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讲述1500年之前的早期英国文学，历数阿尔弗烈德大王、马洛礼、卡克斯顿、朗格兰、乔叟等在英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人物，描绘《贝奥武甫》《亚瑟王之死》《耕者皮尔斯》《坎特伯雷故事集》等或波澜壮阔、或多姿多彩的作品画卷，是大中学生和文学爱好者入门一探瑰丽英国文学史的不二之选。
文艺复兴时期是英国文学史上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发展脉络作了清晰的梳理，结合重要的历史事件讲述了该时期散文、诗歌、戏剧的特色与发展过程，对莫尔、锡德尼、莎士比亚、琼森、弥尔顿等重要作家及其作品进行“特写式”的专章讨论，叙述中包含评论，具有文学格调和学术深度。本书向我们展开了一幅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发展的全景图，其绚烂多彩令人震撼又雀跃。
《英国18世纪文学史》讨论了18世纪英国文学的发展，涵盖的重要文学流派包括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等，重点讨论的作家有蒲柏、笛福、斯威夫特、约翰逊等。全书对英国18世纪文学的发展脉络作了清晰的梳理，研究透彻、到位，是帮助扩展文学视野、加深文学理解的学术著作。
19世纪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这一百年里，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小说先后步入繁荣昌盛的时代，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大家。《英国19世纪文学史》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钱青教授主编，是“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的第四卷，重点论述1786—1900年间的英国文学，即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和维多利亚文学，涵盖的重要文学体裁包括散文、诗歌、小说、戏剧，重要作家包括雪莱、拜伦、济慈、简•奥斯丁、狄更斯、哈代、王尔德等。本书结合重要的历史事件，对英国19世纪文学的发展脉络作了清晰的梳理，是帮助认识英国19世纪文学发展全景、加深文学理解的良师益友。
《英国20世纪文学史》是“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的最后一卷，对20世纪前90年的英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作了清晰的梳理，详尽的叙述之中包含客观和有学术深度的分析与评论，对重要作家、流派、区域等作专章讨论。涵盖的重要文学体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以及文学评论和广播、电视文学，谈及的重要作家包括哈代、萧伯纳、艾略特、乔伊斯、弗吉尼亚•吴尔夫、迪伦•托马斯、格雷厄姆•格林、贝克特、品特等，涉及的区域包括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等，可谓包罗万象，兼具文学格调和学术深度，是难得的学术佳作。
作者介绍
李赋宁（1917—2004），陕西蒲城人，1917年生于南京。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1948年获美国耶鲁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1952—1986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系教授，1982年起任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莎士比亚学会副会长等。主要成果有：《英语史》、《李赋宁论英语学习和西方文学》、《英国文学名篇选注》（合编）、《艾略特文学论文集》（译著）等。
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193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后留校任教。1947年秋，在英国牛津大学茂登学院学习，获得B. Litt.学位。1949年9月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英语系主任、副院长等。在教学、科研、翻译工作中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周珏良（1916—1992），安徽东至人，早年毕业于北平清华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研究院学习，自1950年以来历任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范围为英美文学、中西比较文学和翻译，偏重于诗、小说和文学理论。
何其莘，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全国英国文学学会会长。出版学术作品：《英国戏剧史》《中国学者眼中的英国文学》《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编写教材：《新概念英语》（新版）、《何其莘英语一条龙系列》、《英国戏剧选读》等。
刘意青，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并留校任教，后相继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美国文学硕士学位和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哲学博士学位。曾多次赴英、美、加拿大等国从事学术交流，特别是1996年获加拿大SACS资助赴加进行文学、文化考察；1999年又以Fulbright讲习教授身份赴美讲学。曾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外国文学学会理事，燕京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18世纪文学、英美19世纪小说、《圣经》文学和加拿大文学。翻译、撰写和主编了多部著作，如《圣经故事一百篇》（香港商务印书馆，1988）、《女性心理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英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欧洲文学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9）、《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等。此外，在《北京大学学报》、《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和《外国文学》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了40多篇学术论文。
钱青，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博士学位。曾任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大学英语教授协会（IAUPE）会员、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英美文学教研室主任等。主要成果有：编著《英美文学工具书指南》，主编《美国文学名著精选》（上下册）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薇拉•凯瑟传》、《当代美国探索性小说的小说技巧》和《谁是迈拉的冤家？评〈冤家〉》等数十篇中英文学术论文。
部分摘录：
跨世纪的巨人：哈代 作为一个跨世纪的文学巨子，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在19世纪生活了60年，在20世纪度过了28年。如果用时间来划分他的文学创作，哈代的小说都是在19世纪完成的。由于小说《无名的裘德》（1895）出版后受到宗教界和舆论界不公正的猛烈抨击，他愤然停写小说，把余生精力全部投入诗的创作。其实他的文学生涯是从写诗开始的，从未间断，只是最后又以写诗终结而已。
一
在我国，一般读者只知道哈代是个出色的小说家。他一生完成15部长篇小说，出版了14部。1878年《还乡》问世，他在文坛崭露头角。在此后的5年中，他所写的《号兵长》（1880）、《冷漠的人》（1881）、《塔里的两个人》（1882）却都让人失望。但时隔不久，哈代推出了《卡斯特桥市长》（1886）和《林地居民》（1887）这两部佳作。随后，《德伯家的苔丝》（1891）和《无名的裘德》使他的小说达到了艺术的高峰。
在哈代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19世纪传统的现实主义向现代派小说发展的倾向。就小说的内容而言，哈代是反传统的。他不沿袭传统格局，不把善与恶的斗争作为小说的主题。他努力发掘人物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的社会内涵，着重表现人物性格中的二重性或复杂性。《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无名的裘德》中的裘德，都是离经叛道式的人物，也可说是反传统的主人公。苔丝，一个贫寒出身的农家姑娘，先失身于贵族后裔艾列克，继而在新婚之夜被安玑儿遗弃。后来，迫于生活，她在绝望中又同艾列克同居。在安玑儿悔悟后回到她身边时，她毅然杀死艾列克，与安玑儿一齐逃亡，后来被绞死。这样一个既美丽善良，又极富叛逆精神的女性在英国传统小说中是很少见的。很多评论家称苔丝为“提前跨入20世纪的维多利亚女性”。当今西方许多大学的文学课之所以把《德伯家的苔丝》列为现代小说，与苔丝这个现代女性的塑造不无关系。在《无名的裘德》中，裘德对神灵的亵渎是对基督教文明的叛逆。裘德和休热恋时哀叹，他们俩“早出生了50年”。哈代预测，若是50年后，裘德与休在彼此相爱的基础上同居，将是合乎时代潮流的行为。可见，哈代的思想早已提前进入了20世纪。
哈代笔下的主人公多是出身社会低层的普通人。他写他们的劳动（如《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挤牛奶），写得很具体，然而却没有或很少反映他们物质生活方面的艰辛。我们读盖斯凯尔夫人的《北与南》、汉弗里·沃德夫人的《玛西拉》两书，看到这两位作家描绘农民物质生活的困苦。哈代在这方面着墨不多。他着重写人物精神上的痛苦，而不是物质上的匮乏。哈代珍惜人的感情，尤其是人的同情心，主张人际关系中有仁和爱，人对动植物以及一切有生命之物都要有仁和爱。他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往往追求炽烈的爱情和丰满的精神生活，他们是在感情上得不到满足、爱情上遭受挫折、精神上受到刺激时才陷入痛苦之中。物质上的得失，对他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还乡》里的女主人公游苔莎是激情的化身，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人爱得发狂。《卡斯特桥市长》中亨查德的死，与其说是事业上的失败，不如说是爱的失落——情人露西塔的爱、继女伊丽莎白·简的爱都相继失去，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垮了。苔丝生活穷困，工作劳累，她可以忍受。但是，她忍受不了爱情上的挫折。新婚之夜，苔丝奉献给安玑儿一颗坦诚的心，告诉他自己上当受骗而失身的往事。安玑儿大为震动，失望、痛苦之情形于色，说出了刺心的话。苔丝的心碎了。她的哀求声感人肺腑：
“你看在咱俩相爱的分上，饶恕我吧！……安玑儿，我以为你真爱我——爱的是我这个人，是我这个人啊！要是你真爱我，你爱的真是我，那你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我已经爱上了你就要爱到底——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你栽了多少跟头，我还是同样爱你，因为你还是你呀！”
19世纪初，资本主义还处于上升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第一次浪潮来到时，文艺作品的主要人物在爱情上往往是得意的。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这两个艺术形象就是浪漫主义作品的典型人物。雪莱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这一诗剧中，幻想在人间建立天堂似的乐园。哈代则不同。他的早期小说，如《伊沙贝塔的才能》（1876）中的爱情题材，还带有喜剧的成分。随着他思想的变化和创作技巧的成熟，他中、后期小说的爱情题材都是悲剧性的，主人公中没有胜利者的欢乐形象。他在《雪莱的云雀》一诗中写道，这种“欢乐的鸟已经掉落在地上死去了”。《远离尘嚣》（1874）、《还乡》、《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等名著无不以爱情为题材，无不描写多角的爱情纠葛，也无不表现爱情之路充满荆棘，以悲剧性的结尾告终，从而揭示人的主观愿望和社会客观现实的矛盾，使小说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在哈代看来，社会是冷漠无情的，它只能扼杀人们的愿望，不会提供满足愿望的机会。
说哈代是悲观主义者的人甚多，但是写悲剧的人不一定都是悲观厌世者。哈代的“悲”是一种悲愤，不是自我哀怜的无病呻吟，而是与人世间的苦难相通的博爱之心。
其实，说哈代是悲观主义者未必公平、妥切。哈代受达尔文影响，是生物进化论者，受斯宾塞的影响，是社会进化论者。他认为，人要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努力适应环境，必须像达尔文主义所宣传的那样，“在丛林中开辟前进的道路”。小说《伊沙贝塔的才能》中的女主人公伊沙贝塔是一个在生活和事业的道路上善于适应环境、克服困难的女性。作为一个有姿色的女人，她是男人追逐的对象，而且她又受着传统观念和世俗偏见的制约。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不懈地奋斗。书中有一段关于野鸭的描写寓意深刻，象征生与死的搏斗：
野鸭善于潜水，先在某处水面钻出来，接着又神出鬼没地在水池两头的水面冒出来，鹰飞到水池一头时，它却在水池另一头浮现。最后敌人只好放弃追逐飞走了；从它摆动的翅膀可以看出，它像魔鬼似的神态阴郁。
哈代擅长刻画妇女形象，尤其对农村妇女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有深刻的理解。读者不难发觉，苔丝这个女性悲剧人物比裘德这个男性悲剧人物更生动、更感人。哈代对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压迫下的妇女怀有深切的同情。苔丝这样一个与男人同居，并犯了杀人罪的女人，被他称作是“一个纯洁的女人”而大加赞颂。哈代站在妇女一边向传统的婚姻道德观挑战。他公开宣称，如果夫妻间没有真正的爱情，就应该解开联结他们的婚姻纽带；强加于人的、没有爱的婚姻关系只能使人痛苦，造成悲剧。他主张修改英国的婚姻法。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革命思想。
哈代的宗教观也与他生活的时代相悖。
哈代在青少年时期虔诚地信仰上帝。后来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逐步发展到摒弃宗教。他目睹世上芸芸众生受苦受难，而上帝却无动于衷，终于觉悟，于是把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于人和未来。他认为：
仁慈的上帝的理论已经受了数千年的考验，结果产生现在这种不体面的、声名狼藉的局面的，恰恰是这个基督教影响最深的欧洲大陆！推行一种不好也不坏的上帝的理论（像《列王》中的上帝）也许值得一试。1
《还乡》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人们在埃格登荒原尽情疯狂地跳舞。作者写道：
此时此刻，他们心目中的异教信仰复活了……他们崇拜的只是他们自己。
在这部小说中，哈代塑造了一个不信教的女主人公游苔莎。她到教堂去做礼拜时，用编织针刺当地一个修女的胳臂，修女的叫声顿时使肃穆庄严的教堂乱作一团。
在《德伯家的苔丝》中，作者问道：“苔丝的保护人在哪里？她那诚挚信仰的上帝在哪里？”
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和“仁慈的上帝”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书中的主人公裘德的理想是献身宗教，传播基督教教义。他想进神学院学习，日后在教堂当牧师。但是，这个善良的青年的理想以及他为实现理想所作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了。带着痛苦和失望，他同上帝彻底决裂了。书中有这样一个亵渎上帝和基督教的插曲——裘德坐在车上想着日后怎样成为一个出色的牧师时，艳丽的阿拉贝拉把一条猪鞭扔在他身上，把他神圣的思索打断了。在当时，这种描写对基督教和上帝是何等的大不敬！
在19世纪的英国，官方对出版物的审查是很严格的。亵渎上帝的文字和内容当然在删除之列。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审查官的干扰，哈代小说中反对宗教的言论或情节肯定会比现在读到的还要犀利得多。
哈代基本上以现实主义的传统手法进行写作。19世纪末，欧洲大陆有不少小说家在尝试新的写作手法，把描述的对象从客观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如法国小说家艾杜阿·杜夏丹在《月桂树被砍掉了》（1888）一书中，就运用了内心独白的技巧。在英国，像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等作家也都热心于小说的变革，把对外部情节的关注转向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以描述意识作为新的叙述技巧。詹姆斯的《贵妇人的画像》（1881）、康拉德的《吉姆老爷》（1990）就是如此。这股新潮对哈代的创作不无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未改变他的写实主义手法。当现代主义作家使小说的情节从属于人物的心理时，哈代始终把情节放在小说的显要位置。人物的外形、人物的活动、外部客观世界的风云变幻、大自然迷人的景色、小说情节按时间顺序的逐步发展，仍然是他在创作时所关注的问题。
哈代的小说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这与他安排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有密切联系。哈代继承了英国老一辈小说家的传统，从人物的活动、事物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事与事之间的关系来编写故事情节。在技巧方面，他与18世纪英国作家菲尔丁和19世纪作家司各特有类似之处，情节曲折生动、事件层出不穷。他善于把来自生活的有趣题材、有特殊风采的人物和各种偶然事件精心地编织在一起。
在这方面，哈代也有缺点，例如，有的情节使人感到作家故意让命运捉弄人，有的情节中偶然性巧合过多。如在《一双湛蓝的秋波》（1873）里，两个追求埃尔弗里德的情敌正为谁应该得到她的爱情而争吵不休，却意外地发觉所乘坐的列车载着埃尔弗里德的棺材。她的死消除了他们之间的仇恨。更有讽刺意味和戏剧性的是，他们俩在教堂地下室同她的遗体告别时，却发觉她的丈夫正在哀悼她。他们俩这才明白，他们热烈追求的女子已经是有夫之妇。
哈代用诗人的眼光看待大自然，善于描写景色。但是他的描写又不同于传统的英国小说家和诗人——他们笔下的英国乡村景色大多是田园牧歌式的。哈代描写的自然景色的基调沉重灰暗。天上乌云笼罩，地上一片苍茫；时而狂风怒吼，时而骤雨如注，时而迷雾四塞。在他的小说中，春光明媚的晴朗天气不多。他喜欢用阴沉的黄昏、无星的黑夜作为背景，呈现给读者的是苍茫朦胧之美、荒凉粗犷之美、沉郁凝重之美，与传统的自然景色——柔媚明丽之美形成对照。在《还乡》中，他写道：
……人们知道，牢狱的墙壁往往呈现出一种气势，能比宏大得多的宫殿还威严。正因为荒原有这种气势，才具有常人认为美丽之地所缺少的崇高卓绝的气氛。
多么不同凡响的描写！
这不凡，在于景色的描写中有强烈的象征性，这也正是哈代诗意写法的一端。暗淡景象象征艰难时世。他写这样的景色，不仅因为他本人反传统的审美趣味，更是为了给他所写的悲剧制造气氛。他在《还乡》中这样评价景色描写：
旖旎的风光配上欢快的时光自然好。可是，唉，要是时光并不欢快，那怎么办呢？人们有时心里难过，多半是因为周围的景物过于艳丽，使人们的心情感觉受到了景致的嘲弄，却很少有人由于周围的景色过于凄凉而感到心情压抑。埃格登荒原的魅力在于它能唤醒人们心灵中那种比较细腻和匮乏的天性，那种新近才迸发出来的感情，而不是那种为柔媚明丽所感动的性情。
的确，人们要问，那种以柔媚明丽为美的唯我独尊的传统地位如今是否已面临末日？
在哈代的笔下，一叶草、一棵树、一池水、一片云、一股风都是具有灵性的生命实体，都可说是他小说中的人物。前面已提到过《还乡》中对埃格登荒原景色的描绘，现在再让我们来细读一番：
十一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黄昏时分，那一片没有界篱隔断的广阔旷野——人们叫它“埃格登荒原”——也渐渐黯淡下来。上面，灰白色的浮云笼罩着苍穹，像一顶帐篷，整个荒原就是它的毡席。
天上挂的既是灰白帐篷，地上铺的又是那苍莽的灌木丛，于是天地交接处就出现了一条清楚的线。在这番衬托下，荒原显露出来的景象就像是黑夜降临前的时刻；夜已经撒下了灰蒙蒙的网笼罩荒原，白昼却分明滞留在天际……仅从颜色看，荒凉的景象使黑夜早来了半小时，同样使曙光迟到半小时，使正午景色惨淡无光；暴风雨未来之际，荒原已预示风暴阴沉的面目；无月光的午夜使荒原更加黑暗，使人见了心惊胆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