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信出版2021年度图书集锦！综合读者日常反馈，编辑推荐以及专家评议等多项指标，一次收录本次评选出的中信出版21本年度图书。 本套装包含以下21个单本： 《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 《人口大逆转》 《诸神的黄昏：1944—1945，从莱特湾战役到日本投降》 《全球化的裂解与再融合》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隐谷路 ： 一个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绝望与希望》 《羽来信：关于“如何过好这一生”的30场提问》 《外科的诞生：从文艺复兴到移植手术革命》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 《无字史记》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中国村落史》 《科学之路》 《利益相关者》 《幻兽之吻》 《对立之美：西方艺术500年》 《美人图》 《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赵冬梅作品）》 《希腊三百年》 《成为波伏瓦》 《微积分的力量》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代人与制度的互动》
作者介绍
[美]比尔·盖茨（Bill Gates） 技术专家、知名企业家和慈善家。 [英]查尔斯·古德哈特;马诺吉·普拉丹;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银行和金融学荣休教授。著名的“古德哈特定律”（当一个政策变成目标，它将不再是一个好的政策）提出者。英国科学院院士。 伊恩·托尔（Ian W. Toll），美国历史作家、海军历史学者。他先后毕业于乔治敦大学和哈佛大学，曾短暂进入政界，之后又投身金融行业，在多家银行担任分析师。 朱云汉，1977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系，1979年获台湾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法兰西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罗伯特·科尔克是一名畅销书作家和记者，曾担任彭博新闻社的调查记者，文章见于《彭博商业周刊》《连线》《纽约时报杂志》等著名杂志。 祝羽捷，作家，译者，上海作协会员，艺术策展人。 大卫·施耐德（David Schneider，MD.） “我是一名外科医生，有一把手术刀，和一支笔。” 他是美国知名关节置换手术专家，为《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全球外科领域前沿期刊撰稿。 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院杰出研究员。他有着两段出色的职业经历： 33年的外交官经历和担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的15年学术经历。 波音，蒙古族。北京大学毕业，曾任《世界遗产》等杂志主编。写作力求从细微处见雄奇，用通俗诙谐的文笔展现鲜活的前沿知识。 著名哲学家，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索邦大学客座教授，牛津大学博士。 桑德尔是社群主义代表人物，坚持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反思公共生活与公民问题，其代表作《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被翻译成27种语言，畅销全球并引起热议。美 胡彬彬，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村落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创建者，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暨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他平生成就了一件事：把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推向了国家文化保护战略，把中国村落文化的研究引入国家人文学科研究的领域。 杨立昆是法国人，名字原文为Yann Le Cun，姓氏为Le Cun，因在美国常被误缩写为Y.L.Cun，于是把LeCun合写在一起。中文译名原为扬•勒丘恩，华人AI圈一直亲切地称他为“杨乐康”，他本人听闻后，干脆自己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杨立昆。 他被誉为“卷积神经网络之父”，2019年3月，因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方面的贡献获得2018年度图灵奖。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1938年出生于德国拉文斯堡，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周晓枫，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 严伯钧，知名科普作家、艺术研究者。 孟晖，女，1968年生于北京，达斡尔族。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英]罗德里克·比顿，伦敦国王学院现代希腊及拜占庭历史、语言和文学荣休教授，前拜占庭和现代希腊研究系主任，希腊研究中心前主任。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曾在伦敦国王学院、赫特福德郡大学、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任教，讲授哲学和神学等。现为牛津大学摄政公园学院哲学和基督教伦理学讲师、哲学研究室主任。著作有《萨特与神学》《成为波伏瓦》等。 [美]史蒂夫·斯托加茨，美国康奈尔大学应用数学系教授、知名教师和数学家。
部分摘录：
第1章 新的范式 本书邀请读者参与一场旅程：一场穿越经济史的旅行，更确切地说，从创造性破坏的视角探究经济增长之谜的旅程。
创造性破坏是这样一个过程：新的创新涌现，让现有技术变得过时；新的企业加入，与现有企业展开竞争；新的工作岗位与生产活动出现，取代现有的岗位与活动。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保证其不息的更新和繁衍，但同时也带来了必须妥善调节规制的风险与动荡。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做到：
1.洞悉与世界经济增长过程有关的某些重大历史谜题，如工业起飞、重大技术浪潮、长期停滞、不平等的演化、各国发展的趋同与分化、中等收入陷阱以及经济结构变化等。
2.再探与发达国家的创新和增长有关的某些伟大争论:对于推动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以及保护环境与缓解不平等，我们能否和谐兼顾？创造性破坏对就业、健康和福利的危害能否避免？对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革命，我们是否不得不感到恐惧？
3.重新思考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作用:在促进创新和创造性破坏，从而增进各国的财富方面，它们各自能扮演何种角色？我们如何保护公民与经济免受过度资本主义之害？
约瑟夫·熊彼特虽然热情赞美创造性破坏作为增长驱动力的意义，却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感到悲观，尤其是，他预见大型企业集团将排挤中小型企业，不可逆转地导致企业家精神的消失，以及官僚机构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胜利。[1]本书的最后章节（第14章和第15章以及结语）将探讨政府以及对资本主义的规制，并以乐观的论调来结束我们的旅程。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乐观主义，借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1.测算各国的财富 人们喜欢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测算各国的财富。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枯燥的统计数字，而非更为实在的指标，如福利、消费或幸福感？理由之一是，亿万人类的物质福利水平与自己所在国家的人均GDP密切相关。例如19世纪初期的工业革命，就对应着人均GDP在长期停滞之后的起飞（详见本书第2章）。
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增长，使其中很大部分人口实现了19世纪之初仅有少数特权群体能享受的生活水平。与之相比，贫困国家的人均GDP增长不充分，则意味着数亿人口至今依然生活在非常艰难而危险的环境里。可见，要理解为什么某些国家繁荣，某些国家凋敝，为什么各国之间的财富分配如此不平等，弄清楚人均GDP增长的决定因素至关重要。此外，人均GDP还便于做跨国比较，不仅是给定时点的比较，还可以做跨时期的比较。
本书关注“效用”的增长，效用意指在一个国家里有用的或者说能带来福利的东西。许多效用在产品或服务市场上交易，由此被纳入了GDP的核算，但还有些效用不属于此类。例如，相比在火车站或旅行社排队购票，通过互联网预订车票节约的时间，就没有计入GDP。又如，我们通过智能手机拍照不需要付出成本，因此也不计入GDP。而在数码照相出现之前，我们必须购买胶卷，并且付费冲印照片，所有这些开支都纳入了GDP。还有些技术进步，例如让我们获得牙医服务比40年前变得轻松了许多。此类进步同样没有反映在GDP里，那我们能否用某些方法对其加以测算？
方法之一是利用调查评估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例如，丹尼尔·卡尼曼与安格斯·迪顿的研究曾强调，国际比较显示人均GDP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Kahneman and Deaton, 2013）。[3]本书第11章将详细探讨创造性破坏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方法之二是测算创新直接带来的经济发展，如新产品和新活动的数量，以及创新的类型等。第9章将关注绿色创新，并探讨测算与促进它的方式。最后，还有些指标可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平等程度等，其中最常用的基尼系数，它反映一国收入分配距离完全平等状态有多远。我们还可以利用社会流动性指标更为动态地测算不平等状况。有关不平等与社会流动性的议题，将在第5章和第10章做深入讨论。[4]
2.为什么需要新的范式来解释各国的财富？ 答案很直观：事实证明现有范式不足以解释重大趋势，破解各国的增长和财富之谜。出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理由，我们急需引入新的研究范式。
理论上的理由 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理论，即所谓新古典模型，描述的仍然是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增长过程。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最精炼版本由罗伯特·索洛于1956年提出，他于1987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5]
索洛模型的简洁与优美使它成为所有经济增长课程的必然出发点。简言之，它描述了这样一个经济体：生产需要资本投入，GDP增长来自资本存量增加。那么，资本存量的增加来自何处？答案是居民的储蓄，该模型假设储蓄等于产出（也就是GDP）的某个固定比例。
这样的经济体看起来会一切运转良好：储蓄资金会带来更多的资本，促使GDP增长，然后导致更多的储蓄和更多的资本，使GDP进一步增长，如此循环。或者说，即使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资本积累，该经济体也能实现持续增长。
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仅依靠资本投入的生产会面临收益递减现象。机器数量越多，每增加一台机器带来的GDP增幅就越少。到某个节点后，经济体就将失去动力，停止增长。索洛对此给出过非常清晰的说明：实现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使机器的质量或者说其生产率得到改进。然而索洛没有阐述是哪些因素在决定技术进步，尤其是刺激或抑制创新的因素。
实证上的理由 如上所述，新古典理论没有解释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更无法帮助我们解答与增长有关的一系列谜团，例如为什么某些国家的增长快于其他国家，为什么某些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向发达经济体收敛，而其他一些国家依然远远落后，或者在追赶途中陷入停滞。
因此，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的考虑都要求引入一套全新的理论架构。
3.创造性破坏的研究范式[6] 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增长的模型又称为熊彼特范式（Schumpeterian paradigm），它源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三个理念，此前却未做形式化，也未得到检验。[7]
第一个理念是，创新与知识传播是增长过程的核心。长期增长是累积式创新的结果，每个创新者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该理念对应着索洛的结论，即技术进步是长期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而只有通过知识的传播与整理，创新才能实现累积，否则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发明轮子，好比西西弗斯那般在反复攀爬同一座山头。
第二个理念是，创新依赖激励和财产权利保护。创新来自受潜在回报（创新租金）激励的企业家的投资决策，尤其是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保障此类租金的任何措施，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都将鼓励企业家更多地投入创新。相反，危害创新租金的任何措施，如对模仿抄袭不加限制或者对创新收入执行罚没性税收，则会打击创新投资。更一般地说，创新会对制度和公共政策的正面与负面激励做出反应，是一种社会作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