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40年5月7日，下议院开始了英国议会历史上最关键的辩论。其结果让英国首相内张伯伦的政府，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受到了威胁。作者生动地描述了一小群反叛的保守党议员如何违抗张伯伦政府旨在安抚欧洲暴君并最终迫使首相辞职的失败主义政策。
从1939年9月英法对德国宣战到1940年5月温斯顿丘吉尔就任首相，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在这个转折点之前的“假战”是等待和无所作为的时期，但奥尔森并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她戏剧性地详细描述了当时蔓延到英国的公众动乱，人们意识到这个国家在对抗希特勒时准备不足，他们的基本公民自由受到了威胁，还有一些勇敢的政治家愿意冒着政治自杀的危险，带头反对张伯伦。他们是Harold Macmillan、Robert Boothby、Leo Amery、Ronald Cartland和Robert Cranborne。这些反抗者在议会和英国国家中上演了一幕幕非同寻常的政治和个人戏剧。
作者介绍
琳内·奥尔森长期从事记者工作，先后担任美联社（AP）驻莫斯科记者、驻华盛顿政治记者，和《巴尔的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驻白宫特派员。
琳内·奥尔森现为专职作家，已出版七部著作，大多与“二战”及英国在“二战”中的关键角色有关。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称琳内·奥尔森为“‘二战’政治和外交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史学家”。
琳内·奥尔森的其他著作还有《盟友》（Citizens of London，又译作《伦敦公民》）、《那些愤怒的日子》（Those Angry Days）
部分摘录：
罗纳德·卡特兰当选议会议员后不久，他和其他保守党新议员被召集到一个消瘦、黝黑而英俊的男人面前开会，这个男人就是大卫·马杰森（David Margesson）。政府的首席党鞭马杰森以教官的口吻，向新议员们宣讲“遵守游戏规则”和“永远不要打击自己人”的重要性。
卡特兰很快就会证明，他根本没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他和其他大多数保守党新议员不需要马杰森的指导，因为大多数保守党议员就读于英国精英公学，马杰森宣讲的这两条是公学灌输给新生的基本规定。这一时期，超过三分之一的保守党议员，以及很多自由党议员和工党议员，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这两所最负盛名的学府。[1]还有许多议员就读于拉格比公学、什鲁斯伯里中学、温彻斯特公学、威斯敏斯特公学和查特豪斯公学，查特豪斯公学正是卡特兰的母校。他们中的许多人去了牛津或剑桥上大学。
就读于公学的学生们建立了一个狭小、紧密而封闭的关系网，一直掌控着英国政府和社会，延续了几代人。它的议员住在同一个街区，属于同样的俱乐部，参加同样的聚会，有同样的口音，使用同样的俚语，娶彼此的姐妹为妻，与彼此的妻子发生婚外情。
弗吉尼亚·考尔斯是一个年轻的波士顿人，后来在伦敦当了记者。她受到首都主流社交圈和政治圈的欢迎，经常参加他们的晚宴和家庭聚会。她后来写道：“这些聚会最让我惊讶的是，似乎每个人从小就认识其他人。当他们争辩的时候，就像一个大家庭内部的角力，每个人都乐于牺牲对方的利益，但实际上被强烈的忠诚所约束。”[2]
忠诚的确是这些圈子的口号，从众也是。要想进入伊顿公学、哈罗公学或查特豪斯公学，孩子们必须循规蹈矩，必须遵守公学的习惯和传统，这些习惯和传统在公学还是贵族和乡绅们的专属领地时就传了下来。到了19世纪后期，学校开始向新兴职业和商业阶层的孩子们敞开大门，这些人一踏进校门，他们的棱角很快就被磨平了。中产阶级的男孩学会了遵守贵族的绅士行为标准。正如曾经的剑桥大学教授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所说的那样，他们意识到“如果你遵守（上流社会的）礼仪，穿得像他们一样，说话带着他们的口音，习惯使用他们的语言和笑话，你就更容易被接受”[3]。最重要的是，他们懂得了遵守被认为是正确的社会准则的重要性，即了解“适当”与“不适当”以及“正确”与“不正确”的行为。
对于任何一个刚进入公学的男孩来说，不管他的背景如何，都需要了解规则和限令。用一位观察者的话来说，“它们就像原始人的禁忌，与现代世界无关”[4]。大多数高年级学生的目的是让新生知道自己在学校地位低下。根据学校的规定，低年级男生被以各种方式任意限制：禁止他们两人以上走出校门，或禁止他们带雨伞，或禁止他们在室外收起雨伞，或禁止他们歪戴硬草帽或者礼帽，或禁止他们进入学校中非其居住的房子。作为年长学生的“非正式仆人”，他们被命令跑腿，做其他杂务，比如擦鞋。在冬天，他们甚至还要在学校的户外厕所里为年长的男孩暖座。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规定是由学校的高年级学生执行的，他们负责监督低年级学生的行为。表面上，让学生担任纪律处分人员是要让大一点的男孩承担起领导的责任。但是，正如伊顿公学的一位校友所言，这一切都发生在男孩们还在“蝇王”[5][6]期的时候，因此虐待现象非常普遍。在大多数学校，被同学殴打是对违反无数晦涩难懂、不成文的规章制度的常见惩罚。
不出所料，新生们很快就意识到服从权威是多么重要，他们一直在等待自己成为高年级学生的那一天，那时他们就可以像学长对待自己一样来对待学弟。于是，一个公学的男孩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服从并成为集体的一部分。这些学校重视团队活动，旨在“塑造性格”，强调对群体和团队合作的重视。一般来说，那些通常拥有最高地位和威望并受人崇拜和尊敬的男孩，往往是板球明星、橄榄球运动员和足球运动员。不符合理想形象的学生往往会经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那些害羞的、聪明的、好奇的、叛逆的、对体育不感兴趣的或者在其他方面与众不同的男孩，常常被忽视、被嘲笑，甚至被孤立。
一个男孩应该学会独立思考，质疑和批判他所处社会的信条在当时对大多数英国公学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正如历史学家鲁珀特·威尔金森（Rupert Wilkinson）指出的那样，公学重视拉丁语、希腊语以及其他死记硬背的科目，这些科目“可能对记忆和逻辑思维有所帮助，但对唤醒想象力作用不大”[7]。后来去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在那里发现了更加振奋人心的思想自由，如果他们愿意，这是一个扩展和挑战自己思想的机会。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对于传统和绅士准则有着同样的执着，像公学一样强调对学校的忠诚。这种对传统的崇敬和对忠诚的坚守将伴随他们大多数人一生。
几年后，当一些人成为议员时，他们所面临的服从权威、循规蹈矩的压力，与当年在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时如出一辙。大多数以前在公学就读的男孩屈服了。很明显，在下议院就像在学校一样，新人要注意举止，服从上级，如果他们想出人头地，就要忠实地推进党的事业。毫不掩饰的野心、公开的批评和反叛被视为“糟糕的形式”和“不遵守游戏规则”，会得到适当的处罚。据一位年轻的爱尔兰人杰克·麦克纳马拉（Jack Macnamara）说，他在进入议会之前曾在印度的英国军队服役，大多数资深议员会同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完全和绝对地压制新人，他们应该准备好奉承与附和他人，但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或者绝不能提出异议，如此日复一日，循环往复”[8]。
就像学校里低年级的学生被高年级学长控制一样，议会的新成员也被他们的党鞭所控制，这些人的职责就是确保党内成员投票支持党的路线。然而，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由保守党控制的政府中，保守党首席党鞭及其助手掌握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工党和自由党中职位相当的同人。用一位后来的保守党议员的话说，他们是政治互惠的主要执行者，他们提供“使威斯敏斯特的生活过得去的一切便利”[9]。这些便利包括初级大臣[10]职位、爵士头衔，还有参加议会出访外国的代表团，甚至包括受邀参加每年在白金汉宫举行的花园聚会。保守党议员认为，党鞭没有必要那么直白地说：“如果你反对党的政策，你就别指望有什么职权，也别指望有大把机会获得爵士头衔，更别指望参加我们在国外的任何代表团，或者在你特别感兴趣的委员会任职。”保守党议员补充道：“但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威胁确实存在，而且是有效的。”像卡特兰、麦克纳马拉和其他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后座议员，明知反对政府会危及自己的政治前途，却还是这么做了。
当然，所有议员都明白，忠诚于自己的政党是英国政治的基本前提，并且始终如此。一个议会议员候选人需要得到其政党地方机构的认可和支持才能成为议员，或被提名。所以在选举时，选民倾向于把选票投给政党，而不是个人。一旦当选，作为执政党成员的议会议员必须团结一致，支持首相的政策，确保政府不会垮台。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保守党议员认为，在大卫·马杰森的领导下，政府纪律委员会屈从于政党的要求。杰克·麦克纳马拉讽刺地称保守党首席党鞭和他的副手是“名副其实的九尾猫”[11]。马杰森被议员们视为恶霸和酷吏，他是一个男爵的儿子，也是白金汉郡伯爵的孙子，曾就读于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在哈罗公学求学时，他以擅长游戏和不喜欢学术而闻名。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他在拿到学位前就离开了学校。尽管马杰森出身贵族，但家境贫寒。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去了美国，在那里做过各种临时工作，包括在芝加哥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做过一段时间的店员。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在法国与第十一轻骑兵连作战，最终赢得了战功十字勋章。1922年他被选为下议院议员，4年后加入了党鞭办公室，并于1931年成为首席党鞭。
战争期间，马杰森娶了弗朗西丝·莱格特（Frances Leggett），一位年轻的美国女继承人，她少女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妻子的巨额财产使马杰森成为一名全职的政治家，不必为生计发愁。然而，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弗朗西丝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而用她的话说，马杰森“鄙视文化”[12]，完全沉迷于政治，在他难得的空闲时间里，还得猎狐。在生了3个孩子之后，这对夫妇于1930年分居。
随着婚姻的结束，马杰森全身心投入议会工作。他曾经告诉时任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他把党鞭办公室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家。“他从一开始就喜欢下议院，”马杰森的女儿回忆道，“对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充满热情。政治是他一生的主要兴趣……”[13]马杰森经常一天工作超过12小时，他管理党鞭办公室，就像曾经领导一支不屈不挠的军队一样，让党鞭办公室遵从20世纪30年代他所服务的3位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没有人质疑他的能力。事实上，在议会任职超过50年的劳合·乔治称他为最富技巧、最高效的首席党鞭。[14]他的女儿推测，马杰森的高效率可能是由于他的“局限和天赋，如果他有更强的求知欲，他就会更多疑。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政党的正确性”[15]。
马杰森是伦敦社交圈里很受欢迎的人物，下班后的他既迷人又善解人意。但在下议院，他表现出一种冷酷无情的态度，迫使保守党议员屈从于他和政府的意愿。一个纪律委员会的同僚说，在马杰森的眼中，“不是支持政府，就是反对政府，没有中庸之道”[16]。20世纪30年代初，年轻的保守党议员帕特里克·唐纳（Patrick Donner）因敢于投票反对一项政府法案而被召到马杰森的办公室。唐纳在首席党鞭的办公桌前站了一分多钟，马杰森和平时一样穿着整洁的黑色衬衣和黑白格子长裤，埋头写着什么，对他视而不见。最后唐纳说：“如果您忙的话，我在您更方便的时候回来。”[17]马杰森抬起头，问道：“你昨晚投反对票到底是什么意思？”唐纳吃了一惊，反驳道：“您现在跟我说这些，就像我是个混蛋一样，您什么意思？”由于他的冲动和鲁莽，这位年轻的下议院议员被“打入了冷宫”。有好几年，马杰森拒绝和他说话，唐纳的仕途晋升机会也就这样被剥夺了。
对于那些从小就把忠诚和共同掌权视为最高准则的人来说，想要反抗他们的政治上级需要极强的意志力，尤其是这种反抗不仅意味着失去未来的政治利益，而且意味着被同僚当作“贱民”来对待。下属们称马杰森为“头儿”，一位政治评论员曾写道：“他将公学的方法应用到了下议院的校友关系中。”[18]
如果其中一个“男孩”误入歧途，或者站错了队，其他人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家伙有点被当作局外人。当然，在公学的准则中，一个局外人的朋友当然也被视为局外人。如果那个家伙还是不肯遵守“游戏”规则，好吧，那他就一定会被“打入冷宫”。其他的伙伴会避开他，唾弃他，当他走进房间时，大家就不说话了。这是对人性脆弱面的一个明显反映，即使是成年人也很少能“接受它”。
在一个所谓的城里最好的且非常重视兄弟情谊和伙伴关系的俱乐部里，这种排斥尤其伤人。著名陶器世家的后裔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同时是一位反绥靖工党议员，他经常与两大政党中的同僚发生争执，但他喜欢下议院中“极强的兄弟情谊”[19]，他表示这种“兄弟情谊”在美国众议院或任何其他国家立法机构中都不存在。韦奇伍德说，大多数议员没有自己的议会办公室，所以他们“像一个家庭或俱乐部一样，在写作、吸烟或就餐的地方工作（或闲聊）”[20]。在美国众议院，每个议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室，“没有‘家庭生活’，没有共同的话题。那不是社交，不是思想的延续，而是一门生意”。
因此，有理由认为，下议院中这么多人在一起，来自同辈的压力一直是防范叛乱的最有力保障之一。《笨拙》（Punch）杂志的编辑克里斯托弗·霍利斯（Christopher Hollis）曾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保守党议员，他在马杰森执政多年后指出：“日复一日地与那些认为你像叛国者的人坐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不快的了。”[21]
罗纳德·卡特兰喜欢下议院中的兄弟情谊，但他根本无法强迫自己参与政治游戏。理查德·劳（Richard Law）说：“他完全蔑视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政客的获益手段（罗纳德也雄心勃勃），如果他愿意那样做，长辈们会庇护他。”[22]理查德是一位反绥靖政策的保守党人，是前首相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的儿子，也是卡特兰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