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 从纽约街头到动荡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从都柏林到巴黎，青年保罗•奥斯特怀揣当作家的梦想，被生活撞得头破血流却锲而不舍。
《穷途，墨路》是保罗•奥斯特迷人的青年时代回忆录。
“我和钱的关系始终很神秘，欲拒还迎，貌合神离。”换了一个又一个古怪的工作，遭受一次又一次失败，青年保罗•奥斯特怀揣当作家的梦想，被生活撞得头破血流仍锲而不舍。
保罗•奥斯特回首往事，写下这段艰辛的写作之路上所遇到的种种难忘的人和事，也想告诉读者，要成为一名作家，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者介绍
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1947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中产犹太家庭，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译者、电影导演等多重身份于一身，被视为美国当代最勇于创新的小说家之一。
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纽约三部曲》《幻影书》《在地图结束的地方》《密室中的旅行》《神谕之夜》以及回忆录《孤独及其所创造的》《冬日笔记》等。他曾获法国美第奇文学奖、美国约翰•克林顿文学杰出贡献奖、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作品被翻译成四十余种文字，他也是每年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人选之一。
奥斯特担任编剧并执导的电影作品有《烟》《面有忧色》，其中《烟》在1996年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和最佳编剧奖。
部分摘录：
Hand to Mouth 三十岁上下，我碰到的每件事都以失败告终，那几年我熬得很苦。婚姻以离异告终，写作一败涂地，钱方面也是捉襟见肘。我可不是在说偶尔的亏空或是勒紧腰带撑一阵子就行，而是持续的穷困潦倒，缺钱缺到无以为继，胸闷气短，这毒害了我的灵魂，令我陷入无穷无尽的惊惶之中。
谁也怨不得，只能怪我自己。我和钱的关系始终很神秘，欲拒还迎，貌合神离，我拒绝保持明确的立场，现在的我甘愿为此付出代价。一直以来，我唯一的壮志就是写作。我十六七岁时就对此心知肚明，但从未蛊惑自己去想：我可能以此为生。当作家，并不是什么“职业选择”，和当医生或警察不是一码事。你没法选择，甚至也没法被选择，一旦你接受了这个事实——自己不适合干别的事——就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在这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上走完余生。除非事实证明你是众神的宠儿（谁若指望这个，我谨致以无限哀悼），你劳作的成果将永远无法带来足够的收益，如果实在想要安居乐业或不至于饿死，你就必须放下身段，去干些别的活儿，挣钱付账单。这些我都懂，我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毫无怨言。就这一点而言，我真是极其幸运。我没什么特殊的物质需求，当穷人的凄惨前景吓不倒我。我只想要一个机会，去做我打心眼里想要做的事。
大多数作家都过着双重生活。他们靠正职赚大钱，再尽可能挤出时间去写作：大清早、大半夜、周末和假期。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和路易—斐迪南·塞利纳是医生。华莱士·斯蒂文森在保险公司打工。T.S.艾略特曾是银行职员，后来去做出版了。在我认识的人里头，法国诗人雅克·杜宾是巴黎一家画廊的经理。美国诗人威廉·布洛克在纽约州北部经营家族产业已有四十多年，主营煤炭和木材。唐·德里罗、彼得·凯里、萨尔曼·鲁西迪和艾尔莫·莱昂纳德都在广告业干了很久。还有些作家常年执教鞭。如今，那或许是最普遍的解决方案，每家著名大学、无名学院都开设所谓创意写作课程，众多小说家和诗人争先恐后地挤上这条路，不断地抢占山头。谁又能怪他们呢？薪水高不到哪里去，但这种工作毕竟稳定，上班时间也很理想。
我的问题在于我毫无兴趣过双重生活。倒不是说我不愿意工作，可我一想到朝九晚五天天掐着表打卡度日，我就不寒而栗，全然失却热情。二十岁出头时，我觉得就此安顿下来未免太早、太年轻，太多其他事都只是为了挣钱，并非我想要或需要的，无异于浪费时间。等到财务出现问题，我只想稀里糊涂地混过去。那时候，过日子还很便宜，何况是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单身汉，我估摸着，一年收入三千美元左右就能勉强糊口了。
我在研究生院里待了一年，只是因为哥伦比亚大学给了我奖学金，学费全免，还给两千美元的生活津贴——事实上，那就是付我钱，让我读书。即便坐享如此理想的条件，我还是很快认识到那不是自己想要的。我上够学了，一想到还要当五六年的学生，我就备受打击，那简直比死还要命。我不想再谈论书了，我想写书。仅就原则而言，我觉得一个作家不该隐世躲在大学校园里，有太多想法类似的人绕在身边，也不该过得太舒坦。自满自带风险，作家一旦陷入满足感就无异于迷失。
我不想为自己的选择辩护。要说这选择不切实际，真相就是我不想变得实际。我想要崭新的历练。我想走出去，走进世界，检验自我，从一个领域跳进另一个领域，尽我可能地去探索。我坚信，只要睁大眼睛去看，遭遇任何事情都将对我有用，一定能学到闻所未闻的新事物。听来有点老派吧？大概是吧。年轻作家挥别亲朋好友，为了探索天赋所在而向未知的远方出发。不管这法子是好是坏，我怀疑也没有别的办法更适合我了。我有精力，满脑子奇思怪想，还有不出走就发痒的双脚。既然世界如此广大，我最不想要的莫过于万事求稳。
要我描绘这些事并记起当时的所感所想并不难。只有当我质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有这些感想时，难题才会出现。同班的诗人、作家都在为各自的未来做出明智的规划。我们都不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不能依赖父母的施舍，一毕业就得自力更生。我们面临同样的境遇，同样清楚现实问题，可他们走了阳关道，我上了独木桥。关于这一点，我仍然解释不清。为什么我的朋友们能慎重处世，而我却如此孟浪，不计后果？
我出身于中产家庭。童年过得很舒坦，什么也不缺，这世上大多数人所受的折磨困苦我一概全无。我从没挨过饿，从没受寒挨冻，从不觉得有失去拥有之物的危机。可想而知，我不缺安全感。小康之家虽有好运，钱却始终是谈话的主题，甚至是要担忧的问题。我的父母都经历过大萧条时代，谁都不曾从那段艰难历史中彻底解脱。曾经匮乏的体验烙印在他们心中，而他俩承受苦楚的方式也大相径庭。
我父亲吝啬，我母亲铺张。她花钱；他不花。贫穷的记忆仍然攫紧他的灵魂，境遇环境早已改变，他却不让自己去相信。而我母亲呢，刚好相反，在形势大好的新生活里深感喜悦。她享受消费主义的种种仪式感，和她之前之后的无数美国人一样，将购物培养成一种自我表现的方法，乃至时常将之抬高为一种艺术形式。走进一家商店就如同投入一场炼金术中，将物质转换的魔法赋予收银机。难以言喻的欲望、无形无体的需要，以及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渴望统统穿过钱匣子，再冒出来时，就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家伙，尽可由你捧在怀里。我母亲从不厌倦反复演绎这种奇迹，其结果无非是攒下一摞账单，再变成我父母论战的争端。她觉得我们家买得起；他觉得买不起。两种风格、两种世界观、两种道德哲学没完没了地攻击对方，最后直接捣毁他俩的婚姻基石。钱先导致断层，再力压一切，成为唯一的震源，令他俩围绕着这个字争论不休。悲剧在于他俩都是好人——都很体贴、诚实、勤劳——而且，撇开这个凶狠对峙的战场，他俩相处得挺不错。我这辈子都不会明白，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的问题怎么会导致他俩的矛盾如此难解难分。不过，当然了，钱从来都不只是钱的问题。钱总意味着别的事儿，总意味着更多问题，最后也总是钱说了算。
小时候，我夹在他俩的意识形态论战当中。母亲会带我去买衣服，她的热情和慷慨像旋风般裹挟着我，给我买这买那，一次又一次，我眼看着自己被她说服，好像真的需要那么多——总是超出我的期望值，总比我以为我需要的多很多。想要顽抗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不去享受售货员对她俯首帖耳、迫不及待听命于她的姿态，不可能不跟着她亦步亦趋。我的快乐总是混杂着大剂量的焦虑，毕竟，我确信父亲接到账单时会说什么。事实上，他总是那么说。不可避免的爆发终会来临，解决方案也不可避免——我父亲会宣布：下一次我需要什么东西时，得由他带我去购物。然后就会到换季时节，给我买一件冬装或一双新鞋。某天晚餐后，父亲就会开车载我去新泽西高速路旁笼罩在夜色中的某家打折店。我记得那些霓虹灯的光芒，炉渣砖垒的墙，还有无数廉价男装货架，好像永远走不到尽头。就像电台广告歌唱的那样：“罗伯特总店本季促销，好礼自然讲公道！实惠生活超低价！嘣！嘣！嘣！实惠生活超低价！”到头来，这首广告歌俨然像《美国效忠誓言》或《主祷文》那样成了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事实上，我喜欢跟着父亲淘便宜货，就像喜欢跟着母亲无节制地狂购一样。我将忠心一掰为二献给父母二人，在谁的麾下称臣都没问题。母亲的方式更诱人，或许吧，至少就其激发的乐趣和兴奋而言，但父亲的固执也有攫住我心的魅力，能在他信仰的内核感受到来之不易的经验和知识，坚定而正直的目标性令他与众不同，哪怕顶着全世界人都看扁他的风险，他也不会改变初衷。我觉得那很可敬，恰如我崇拜美丽的母亲用无限魅力令世界眼花缭乱，我也崇拜父亲竭力抵制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看他行事处世可能会让人抓狂——他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但也会深受裨益，长远来看，我发觉自己在不经意间很在意他给我的那些教训。
还是小男孩时，我绝对是自力更生的典范。一看到雪，我就会抓着铁铲跑出门，挨家挨户摁响门铃，问邻居要不要雇我清扫车道和门前步行道。到了树叶飘零的十月，抓在我手里的就会是耙子，摁响的门铃还是那些人家的，问的是要不要打扫草坪。别的时节，地面上没啥东西可清扫，我也会动脑筋发掘些“另类行当”：清理车库，扫清地下室，剪篱笆墙——不管有什么活儿需要干，找我准没错。夏天，我在自家房前的人行道上卖柠檬水，十分钱一杯。我还把厨房餐具柜里的空瓶空罐攒起来，装进我的红色小推车，搬到废品店里换现金。小瓶子两分钱；大瓶子五分钱。大部分挣来的钱都被我拿去买棒球明星卡、体育杂志和漫画书，但凡还有剩余的分分角角，我定会勤勉地投入储蓄罐——其造型就是个缩小版的收银机。有其父母必有其子，我也从未质疑从他们的世界照搬来的生活准则。钱会说话，等你听得进去，并能服从钱的意见，你就能用生活的语言说话了。
记得有一次，我得到一枚五十分硬币——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这种面值的硬币都很稀罕——我记不清是如何得到它的，反正不管是别人给的，还是我自己挣的，我很清楚这笔巨款对我而言有何等意义。那年头，五十分可以买到十包棒球卡、五本漫画书、十条糖果棒、五十块硬糖；要是你喜欢，还能在这些选项中随意搭配组合。我把这半块钱揣在后袋里，神气活现地向商店挺进，兴奋地算来算去，盘算着要怎么花掉这笔小财富。可是，硬币就在那一路上消失了，我至今仍迷惑不解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把手探入后袋，检查它还在不在——我当然知道它在那儿，只是为了一再确认——可硬币不见了。口袋上有洞吗？还是最后一次摸的时候无意中把它带出了裤袋？我不知道。我仍然记得六七岁的自己可怜巴巴的样子。小心再小心，还紧张兮兮地加强预防，结果还是把钱丢了。我怎么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呢？既然没有合理解释，我只能认定那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很确信是万能的主探入我的口袋，亲手掏走了那枚硬币。
渐渐的，我开始不喜欢搭理父母了。倒不是说我对他们的爱减少了，而是他们所属的世界无法再吸引我驻足。十岁，十一岁，十二岁，我已经变成那个世界里的移民，在自家流放的人。这种变化大部分归因于青春期——简而言之，我长大了，开始为自己着想——但也不尽然。同时还有别的力量作用于我，每一种力量都将我推向日后我要走的路。不只是因为我不得不目睹亲生父母分崩离析的婚姻，也不只是因为不得不陷在偏远小镇而觉得困苦，也不只是因为五十年代的美国经济——总而言之，你突然会发现有了一桩反对功利主义的强有力的个案，一份针对金钱至上的正统观点的控诉书。我的父母很看重金钱，而金钱又将他们引向何方？他们苦苦挣扎，投入如许信仰，可每当一个问题被金钱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会冒出来取而代之。美国资本主义所创建的繁荣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时刻之一，生产了无以计数的汽车、冷冻蔬菜、神奇香波，总统是艾森豪威尔，整个国家卷入了声势浩大的电视广告狂潮，永不间歇的高谈阔论敦促你要买得更多、用得更多、花得更多，绕着金钱树跳舞吧，直到你再使劲也跟不上别人的速度，彻底癫狂，直至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