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第六届古代历史文化奖优秀作品
聚焦公元四世纪末至六世纪的东亚国际关系，
以中国史书重绘倭五王的真实面貌。
倭五王指《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赞、珍、济、兴、武五位倭国王。在邪马台国与中国断交150年后，五王在五世纪初重新向中国派遣了使者。当时东亚各国之间纷争不断，倭国也卷入其中。河内春人从中国史料出发，解读了倭国向中国遣使朝贡的意图和时代背景，展现了当时倭国国内不稳定的王权与文化氛围，分析了倭五王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日本天皇的对应关系，描绘了五世纪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
作者介绍
河内春人，1970年生于日本东京都，1993年毕业于明治大学文学部，2000年明治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后期课程退学。2002年担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PD）、博士（史学）。现任关东学院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本书被选为第六届古代历史文化奖优秀作品。
部分摘录：
第1章 赞派遣使节 ——重启中断150年与中国的外交
在倭五王的时代，倭国通过与中原王朝的外交活动积极地参与东亚的国际关系。在那之前，倭国最后一次向中原王朝派遣使节是在266年，当时还是西晋时期，遣使的是邪马台国，之后双方的关系就断绝了。倭国的身影在整个4世纪都没有在中原王朝出现。
而到了5世纪，倭五王再次向刘宋遣使。这种外交活动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呢？本章将探寻遣使的经过，由此刻画出当时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
1.高句丽派遣的倭国伪使——东晋灭亡，刘宋建立 高句丽、倭国的使节派遣 413年，继广开土王之后巨连成为新的高句丽王。他去世于491年，在位达79年之久，死后被称作长寿王。长寿王继位的那一年，东亚局势出现了一次剧变。
高句丽在那一年向东晋派遣了使节。高句丽上一次向东晋遣使是在343年，中间隔了70年。既然这件事情如此不寻常，我们就有必要探讨事件背后的含义了。在那以后，东亚其他国家的局势还将进一步把中国卷入其中。
还有一件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在同一年，倭国也向东晋派遣了外交使节。倭国上一次向中国遣使已经是将近150年前了。倭国在4世纪一直没有与中国进行外交活动，这次的遣使却打破了之前长久的沉默。
如果这两个事件都是真实的话，在那一年前后，东亚的局势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尤其需要考虑的是，高句丽与倭国在同一年都向东晋遣使，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围绕这个问题，不同的理解方式会影响整个事件的性质。
两国的朝贡在《晋书·安帝本纪》义熙九年条是这样记述的：
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
单从这句话来看，我们可以获得的信息只有高句丽、倭国等在东晋义熙九年（413）带着贡品来朝。不过，我们还有另一则史料《义熙起居注》作为补充。
起居注专门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里面也包含了政务相关的内容。这些记录是编撰史书时使用的原始材料，到皇帝去世的时候要编撰记录他在位时事迹的实录。王朝灭亡之后，史家利用实录和其他资料编成完整的史书，这是史书编撰的主要程序。史书的主要构成部分是本纪和列传，本纪是以在位皇帝划分的编年史，列传则记载人物、外国等的事迹。因此，外国使者朝贡的记录有时候记录在本纪，有时候记录在列传，也可能两边都有记录。
《义熙起居注》中的“义熙”是晋安帝（397～419年在位）的年号（405～419）。这本书是义熙年间的起居注，应该是编撰《晋书》时使用的史料。
《义熙起居注》中有这样一条记录：
倭国献貂皮人参等，诏赐细笙麝香。
《义熙起居注》本身已经散佚，成书于10世纪的《太平御览》引用了书中的一些逸文。上述的句子就是逸文的一部分。
按照这一描述，倭国向东晋进贡了貂皮和人参。貂的栖息地遍布北海道、朝鲜半岛北部、西伯利亚和今俄罗斯其他地方。在貂之中黑貂的皮毛价值最高，是十分珍贵的物品。这里的人参指的是药用价值很高的高丽参，其出产地包括朝鲜半岛和现俄罗斯的沿海各州。这两种产品都不太可能产自日本列岛，而更像是高句丽的产物。
与倭国进贡相关的三种说法 过去学界普遍认为倭五王的登场是从《宋书·倭国传》记载的421年赞[1]的遣使开始的。然而随着倭五王研究的推进，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梁书》所说的赞在413年遣使。倭五王在5世纪积极地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他们最初在东亚外交舞台中登场是在什么时候呢？这虽然是一个很基础的问题，但当代史学界依然有较大分歧。
《义熙起居注》中记载的倭国朝贡看起来与高句丽有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事件呢？
至今为止的研究主要分成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高句丽的使节带着倭国使节一同朝贡，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同入贡说。《义熙起居注》中提到东晋把细笙（一种管乐器）赐给了倭国。细笙的别名是“和”，“和”与“倭”是谐音，东晋可能因此选择把它下赐给倭国（池田温）。
另外《日本书纪》中也能找到支持共同入贡说的内容。应神天皇时期有这么一个故事，说阿知使主和都加使主前往“吴”的时候在高句丽问路，在高句丽人的指引下抵达了“吴”。“吴”指的是江南地区，这个故事说的是倭国与江南的交通往来以高句丽作为中介，倭国使节跟高句丽使节一同前往当地。这一则记录很可能反映了413年倭国与高句丽共同遣使。
第二种说法是，所谓的倭国遣使是高句丽人安排的，倭国并没有真的派遣使者。这个倭国使者是高句丽在战争中捕获的战俘，高句丽把他假扮成使者的样子，让他带着高句丽的物产朝贡。这种说法可以叫作倭人俘虏说。这一说法是对上文讨论过的倭国使者献上貂皮和人参这两种物品的解释（坂元义种）。
第三种说法为东晋赏赐的细笙和麝香是佛教仪式中使用的物品。当时佛教已经传入了高句丽，但尚未传入倭国。这一派认为东晋赏赐的这些物品是给高句丽的，所谓赐给倭国是记录错误。我们把这一观点叫作史料误引说（石井正敏）。这一派还认为，倭国使者根本没有在413年来到东晋，当时朝贡的只有高句丽的使者。
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呢？
共同入贡说认为倭国与中国的外交活动始于413年，而倭人俘虏说与史料误引说都认为413年的派遣是高句丽所为，当时倭国并未与东晋建立关系。倭国是在怎样的国际局势之中参与东亚的对外交往的呢？上述两种结果的差异将导致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
《梁书·倭传》中的“赞” 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先关注另一则跟413年倭国遣使相关的史料，那就是《梁书·倭传》。该书记载了邪马台国的台与派遣使节以后的经过：
其后复立男王，并受中国爵命。晋安帝时，有倭王赞。
《梁书》中“赞”登场于晋安帝的时代。晋安帝时倭国使节来朝只有413年的这一次，也就是说《梁书》把413年的遣使看成倭五王外交活动之始。《梁书》的这段记载直接影响到倭五王的问题。
那么《梁书》的记载到底是否可信呢？
明确表明413年倭国朝贡是赞派遣使者的史料有《梁书·倭传》和综合记述南朝历史的《南史·倭国传》。然而《南史》的记录基本上就是《梁书》的复制，因此认为是赞遣使的实际上就只有《梁书》而已。这里我们就要考虑《梁书》的可信度问题。
《梁书》成书于629年，作者姚思廉是唐代官员，他继承父亲遗志完成了这部史书。该书的特征是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美文（一种注重形式的文体），而是用古文写成。也就是说，姚思廉在编撰《梁书》的时候并不是直接引用原始史料，而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很多记述乍看起来是独立的记事，但实际上可能是姚思廉综合了好几处原始史料改写而成。
简单而言，我认为《梁书》中晋安帝时赞派遣使者的记述源于《宋书》中421年赞遣使的记录。413年遣使的主体并不明确，姚思廉便把两次遣使的王当作同一个人，因此才出现了这种记录。
因此，我们不可以按照《梁书》的说法，断定413年派遣使者的就是倭五王的第一位——赞。
413年派遣伪使的目的与影响 言归正传。高句丽与东晋交往的目的是，在广开土王这位一代英主死后、长寿王刚刚即位的情况下，建立一种一改从前风格的对外关系，对内显示自身的权威。不过，当时高句丽对外政策的背景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辽西的割据政权北燕的动向。
北燕本来是高句丽人的后代高云在407年建立的政权，但高云在409年因臣下叛乱而被杀，之后汉人冯跋镇压叛乱后掌权。北燕本来是高句丽人的政权，理应是一个比较容易拉拢的对象，但现在政权更迭，这有可能会让高句丽变得紧张起来。长寿王跟东晋建立关系或许就是面临与北燕陷入对立的一种对策。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413年的倭国使者呢？
倭国既然跟长寿王之父广开土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那它应该没有动机派使者与高句丽一同到东晋朝贡。因此共同入贡说很难让人信服。也就是说，关于413年倭国使者的身份，应该是认为他并非真正使者的倭人俘虏说或史料误引说更加合理。
这里我想再提一下序章中提到的高句丽进行的“重译外交”。高句丽与前秦交往的时候带上了新罗使者，通过这种做法，一方面构筑起巧妙的对外关系，另一方面也树立了高句丽的威信。
高句丽在时隔七十年后于413年再次向东晋遣使，这应该是包含向东晋示好，以及通过带着过去与高句丽敌对的倭国使者一同进贡来展示它在东亚强大地位的意图。因此，高句丽准备了专门的贡品，伪造了倭国使者，并且获得了细笙和麝香这两种赏赐物。这么看来，赏赐的物品也有可能是高句丽向东晋要求的。
高句丽也确实达到了它的目的。这次朝贡的成果之一是，长寿王获得了东晋的官爵，被任命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对于东晋来说，华北的诸王朝或许在将来与自己敌对，而与高句丽建立关系将有利于东晋应对这种局面。长寿王正是预测到了这一意图而遣使的，这也反映出高句丽王手腕之高超，这正是在复杂的形势中练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