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乔根·兰德斯，聚合全球顶尖的科学家、经济学家与未来学研究者，就经济、能源、自然资源、气候、食品、城市化、养老金等问题，对未来四十年进行了趋势预测。好消息是，在能源效率方面我们将看到深刻的进步，我们会更多地关注人类福祉而不是人均收入的增长；但变化也许并不会如我们期望的一样发生：最贫穷的人口仍然生活在穷困当中，失去控制的全球变暖也是可能出现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为未来做好准备？兰德斯将我们导向一条通往未来的现实之路，讨论我们可以为自己以及子孙们的更美好的未来做些什么。
作者介绍
乔根·兰德斯，世界顶尖环境战略研究学者，罗马俱乐部元老级人物。早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二十五岁的他就作为该项目最年轻的负责人，参与到经典著作《增长的极限》的研究与写作之中，从而成为全球极富争议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学者。他曾任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副总干事、BI挪威商学院 院长，在挪威陶朗公司、英国电信、美国陶氏化学公司等多家企业董事会或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任职，并领导了挪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委员会的工作。著有《增长的极限》、 超越极限》、《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等。
部分摘录：
1.忧虑未来 在我的整个成人岁月里，我一直在对未来感到担忧。我所忧虑的，并不是我个人的未来前途，而是全球的未来——这颗小小的行星地球上的，人类的未来。
眼下，我已经66岁了，看到的却是，我的忡忡之心始终是徒劳无功的。这倒并不是因为全球的前景看上去一片欣欣向荣，大可令人高枕无忧。我的担忧一直徒劳无益，正是因为我的担忧自开始以来，在悠长岁月中，它似乎并未给全球演进带来多少正面的影响。
这还要从我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报到，成为一名物理学博士生开始说起。那是1970年的1月。在此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地域狭长、生活平稳安逸、号称人人平等的挪威。因此，闭目塞听的我，几乎与世界的发展完全隔绝，将自己禁锢在固态物理这座神秘的象牙塔中。然而，经历了一系列的复杂事件之后，1970年的夏天，作为一名MIT斯隆商学院的研究员，我深入参与了一份重要报告，这份报告后来成为了向罗马俱乐部提交的第一份关于所谓“人类困境”的报告——名为《增长的极限》。报告描述了到公元2100年，世界发展所能够出现的各种情景。这些情景基于一个计算机模型运行出来的数据的结果，这也算是我新的专长领域。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我的忧虑与日俱增。我们的研究任务是去分析，如果全球人口和经济延续近期的增长和发展，那么百年之后将会发生什么等等。我们并不需要太多定量分析技能就能够发现，我们所居住的星球似乎太过“袖珍”；而且，整个人类在五十年之后，正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危机，除非人类有意识地做出非常规的决定，在自己的行为方面改弦更张。
我们在1972年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报告就在我们这个袖珍星球上保持可持续的福祉，对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给出了建议。在20世纪70和80年代，我一直在担心：人类是否会表现出足够的明智，听取我们的意见，并改变其在全球的策略和行为——而且是“及时改变”。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以不同的身份，试图说服人们：改变将会远远优于固守传统的行为模式。1993年后，我离开了学术界，并通过“世界自然基金会”——这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大型自然保护组织，在美国被称为“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工作，进一步加大了我在这方面奔走呼号的努力。自2005年以来，我将工作重心更加专注于“阻止气候变化”这个课题上。
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颗小小地球上人类未来的忧虑。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笔耕不辍，字里行间总是流露出这份隐隐的忧思。[6]
我们有理由担忧吗？我们正面临的全球未来，是否令担忧成为明智之举？未来会比现在更好，还是会更糟糕？抑或这仅仅是一个老人的自寻烦恼？
你手中拿着的这本书，正是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面对这翳翳不明的将来，我实在无法参透。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惴惴不安，我决定来做个尝试，尽可能准确地描述未来的四个十年，这将有助于减轻我的苦楚。我并不想去描绘出一幅理想的世界圣境——那些理想主义者们所追求的诸多“梦想社会”中的一种。我想要的未来图景，是人类在未来的四个十年期间，将要为他们自身而创造的；这幅未来图景将会出自于诸多人的众多决策——集各家聪明才智之大成；这幅未来图景将最有可能变成现实，并被载入史册。
总之，我想要的是一幅最有可能实现的、通往2052年的全球预测路线图。这样我就能够明悉，我将为此做出何等努力。这样我就能够明悉，我实际上是否有理由代表我的孩子们表示出担忧，抑或成为那些非洲穷人们的代言人。这样我就有可能去做实业界那些中上层阶级人士所做的事情，换言之，就是去以一个毫无担忧的心态，放松，并致力于“促进社会的发展”。
幸运的是，我所做出的2052年“最有可能的全球未来”这项预测，还将会有其他的用途。
首先，预测将让你能够对“是否有理由担心”这个问题给出你自己的答案。你的答案很有可能与我的不同。从相同的图景中，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其次，预测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在担忧未来如此之久后，我实在是对最终的真相太感兴趣了。我50岁生日时，我最美好的愿望是在公元2100年起死回生，在人世间活上一个星期，去了解一下21世纪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我相信，很多人对于今后的事情，也会和我一样怀有相同的好奇心。
第三，有些人会运用这项预测结果，来协助他们的投资获得盈利。
第四，那些更加具有社会化倾向的人将会利用这项预测结果，来厘清哪些新的政策、立法和社会机构，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件事上，将产生最大的效果，以便向着这个方向而努力。
而其他人士则会想知道，在将来这几十年的跨度中，什么样的未来安排，能够让他们享受更好生活的几率大幅提高。例如，在尚有可能的前提下，迁移到另一个城市、国家或地区；或是在自己的职业变得日薄西山之前，赶紧转行。
最后，有些人需要去适应呼啸而来的未来世界——迫在眉睫的热浪带来的海平面上升、人口的迁移流动、更加集权的中央政府，以及那些魅力无限的风景名胜的惨遭破坏。
动机有很多，而这些动机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的共同利益，正是一个了解“未来四十年内世界将如何发展”的渴望。
为什么是现在？ 大概从十年以前，当我在忧心忡忡中度日如年时，我对一件事的确信却与日俱增，那就是：人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尽管并非死路一条，但是想应对自如却也难如登天。我开始明白，应当出现的必要变化并不会出现，至少不会及时出现。当然啦，这也并不意味着世界将走向末日。然而，这却确实意味着，全球的未来并不会达到它本来应当达到的乐观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无奈的认识极大地缓解了我的痛楚。我开始接受我曾经的损失。
但是，这种心理上的妥协并没有阻止我继续担忧。它只是将我担忧的重点做了转移而已。眼下我所担忧的问题是：在人类下定决心痛改前非之前，情况将发展到何等糟糕的地步。如果我能向公众传达这一观点，我的心态可能会比目前更好一点。然而，我没有胆量去将这种转变推而广之。我同我身边的一小群“同忧共虑者”们——他们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这一运动的先行者——一道担忧：如果公然承认了“人类的悔改行动还远远不够”，那么对士气将是莫大的打击。我甚至还担心，现存的已然微不足道的矫正人类做事方式的努力，是否会减少到零。然而，如果将我的忧虑提上桌面，无论表达得多么小心翼翼，都将会激起“游戏结束”或“游戏失败”的呐喊，而这样的结果反倒会让人自暴自弃。这会让那些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努力工作的人们彻底投子认输。
因此，我一直关起门来，躲在角落里担忧，关注着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上升，全球环境治理越来越失调，越来越多的珊瑚礁被破坏，以及现存的原始森林不断丧失。我挚爱着原始森林——它那宁静而永恒的物种“库存”，展示了亿万年的生物进化结果。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森林被证明成了我的“救星”。有一天，我对一位心理学家朋友提到，当我看到那些伐木机在一天之内就破坏掉了自然需要成百上千年才能够修复——如果此类修复真的能够发生的话——的东西时，我的身心感到巨大的痛苦。她用她那安静的、带有职业化的语气劝慰我说，我需要学会忍受损失。要将森林被毁灭——永久地，毫无复还可能地——如此这般的事情表达出来，并从心里接受。要积极应对这种心理上的悲痛，就像失去自己的母亲或一位挚友一样。要去接受这个现实：苍老的生命逝去，而更多的新生命会成长。用自己的双眼正视未来，并接受它。习惯身边发生的事情。不要去担忧。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接受这个明智的建议。年复一年，它确实对我起作用了。现在，每当我在砍伐殆尽的土地“海洋”中，亲眼看到一些仍然保存完好的小片古老森林时，我仍然会发自心底地快乐。无论多么小，它总要比没有好得多。在此之前，见此场景，我大概会将我的注意力集中于那砍伐殆尽的周边环境，心存感伤，因为眼前景象会提醒我，就是在不久以前，北半球的大部分仍然由不曾受到纷扰的、宁静而茂密的温带和寒带森林覆盖着。在密歇根州，这是不到一百年以前的事情；在俄罗斯，这是不到五十年以前的事情！而以前的我，如果想到余下的森林将以更快的速度消失，则会变得更加伤感。
依此类推，我认为，去了解一下将会成为我们未来家园的世界——而不是去梦想“这世界本该变成什么样”—更能够让人的心情宁静下来。在通往宁静精神状态这条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就“未来究竟看上去是什么样的”获得一个更加精确的描述，然后去接受它，并最终不再悲伤。
这种预测是可能的吗？ 但是，这样做是可行的吗？就四十年后全球的发展做出预测，是一件可能的事情吗？显然，仅仅做出“猜测”，当然是可能的——这正如去猜一猜谁能够赢得2016年足球世界杯那样。猜测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无需具备任何有关该主题的知识。而且，你的猜测有可能是正确的。当然，它更有可能是错误的，正如所有的赌博行为那样。
在这个术语正常使用的前提下，“预测”是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实践。就一项预测来说，其最终正确的几率应当比错误的几率更高才对——理想情况下，前者应当远远高于后者。人们自然可以理解，如果在预测某系统的未来发展路径时，对其本身有深入的理解，则会处于优势地位。如果理性的人打算依靠一项“预计”，那么他们当然会选择一项深思熟虑的“预测”，而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猜测是知情较少人士的选择。
我的那些学富五车的——还有那些不那么学识渊博的——朋友们，从来没有停止指出，预测直到2052年的未来世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就算在理论上也是这样。当然，他们是正确的。在从事了一生关于社会经济系统的非线性动态仿真模型之后，我是第一个接受这种观点的人。但是我的论点需要更精确才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无疑是正确的：去预计未来世界中的个别事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你对相关系统有着深入的了解。超过五天的天气预报的弱点，就连最外行的人都能明白。但当它用来预测更加宽泛的气候变化时，就是另一回事了。从技术上讲，对那些植根于世界体系中的稳定因果反馈结构的趋势和倾向品头论足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本书的预测正属于上述的广泛性质。粗线条地追踪一下全球到2052年的演变趋势，在我看来，乃是一个明智的、根据充足的猜测。我会用数字来充实我的案例，而且一定是那些最具指标意义的数字。我做出的预测中，最可靠的方面应当就是它的总体趋势或倾向了。
但是，这个预测过程是否忽视了人类的自由意志？人类有没有可能在2033年突然做出决策，彻底与其预期的路径系统“脱轨”呢？是的，他们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我的观点——它得到了社会科学领域中许多专业同事的认同——是，这类突如其来的决策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所有的决策都是在一个前后背景下做出的，这一背景会强烈地影响决策的形成。人们甚至可能会有理由这样说，决策，至少是主要的决策，都是由前后背景所构成的——就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是的，我赞成说，如果有合适的领导人在合适的时间出现，那么类似的决策也许会提前出现一年，或者推迟出现三年。没错，这类事情可能出现在互联网推广活动中，而并非作为国会的一项决议而出现。细节是很难预测的，但预测那幅“大画面”则要更简单一些。这就好比，预测“下一个冬天是否会比这个夏天更寒冷”，要比预测“下周是否会比今天更暖或更冷”简单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