史学家，他的作品开启了认识过去的德国的新视角。 这既是一本内容丰富的回忆录，也深刻地揭示了斯特恩所亲身经历的“五个德国”——从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到两德统一的复杂历史，是一位历史学家目睹了发生在德国和欧洲的变革之后所产生的沉思，他讲述了其人生经历中所涉及的学术和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本书充满了敏锐的洞察、戏剧性和智慧，可作为对德国历史的精细导读。
作者介绍
弗里茨·斯特恩(FritzStern)，1926年出生于德国(现属波兰)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是当代致力于德国史研究的最著名的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先后任教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在德、美两国学界，他都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代表作有：《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梦想与妄想：德国历史剧》《金与铁：俾斯麦、布莱希罗德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等。
部分摘录：
自1926年出生以来，我知道已经存在过五个德国，但我认为其中我了解最透彻的，正是那个我不熟悉的德国，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些岁月里的德国。那个德国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研究对象，在时间上与我有一定的距离，从而使我具有一定程度的超脱感。只是到了开始动手写作这本书时，我才发现我父母的数千封信件，那是我们在1938年移民到美国时他们带来的。一捆捆信件或被整齐地包裹着，或被放置在木箱中，这些信件自被带到这里以后，就从未被打开过，其中有些出自我家前几代人，也有些来自我父母的朋友和同事，大都是在德国的和平时期写的家信，还有一批是我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与家中的通信。这些信件都是关于日常的或不同寻常的事件的会话。虽未言明，但这些信里的事件都发生在早前的那段时间里。信件涉及的主题多种多样，其中的内容或确认或放大或改变了我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他们说话的口吻特别直接，甚至他们的沉默也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习惯。我现在认识到，其中大多数信件会对我起到很好的作用，不仅能作为我早期工作的说明性附注，还能引发我重新思考。
作为德国东部西里西亚首府的布雷斯劳，至少曾经是我家中四代人的家乡。这座城市拥有过不同的主人，也有过有争议的历史。它的起源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其发展得益于坐落在流入波罗的海的奥得河河畔这一得天独厚的位置。几个世纪前，这里是一座名为弗罗茨瓦夫的波兰城市——德国人后来往往有意忘记这一事实。我在那里长大，我了解到它曾经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直到1741年的一天，年轻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后来被称为腓特烈大帝，从玛丽亚·特蕾莎女皇手中夺取了被称为“奥地利帝国的珍宝”的西里西亚全部领土，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代表普鲁士王国惊人的崛起。1871年后，布雷斯劳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这个国家实行联邦制，其成员国享有部分权力，并允许诸如普鲁士、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等伟大的德意志古王国保留其君主制。普鲁士凭借其规模和传统在帝国中占有优势地位，普鲁士君主兼任帝国皇帝，这一双重身份就是这个事实的象征。
布雷斯劳的市民有多重公民身份：他们是西里西亚人，有自己的方言；他们又是普鲁士人，守着简朴的传统；他们也是德国人，传承着一个古老的民族的文化。布雷斯劳是普鲁士第二大城市。在19世纪，布雷斯劳的许多市民是为实现统一和自由这个双重目标而进行斗争的坚定支持者——也就是说，为了一个现代宪法所保证的拥有基本公民自由的德意志民族国家。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们的自由梦想破灭了。普鲁士国王于1850年颁布了一部宪法，保留了君主的执政权（仍然被视为神权），尽管它规定立法机构有一定的预算权力，这个立法机构是由（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选举人根据三级投票系统（取决于所支付的直接税税额）选举出来的。跳过那些细节，人们需要记住，这是一个公然的富豪制度——当然它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在经历了十年的反攻和镇压之后，这期间德国经济有了显著增长，西里西亚和其他地方富裕的资产阶级向普鲁士议会派出了构成其多数的自由派人士。
面对这种自由主义的反对派，国王自然要竭尽全力维护他的君主权力，他任命奥托·冯·俾斯麦为首相。俾斯麦是一位热情但不依惯例出牌的君主主义者，他与自由派进行斗争并分裂了他们——通过满足他们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在他的领导下，普鲁士仅仅用了八年时间就打赢了三场战争，在1871年以战胜法国而达到顶点，同时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德国，其联邦结构为成员国保留了重要权力。虽然普鲁士旧贵族阶层和军队努力维持其政治统治地位，但俾斯麦仍然建立了一个德国议会——德意志帝国国会——由男性普选产生。他之所以采用这一革命性的普选原则（为此还常常被贴上“白色革命者”的标签），是因为他认为保守的农民会在人数上超过可恶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这是一个错误的估计：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同的社会——不断膨胀的无产阶级淹没了萎缩中的农民阶级，并且把他们自己信奉社会主义的代表送进了国会大厦。
大多数中产阶级和从事脑力劳动的德国人非常高兴，最终国家获得了统一——他们乐意面对或接受一个在国内将法治与君主专制秩序相结合、在国外权力不断获得增长的国家。这个新的德意志帝国内部日益加深的分裂——俾斯麦本人开始将社会主义者和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天主教徒称为“帝国的敌人”——被各种惊人增长的权力以及看到德国崛起成为欧洲支配力量而产生的强烈自豪感掩盖。左派自由主义者恪守承诺，主张民众主权和宽容，在帝国内部却成了正处于下滑状态的少数派；日益保守且决意保存不合时宜的政治制度的普鲁士议会与日益进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之间的矛盾，预示着一个最终的冲突。但只有极少数同时代人才认识到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与一个抱残守缺的政治体制之间存在这一矛盾，这个体制的标志是重叠的精英人物组成的联盟——东德的地主（容克）、强大的实业家、军队和高级公务员。换句话说，在一个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个经济上正在衰退的农业贵族在拼命地紧紧抓住权力不放，而一度追求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感觉被夹在旧日的统治者和方兴未艾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作为德国工业化的政治副产品，社会民主党正在不断扩大其势力。有许多德国人已经认识到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对于根深蒂固的权势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前景。
我的祖先身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的成功和矛盾。在他们眼里，“德国问题”似乎在1871年之后已经得到了解决；他们绝大部分专心于其他事情，而不是国家政治。1890年俾斯麦被解职后，他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实际上出现了一种赞颂“强大的领导者”的迷信，我的部分家人也屈从于这样一种危险的观点。然而，城市政治是不同的：在城市地方事务中，投票制度依然有利于繁荣的资产阶级，而这个阶级碰巧是自由主义的。
我的曾祖父母和他们的后代都参与了布雷斯劳这个城市的建设。布雷斯劳凭借广袤的农业腹地和东南部丰富的煤矿资源，扩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和工业中心，日益繁荣，声名远扬。其城市人口增长迅速，1861—1910年人口翻了两番，从12.8万人增加到了50万人，其中60%为新教徒，35%为天主教徒，约5%为犹太人。布雷斯劳有充满活力、值得自豪的市民生活和文化生活，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德国的城市在文化独特性上争先恐后，他们的资产阶级父辈在为复辟他们的阶级和时代而竭尽全力，这正是以往君主朝廷做过的事情。
布雷斯劳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机构是西里西亚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其现代形式的建立是在1811年，即在普鲁士改革时代，这是对法国大革命释放出来的力量做出的回应，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这所大学取代了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于1702年建立的一所天主教大学，它是普鲁士第一所非教派大学，拥有天主教和新教两种神学院。在经历了四十多年平庸无奇且缺乏建树的发展之后，这所大学突然间声名显赫——在医学领域更加出类拔萃，并且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国家大力支持这所大学，而市政府的要员们则促进了布雷斯劳的文化生活——这一点在剧院和音乐及其艺术学院方面表现很明显，由此吸引了各个领域的人才。虽然布雷斯劳不能与柏林或慕尼黑或维也纳相媲美，但它是雄心勃勃的，而且是成功的。
鉴于其工业部门的重要性，以博尔西希工程制造厂为例，布雷斯劳的无产阶级也在壮大。19世纪60年代初期，费迪南德·拉萨尔，一个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一个布雷斯劳商人的儿子，成了德国工人阶级运动的第一位领导人，一个非革命性的马克思。几十年来，布雷斯劳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党派和不少左倾激进团体。
同德国土地上的任何犹太人社区一样，布雷斯劳的犹太人社区是形形色色的。自1744年犹太人第一次被重新接纳进这个城市以来，一些犹太人家庭就一直住在这里；受布雷斯劳城市里的机遇的吸引，其他人也从乡村小镇迁移到了这里。有些人来自更远的东部，被称为东方犹太人（Ostjuden），他们把普鲁士视为一个有希望的避风港。布雷斯劳的犹太人有富有穷；有信仰东正教的，也有信仰更正教的；有传统主义的，也有被完全同化了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一些犹太男人过着丰富的市民生活，而妇女则在社会工作和社区责任上担当先驱。在某些领域，如军队，犹太人是被禁止进入的；在其他一些领域，如公务员，犹太人则受到阻碍。因此，犹太人只能过度集中在贸易及其他行业，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达到了公共教育系统的最高层次。此外，他们十分富有，换言之，他们是主要的纳税人和慈善家。
在很多方面，我的祖先们——追溯到我的曾祖父母辈，他们出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例证了这种共性和多样性。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和外祖父，还有我的父亲，都是内科医生，他们的成功和挫折体现了他们阶级的特点——至少在1914年之前，他们一帆风顺，并且在专业上卓越超群、独具创新，具有独特的气质。
我的四位祖父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他们中我只见过外祖母海德薇格·布瑞格，1939年她在皇后区我们的小公寓里去世；她的丈夫奥斯卡早在1914年就去世了。我的祖父理查德·斯特恩于1911年去世，一年后他的遗孀丢下了时年十七岁的我的父亲鲁道夫也辞世了，成了孤儿的父亲，与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相依为命。
斯特恩夫妇和布瑞格夫妇都属于我们后来所称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Bildungsbürgertum），即拥有一定财产的资产阶级公民，他们珍视的是他们这个阶级的所有德国人所珍视的东西——教育（Bildung），这是自我塑造和教育的目标，这个目标部分源于对伟大的文化作品、诗歌和音乐经典以及艺术作品的通晓与陶醉。人们认为，这种文化遗产或继承物塑造了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即一个人所宣称并试图依循的价值观。许多德国人默默地相信他们的国家是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家；其他人穿上这身文化外衣则不免显得过分招摇，到1873年，当时尚不出名的弗里德里希·尼采为他们杜撰了一个术语Bildungsphilister（受过教育的市侩）。到19世纪后期，这种文化遗产越来越融合在对科学和进步的热忱信仰之中。德语中的Wissenschaft（科学）一词具有一种特殊的神圣的光环，它既包含有序和可验证的知识体系，也包含追求真理的奉献精神；Wissenschaft还具有道德品质，隐含着彻底的严肃性。对于许多人来说，Bildung和Wissenschaft成了一对孪生神祇，是被不断进步的科学强化的一种信仰，成为一种改变生命的现象，而科学家所坚持的严谨的精神使其更加吸引人。歌德用自己常常援引的格言给这个观点提供了证明：“拥有艺术和科学的人拥有宗教信仰；缺乏艺术和科学的人需要宗教信仰。”在那些年代里，对于许多人来说，科学仍然是无罪的，它是一种解放力量，与基督教教会的恐吓性观念恰恰相反。
我祖母的父亲名叫西吉斯蒙德·阿希，出生于1825年，是布雷斯劳的一位传奇人物。1848年，他刚刚成为一名医生，就领头参加了当年的革命运动。当时，在米兰起义和巴黎起义的激励之下，德国人走上街头，堆筑路障，虽然他们怀着各式各样的目的，但共同点是希望实现民族团结和公民自由。阿希添加了他自己的激进的社会目标，因为他对现存的不公正和贫穷感到十分愤慨（他是在下层阶级的环境中长大的），并充满民主的热情；在演讲中，他要求取消间接税和10小时工作制，这在当时是最激进的观念。阿希经常提到发生在1844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那是早期针对资本主义势力和个体工匠剥削的抗议。1892年上演的格哈特·豪普特曼的著名戏剧《纺织工》，揭露了导致纺织工人奋起反抗的恶劣工作条件，虽然他们的反抗以失败告终。
报纸报道了这位高挑精瘦的年轻医生的行为，他在各种抗议集会上发表演讲时的修辞力量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848年9月，在又一次威胁要摧毁布雷斯劳皇室住宅并由此引发了革命分子与武装士兵之间的战斗的示威活动中，阿希毫不畏缩，勇敢地站在人群的最前面，警告对方不得使用暴力。他不断地大声疾呼，士兵们是“黑暗反动势力不情愿的工具”，伤害他们将是“最大的不公”，因为他们受制于镇压抗议示威者的命令，并且他们应该得到“尊重”。那次抗议活动以及其他抗议活动都保持了和平的方式。然而，到了1848年12月，因为对盟友的不宽容和对激进主义感到失望，阿希离开了民主联盟。当只不过略有改良的旧秩序卷土重来时，他早先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由于他曾参与制作标语牌，抨击以牺牲穷人为代价的皇家奢侈品巨额花费，当局指控阿希冒犯君主。经过一阵子司法拖延之后，他于1851年5月被判处在特别苛刻的条件下监禁一年。在被释放之后，他与一个成功的犹太商人的女儿结了婚，此后专注于医疗实践，并因在黎明时分为贫困患者医治而获得关注。他对富有的病人收费较高，由此就能够免费为穷人诊治，并且还经常在贫穷病患的家中悄悄留下钱，以便让他们能够购买他所开处方的药品。1863年，他当选为市议员，或叫作市议会代表，他在这个职位上足足待了十六年，为改善城市和公共卫生等各种事业尽心尽力、任劳任怨。他成为一名有声望的人物，他的事迹光荣地成为各种戏剧的主题，并因其家庭与全德国进步运动的关系而闻名。他的嫂子，名叫莉娜·摩根斯坦——娘家名为莉娜·鲍尔——是早期的女权主义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