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伏特加政治》一书中，马克·劳伦斯·施拉德（Mark Lawrence Schrad）认为，使社会衰弱的酗酒行为并非与俄罗斯人的基因序列，而是与他们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这种体制长期以来以伏特加作为统治工具。通过一系列的历史性调查研究——从伊凡雷帝到弗拉基米尔·普京，《伏特加政治》呈现了一部俄罗斯的秘密历史——一部被酒精浸泡的历史。审视（而不是忽略）酒精在俄罗斯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使俄罗斯的历史得到了更细致入微的了解：从沙皇们的宫廷阴谋，到苏联和后苏联领导阶层的滑稽醉酒，伏特加从未缺席。
除了这些生动的故事，施拉德仔细研读了原始文件和档案证据来回答挑衅性的问题。俄罗斯的统治者们是如何利用酒精来巩固他们的统治的？沙皇政变中酒精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尼古拉二世带来不幸的禁酒令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催化剂吗？如果没有酒精，苏联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吗？伏特加政治是如何促进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共产主义和公共卫生的崩溃的？克林姆林宫怎样才能克服伏特加的障碍带来更大的社会福祉、繁荣和民主的未来？
透过伏特加酒瓶的瓶底来看俄罗斯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如今的现代国家已经解决几乎一个世纪之后，“酒精问题”仍对俄罗斯的高层政治极其重要。事实上，承认和面对伏特加带来的毁灭性政治遗产，可能是这一代，以及下一代俄罗斯领导层最大的政治挑战。
作者介绍
马克·劳伦斯·施拉德（Mark Lawrence Schrad），博士学位，美国维拉诺瓦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俄罗斯政治和历史等课程，另著有The Political Power of Bad Ideas: Networks, Institutions, and the Global Prohibition Wave。
部分摘录：
伏特加政治 伏特加政治所包括的不仅是操控酒类消费量的政策决策，还有酒精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伏特加酒是俄罗斯人社交生活中检验他人的试金石，伏特加政治也是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中心支柱。历史上，伏特加酒一直都是俄罗斯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间主要的沟通交流点；与此同时，伏特加酒不仅给饱受欺压和蹂躏的人民带去了慰藉，也导致了他们的贫穷和羸弱状态。此外，伏特加酒不仅仅是俄罗斯国家政权管理和控制个体民众的工具，也是民间社会借以躲避国家管控的途径。沙皇帝国的强权很大程度上是以伏特加酒为基础建立的，而当这个帝国在革命的烈火中覆灭时，在一定程度上，伏特加酒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伏特加酒有助于使俄罗斯人民保持沉默顺从的状态，然而在俄罗斯的每一次政变中我们都能看到伏特加酒的身影，伏特加酒也推动了俄罗斯每一次革命的进展。人们举起盛满伏特加的酒杯庆祝国际和平，但伏特加酒也助推俄罗斯走向战争的边缘。伏特加酒有时会拯救俄罗斯免受外国侵略之苦，但在通常情况下，伏特加酒均促成了俄罗斯的军事失利。而且正如伏特加政治加速了沙俄帝国的消亡，一个世纪后，它也帮助毁灭了接替沙俄帝国的苏联。伏特加酒不仅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收入，而且被当作流通货币使用。苏联解体之后，伏特加酒推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逆现代化发展，也导致了全世界和平时期一场前所未见的人口灾难。因此，从很多方面来看，伏特加政治对于理解过去动荡的俄国、现在的俄罗斯以及将来的俄罗斯，都是至关重要的。
今天的俄罗斯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挑战不是恐怖主义，或者核冲突，也不是正确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状况，而是应对数世纪的专制式伏特加政治所带来的公众健康危机和人口危机。最近几年俄罗斯男性平均预期寿命有所反弹，在1990年代，平均预期寿命曾跌落到59岁——这一水平与加纳不相上下。罪魁祸首毫无疑问正是伏特加酒。一项项研究认为，伏特加酒是最主要的祸因，远超心血管疾病、艾滋病与结核病，甚至是癌症。[1]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2009年发起了一场反酗酒运动，当时作为总统的他哀叹道，平均起来，俄罗斯人每年能喝下令人“难以想象的”18升纯酒精，这大约是美国人的两倍，而且也比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定的健康饮酒量多出10升。实际上，这意味着一个正常的俄罗斯人每年要喝下180瓶伏特加酒——或者说每天要喝下半瓶……而这只是平均量。[2]
在苏联国力衰退的时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撤回了深陷在阿富汗这个泥沼中的军队，他将这一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占领行动比作苏联腹部的一个“流血伤口”：它没完没了地损耗着苏联最急需的资源。[3]苏联人在阿富汗耗费了超过10年的时间，损失了大概1.4万名士兵。相比之下，当苏联解体后，每年有超过40万名俄罗斯人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伏特加酒的受害者；此外，俄罗斯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在1994年暴跌至57.6岁。各种与健康相关的研究都认定，在1990年代，伏特加酒的“流行”所导致的过早死亡案例占俄罗斯此类死亡案例的一半以上。据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健康专家所说，如果你是一个俄罗斯人，你的死亡有近四分之一（23.4%）的概率是与酒精相关的。难怪弗拉基米尔·普京一直将伏特加酒导致的人口危机称为“今天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4]
2009年底，克里姆林宫终于注意到问题的存在，并拟订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克里姆林宫计划通过综合控酒措施来使俄罗斯人的酒精消耗量在10年内减半。[5]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外的专家仍旧研究着这一人口危机所带来的众多消极影响：从持久拖累经济的增长和使国家无力征召一支精锐的常规军队，到导致社会混乱和潜在的政治分裂。[6]俄罗斯人对酒精上瘾的后果确实是真实存在和亟待解决的，而且这确实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然而，虽然政府这个新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却注定会失败，因为它没有意识到俄罗斯这个社会对酒精的成瘾只是一个症状，真正的病源是这个国家沉溺于伏特加酒所带来的巨额收益这一事实，以及俄罗斯国家机构将伏特加酒当作一种工具的传统。[7]
从政体中能够找到俄罗斯全社会对酒精成瘾的根源，同样，我们也能找到这个国家一直无法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变它的原因。几个世纪以来，一代代的俄罗斯专制统治者培育了这个社会对酒的依赖。这种做法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俄罗斯的文化中而且无法被轻易地——或者说快速地——改变。要使俄罗斯这个国家断掉对酒瓶的依赖，需要几代俄罗斯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以转变俄罗斯人对酗酒正当性的认知，改变俄罗斯人那极具危害性的饮酒习惯，以及彻底改造俄罗斯那组织混乱的医疗保健基础建设。然而，因为过往的专制政体缺乏由民主程序和保证公民自由所带来的合法性，所以克里姆林宫一直都受到各种压力，迫使它去实现即时性（而不是长期性）的结果——巩固 其合法地位。因此，虽然俄罗斯一代代的专制统治者都提出过“速成的”戒酒计划，但每一次都在短短的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里即宣告破产——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不幸的是，政府目前努力想要达成的目标——截至2020年之前，砍掉俄罗斯人一半以上的酒消费量——无论看上去多么高尚，似乎也将重蹈覆辙。[8]
酒精和俄罗斯的独裁政体 看起来可能很奇怪，为什么一本以俄罗斯酒精政治史为主题的书，开篇会是斯大林和他的核心集团的故事。斯大林的统治既不是俄罗斯政治与伏特加酒之间那漫长而有争议的关系史开启的标志，也不是俄罗斯人酗酒现象发展到顶峰时期的写照。但我们可以在1920年代到1950年代斯大林主导的苏联历史中，找到酒精与威权主义下高度现代化的政治活动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也很清晰地阐释了酒精在俄罗斯政治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斯大林从他的革命战友和前任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列宁（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领导人）那里继承了改造俄国的愿景。在1920年代那场极具破坏性的内战中，列宁被迫采用了恐怖的手段；他的精心策划为那场红色革命带来了胜利——那场内战最终成功摧毁了革命前的社会秩序，但列宁本人却多次患上中风，并在1924年英年早逝。正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所发现的，这场革命不仅是用一个统治阶层替换掉另一个统治阶层，还包括根据共产主义“高度现代化”的设计来彻底改造俄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强制性的集体化和机械化进程是为了对农业进行合理化改造，以服务于国家；速成的工业化和电气化进程是为了改造整体的经济活动，使之服从苏联领导层的命令。这些有形的改造也伴随着文化层面的无形改造：教育、扫盲、建筑和城市规划都接受了统一整顿，目的是创造一种“新的人类”。[9]按照原本的理想，列宁和斯大林所改造的新的苏联文化应该提倡谦逊、守时、干净和戒酒的理念——这些理念都远远不同于过去俄罗斯帝国时期那可憎的资本主义所催生的酗酒、肮脏的农民形象。
虽然约瑟夫·斯大林曾无情地清洗异党，草率地处决犯人，发动集体化运动并强制劳动，但苏联内外仍然有追捧他的人。[10]有人指出了斯大林的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带领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击败强大无畏的纳粹军队，与此同时还将苏联这个偏居欧洲一隅、饱受战争蹂躏且落后于时代的 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只有美国能与之匹敌的全球超级大国。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这些辩护者都点出了斯大林在面对治国的关键难题时所扮演的角色：他让苏联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易于接受政治领导。
耶鲁大学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他的经典作品《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中将这种“易于接受性”解释为政府对人口的统筹安排以简化传统的国家职能——税收、征兵和防止叛乱。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些核心职能，而现代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也可以被认为是一段开发社会资源（税收和征兵）和压制内部竞争对手的历史。[11]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会有很多故事来讲述，在俄罗斯的国家建设计划中，人们是如何使用酒精来支持国家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开发，以及压制国内的反对声音的。
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推出了建设苏联的宏伟方案。斯大林的政权所创造的一切——从军队和政府建设到集体农庄和工业城镇——都是以宏大的规模展开的。[12]然而，这样一个极度现代化的计划却一直受到阻挠，贫穷落后的俄罗斯乡村地区在经历数十年的战争和饥荒的破坏后早已满目疮痍，仍在慢慢恢复中。为了加快恢复进程，1920年代，列宁在他的新经济政策（NEP）中对负荷过重的农民做出了妥协，但他坚定地拒绝对酒精让步，拒绝让酒精继续腐化新苏维埃人。自1914年罗曼诺夫皇朝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以战时措施的名义颁布禁酒令后，俄国全境一直实行着该禁令。当被问及是否会撤销该禁令时，列宁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虽然国家很需要撤销该禁令所带来的收入，但如果恢复了对伏特加酒的垄断经营，将会导致俄国“退回到资本主义时代，而不是前进到共产主义时代”。[13]
随着苏联经济在新经济政策下慢慢恢复，非法私自蒸馏伏特加酒的人——或者说私酒（samogon）酿造者——也开始活跃起来，同样开始猖獗的还有醉酒和袭击行为，苏联工厂工人的旷工行为，甚至是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酗酒行为。这种酗酒的行为不仅有悖于新苏联人的设想，而且数十亿普特（1普特约为16.38千克）的粮食就这么流入非法的自制蒸馏酒作坊，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对于苏联领导层而言；遍布全球的资本主义势力派出的帝国主义军队一直在密谋扑灭苏联人伟大的共产主义实验，如果苏联领导人还想击退他们的反扑，就需要有钢铁般的纪律。[14]1923年，革命鼓动者和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断言苏联绝不会向酒精让步，而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主要对手斯大林却在幕后策划，试图让步。随着斯大林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成为苏联毋庸置疑的领导人，他在1925年终止了列宁禁酒的“高尚实验”，以增加国家财政的名义恢复了传统的对伏特加酒的垄断专营。一个国家的基础构造模块甚至 可以超越最具革命性的政治变革的影响，而在俄罗斯，伏特加政治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础构造模块。
伏特加酒国策 所有的国家都开采着社会资源，而且大多数国家都在行使这一职能的过程中使用了酒精。例如，现代美国的建国基础正是与酒相关的税收和关税。确实，通过《权利法案》后，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所处理的第一件事正是提高酒类贸易方面的收入。[15]俄罗斯的伏特加政治与美国或欧洲其他地方的类似国策的不同之处，在于俄罗斯专制政体长年累月所留下的政治遗产。
“在欧洲文化中，”詹姆斯·C.斯科特指出，“酒吧、酒馆、酒店等形形色色的售酒场所被世俗当局和教会当作颠覆活动的聚集地。在这里，酒催发出一种带有自由气息的氛围，社会底层的人民下班后会在这里私下聚会。”[16]确实，美国革命本身就孕育于英国13个殖民地阴冷潮湿的酒馆里——远离不列颠当局的监督和窥视。然而，在俄罗斯专制政体的案例里，酒类贸易整体都被国家控制，从生产到在地方沙皇酒馆里的销售，就连沙皇酒馆的老板都亲吻着东正教的十字架来向沙皇宣誓。[17]因此，不仅巨额的酒类贸易收入最终被国家侵吞，企业颗粒无收，而且俄罗斯人也就此失去了在酒馆结社的自由和反对统治秩序的可能。在苏联统治时期，这一动态过程也因为一个家长式作风的领导层的存在而不断恶化；对于那些过度饮酒的公职人员和普通士兵，这个领导层常常采取公开的方式来惩罚，或者直接将其开除出政府部门。[18]在当代俄罗斯，酒精也同样成为国家对付民众的另一件武器。简单来说，虽然各个国家的治国之道大体上都有相似之处，但就俄罗斯的伏特加酒而言，却有着许多独特的表现形式，其中不仅包括产出收入，还有压制反对声音和推动专制政体的发展。
重新回到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他试图分析为什么那些想要改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