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顼目“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是一套系统研究和深度解析秦历史进程和秦文化特质的学术丛书。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领衔主编，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十余位资深学者历时6年编撰而成。包括《秦交通史》(王子今)、《秦文字研究》(周晓陆等)、《秦农业史新编》(樊志民、李伊波)、《秦政治文化研究》(雷依群)、《初并天下——秦君主集权研究》(孙闻博)、《帝国的形成与崩溃—秦疆域变迁史稿》(梁万斌)、《秦思想与政治研究》(臧知非)、《秦法律文化新探》(闫晓君)、《秦祭祀研究》(史党社)、《秦礼仪研究》(马志亮)、《秦战争史》(赵国华、叶秋菊)、《秦都邑宫苑硏究》(徐卫民、刘幼臻)、《秦官吏法研究》(周海锋)、《秦史与秦文化研究论著索引》(田静)14种图书，从政治、交通、战争、法律、农业等方面探讨秦从部落到诸侯再到帝国并最终灭亡的历史进程，揭示秦崛起与统一，以及秦帝国崩溃的历史必然性；通过礼仪文化、祭祀习俗、文字特征等展现秦融宗周文化与戎狄文化为一体的文化特质，追溯秦崛起与统一的文化之源，总结秦帝国崩溃的历史教训，从中解析出秦对中华文化与文明的深远影响。
作者介绍
王子今，现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出版《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等学术专著20种，发表学术论文328篇。
部分摘录：
总序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帝国。秦王朝执政短暂，公元前207年被民众武装暴动推翻。秦短促而亡，其失败，在后世长久的历史记忆中更多地被赋予政治教训的意义。然而人们回顾秦史，往往都会追溯到秦人从立国走向强盛的历程，也会对秦文化的品质和特色有所思考。
秦人有早期以畜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历史。《史记》卷五《秦本纪》说秦人先祖柏翳“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1]，《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则作“作朕虞，育草木鸟兽”[2]，《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说“柏益……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3]，经营对象包括“草木”。所谓“育草木”“养育草木”，暗示农业和林业在秦早期经济形式中也曾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秦人经济开发的成就，是秦史进程中不宜忽视的文化因素。其影响，不仅作用于物质层面，也作用于精神层面。秦人在周人称为“西垂”的地方崛起，最初在今甘肃东部、陕西西部活动，利用畜牧业经营能力方面的优势，成为周天子和东方各个文化传统比较悠久的古国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秦作为政治实体，在两周之际得到正式承认。
关中西部的开发，有周人的历史功绩。周王朝的统治重心东迁洛阳后，秦人在这一地区获得显著的经济成就。秦人起先在汧渭之间地方建设了畜牧业基地，又联络草原部族，团结西戎力量，“西垂以其故和睦”，得到周王室的肯定，秦于是立国。正如《史记》卷五《秦本纪》所说：“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4]秦国力逐渐强盛，后来向东发展，在雍（今陕西凤翔）定都，成为西方诸侯国家，与东方列国发生外交和战争关系。雍城是生态条件十分适合农耕发展的富庶地区，与周人早期经营农耕、创造农业奇迹的所谓“周原膴膴”[5]的中心地域东西相邻。因此许多学者将其归入广义“周原”的范围之内。秦国的经济进步，有利用“周余民”较成熟农耕经验的因素。秦穆公时代“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6]是以关中西部地区作为根据地实现的政治成功。
秦的政治中心，随着秦史的发展，呈现由西而东逐步转移的轨迹。比较明确的秦史记录，即从《史记》卷五《秦本纪》所谓“初有史以纪事”的秦文公时代起始。[7]秦人活动的中心，经历了这样的转徙过程：西垂—汧渭之会—平阳—雍—咸阳。《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中的《陕西省春秋战国遗存图》显示，春秋战国时期西安、咸阳附近地方的渭河北岸开始出现重要遗址。[8]而史书明确记载，商鞅推行变法，将秦都由雍迁到了咸阳。《史记》卷五《秦本纪》：“（秦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孝公享国二十四年……其十三年，始都咸阳。”[10]《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11]这些文献记录都明确显示，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开始营造咸阳城和咸阳宫，于秦孝公十三年（前349）从雍城迁都到咸阳。定都咸阳，既是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实现了秦国兴起的历史过程中的显著转折，也是秦政治史上的辉煌亮点。
如果我们从生态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这一事件，也可以获得新的有意义的发现。秦都由西垂东迁至咸阳的过程，是与秦“东略之世”[12]国力不断壮大的历史同步的。迁都咸阳的决策，有将都城从农耕区之边缘转移到农耕区之中心的用意。秦自雍城迁都咸阳，实现了重要的历史转折。一些学者将“迁都咸阳”看作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在“秦商鞅变法”题下写道：“公元前356年，商鞅下变法令”，“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13]杨宽《战国史》（增订本）在“秦国卫鞅的变法”一节“卫鞅第二次变法”题下，将“迁都咸阳，修建宫殿”作为变法主要内容之一，又写道：“咸阳位于秦国的中心地点，靠近渭河，附近物产丰富，交通便利。”[14]林剑鸣《秦史稿》在“商鞅变法的实施”一节，也有“迁都咸阳”的内容。其中写道：“咸阳（在咸阳市窑店东）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适在秦岭怀抱，既便利往来，又便于取南山之产物，若浮渭而下，可直入黄河；在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就是通往函谷关的大道。”[15]这应当是十分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的判断。《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记载，商鞅颁布的新法，有扩大农耕的规划，奖励农耕的法令，保护农耕的措施。[16]于是使得秦国在秦孝公—商鞅时代实现了新的农业跃进。而指导这一历史变化的策划中心和指挥中心，就在咸阳。咸阳附近也自此成为关中经济的重心地域。《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说“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17]，说明“近咸阳”地方水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关中于是“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18]，被看作“天府之国”[19]，因其丰饶，千百年居于经济优胜地位。
回顾春秋战国时期列强竞胜的历史，历史影响比较显著的国家，多位于文明程度处于后起地位的中原外围地区，它们的迅速崛起，对于具有悠久的文明传统的“中国”，即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强烈的冲击。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就是《荀子·王霸》中所说的：“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20]就是说，“五霸”虽然都崛起在文明进程原本相对落后的“僻陋”地方，却能够以新兴的文化强势影响天下，震动中原。“五霸”所指，说法不一，如果按照《白虎通·号·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中的说法：“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也。”也就是除去《荀子》所说“越句践”，加上了“秦穆公”，对于秦的“威”“强”，予以肯定。又说：“《尚书》曰‘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知秦穆之霸也。”[21]秦国力发展态势之急进，对东方诸国有激励和带动的意义。
在战国晚期，七雄之中，以齐、楚、赵、秦为最强。到了公元前3世纪的后期，则秦国的军威，已经势不可当。在秦孝公与商鞅变法之后，秦惠文王兼并巴蜀，宣太后与秦昭襄王战胜义渠，实现对上郡、北地的控制，使秦的疆域大大扩张，时人除“唯秦雄天下”[22]之说外，又称“秦地半天下”[23]。秦国上层执政集团可以跨多纬度空间控制，实现了对游牧区、农牧并作区、粟作区、麦作区以及稻作区兼行管理的条件。这是后来对统一王朝不同生态区和经济区实施全面行政管理的前期演习。当时的东方六国，没有一个国家具备从事这种政治实践的条件。
除了与秦孝公合作推行变法的商鞅之外，秦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还有韩非和吕不韦。《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规范了秦政的导向。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为即将成立的秦王朝描画了政治蓝图。多种渊源不同的政治理念得到吸收，其中包括儒学的民本思想。
秦的统一，是中国史的大事件，也是东方史乃至世界史的大事件。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对于后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发展，对于统一政治格局的定型，秦的创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秦王朝推行郡县制，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皇帝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出现，也是推进政治史进程的重要发明。秦始皇时代实现了高度的集权。皇室、将相、后宫、富族，都无从侵犯或动摇皇帝的权威。执掌管理天下最高权力的，唯有皇帝。“夫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24]与秦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25]的乐观设想不同，秦的统治未能长久，但是，秦王朝的若干重要制度，特别是皇帝独尊的制度，却成为此后两千多年的政治史的范式。如毛泽东诗句所谓“百代犹行秦政法”[26]。秦政风格延续长久，对后世中国有长久的规范作用，也对东方世界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影响。
秦王朝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有试验性质的经济管理形式，是值得重视的。秦时由中央政府主持的长城工程、驰道工程、灵渠工程、阿房宫工程、丽山工程等规模宏大的土木工程的规划和组织，表现出经济管理水平的空前提高，也显示了相当高的行政效率。秦王朝多具有创新意义的经济制度，在施行时各有得失。秦王朝经济管理的军事化体制，以极端苛急的政策倾向为特征，而不合理的以关中奴役关东的区域经济方针等方面的弊病，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秦王朝多以军人为吏，必然使各级行政机构都容易形成极权专制的特点，使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都具有军事化的形制，又使统一后不久即应结束的军事管制阶段在实际上无限延长，终于酿成暴政。
秦王朝的专制统治表现出高度集权的特色，其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具有与此相应的风格。秦王朝虽然统治时间不长，但是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却在若干方面对后世有规定性的意义。“书同文”原本是孔子提出的文化理想。孔子嫡孙子思作《中庸》，引述了孔子的话：“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27]“书同文”，成为文化统一的一种象征。但是在孔子的时代，按照儒家的说法，有其位者无其德，有其德者无其位，“书同文”实际上只是一种空想。战国时期，分裂形势更为显著，书不同文也是体现当时文化背景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如东汉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所说，“诸侯力政，不统于王”，于是礼乐典籍受到破坏，天下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28]秦灭六国，实现统一之后，丞相李斯就上奏建议以“秦文”为基点，欲令天下文字“同之”，凡是与“秦文”不一致的，通通予以废除，以完成文字的统一。历史上的这一重要文化过程，司马迁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中写作“书同文字”与“同书文字”，[29]在《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与《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中分别写作“同天下书”“同文书”。[30]秦王朝的“书同文”虽然没有取得全面的成功，但是当时能够提出这样的文化进步的规划，并且开始了这样的文化进步的实践，应当说，已经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伟大的创举。秦王朝推行文化统一的政策，并不限于文字的统一。在秦始皇出巡各地的刻石文字中，可以看到要求各地民俗实现同化的内容。比如琅邪刻石说到“匡饬异俗”，之罘刻石说到“黔首改化，远迩同度”，表示各地的民俗都要改造，以求整齐统一；而强求民俗统一的形式，是法律的规范，就是所谓“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31]应当看到，秦王朝要实行的全面的“天下”“同度”，是以秦地形成的政治规范、法律制度、文化样式和民俗风格为基本模板的。
秦王朝在思想文化方面谋求统一，是通过强硬性的专制手段推行有关政策实现的。所谓焚书坑儒，就是企图全面摈斥东方文化，以秦文化为主体实行强制性的文化统一。对于所谓“难施用”[32]“不中用”[33]的“无用”之学[34]的否定，甚至不惜采用极端残酷的手段。
秦王朝以关中地方作为政治中心，也作为文化基地。关中地方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条件。秦亡，刘邦入咸阳，称“仓粟多”[35]，项羽确定行政中心时有人建议“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都说明了秦时关中经济条件的优越。项羽虽然没有采纳都关中的建议，但是在分封十八诸侯时，首先考虑了对现今陕西地方的控制。“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又“三分关中”，“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36]因“三分关中”的战略设想，于是史有“三秦”之说。近年“废丘”的考古发现，有益于说明这段历史。所谓“秦之故地”[37]，是受到特殊重视的行政空间。
汉代匈奴人和西域人仍然称中原人为“秦人”[38]，汉简资料也可见“秦骑”[39]称谓，说明秦文化对中土以外广大区域的影响形成了深刻的历史记忆。远方“秦人”称谓，是秦的历史光荣的文化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