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人体的未来》探讨了医学的未来、我们不断变化的身体素质以及长寿的意义。本书通过对成长、衰老、死亡疾病、性、精神、饮食等话题的探索，分析当今已经可能发生的事物并追踪医学的未来。人类并非生来如此，也并非永远如此。我们经历了哪些变化，未来又会有什么改变？本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坚守人道主义的科学性解读。
作者介绍
德劳因·伯奇（Druin Burch）
牛津大学教授、医学家、未来学家、撰稿人，畅销书《药物简史》的作者，并长期为医学期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和《卫报》等撰稿。具有多学科背景，曾在牛津大学学习人文科学，研究过人类和黑猩猩的遗传学，之后又开展医学研究。他曾在英格兰东南部多家医院工作，现执教于牛津大学，教授人类进化学、生理学和生态学，且为牛津大学医院 NHS 信托基金会的顾问。
部分摘录：
未来生命 推测未来人类的身体和生命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相当新鲜的一件事。各种科幻小说都热衷于对未来进行描写，且几乎像写事实一样。然而，要把想象变为现实依旧难如登天，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变革的能力。在18世纪末以前，人们甚至连变革的概念都没有。但是，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几十年里，一切都改变了。要展望未来，必须先审视过去，而在那几十年里，我们第一次做到了这一点。在此之前，人类的知识告诉我们，我们的世界自创世以来的6000年里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到圣城 [1] 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圣经》（the Bible ）准确地描述了它的地理环境。从金字塔下面挖出的木乃伊，也很明显是我们的同类。唯一明显的差别，就是人类总是排斥新兴的思想，贪恋旧的思想，这种差别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发顽固。“在什么时代，就该做什么事。”公元前63年，西塞罗（Cicero）如此说道。“我亲爱的老朋友，你我再也见不到这样的日子了！现在的桃子没有以前的那么大了。”画家本杰明·罗伯特·海顿（Benjamin Robert Haydon）在1842年给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信中如此写道。一百多年后，斯派克·米利根（Spike Milligan）说：“幸福已成往事。” [2]
仅仅在两百多年前，我们才有了看到更遥远的过去的能力。原来，人类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如同高山、大海，甚至地球本身，也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一样。意识到这个世界有多么古老和奇怪的地质学家们总是抱怨，时间的嘀嗒声令人恐惧，使人耳聋。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说：“一切都在变化。”但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变化有多么真实。一条蜿蜒的时间细流缓缓地刻画出一条条河谷、一座座山峰和一个个时代。丁尼生（Tennyson）对自然有一种近乎悲哀的崇敬，他认为大自然太过庞大，根本无暇顾及人类。在如此庞然巨物面前，生命显得太过渺小，人类的存亡就像一只麻雀的死活一样不值一提。虽然丁尼生称大自然不关心个体，只关心种群，但随着对生命的记录越发清晰，即使是种群也是可以被消耗掉的，甚至是数量庞大的种群。
曾有天文学家写到，他们仰望天空时会感到眩晕，他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迷失在了那种可怕的无边无际的感觉之中。“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圣经》如此写道，自信而准确。然而当广阔的世界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被所谓的“深层时间”和“深度空间”所包围时，《圣经》中对现实世界的指导已经不那么简单而明显了。医学变得脱离现实、令人兴奋——曾有一种假设，说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已经掌握所有知识，现代从业者所做的只不过是保护和保存古人的智慧而已。这种假设，已经蒸发到了恒星之间的寒冷缝隙中，随着地质学家手中锤子的无情敲击而支离破碎。当过去变得如此不可思议时，未来会带来什么呢？谁又知道现今诸事会有什么可能性？当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正在研制疫苗时，他兴奋地写信给他的导师约翰·亨特（John Hunter），就自己的一个想法询问意见。“为什么只是一个想法？”亨特以讽刺的口吻回复，“为什么不付诸实验？”我们的身体、寿命和活力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如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蕴藏着实验、改变和发现的无限潜力。过去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但未来就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必须意识到，未来的形态并不固定，而是由我们亲手去塑造的。
生命会自我重塑。植物吸收二氧化碳，呼出氧气。它们的呼吸过程帮助创造了无数的生命。通常，为了互惠互利，许多生物被招募为植物的辅助工具。物种内部也在进行重塑。一个老掉牙的笑话是这么讲的：两个疲倦的家伙在非洲的小溪里洗澡，他们看到一群饥饿的狮子靠近，于是一个人赶紧擦干脚，开始穿袜子和鞋子。“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另一个人问，“我们又不可能跑赢狮子。”“没错，”第一个人带着愧疚回答说，“但我能跑赢你就行。”竞争促进生存，而生存是变革的引擎。生物学家J.B.S.霍尔丹（J. B. S. Haldane）指出，甚至利他主义的起源也可以用基因上的利己主义来解释——他说，他会牺牲自己来拯救八个表亲或两个亲兄弟。达尔文（Darwin）注意到，物竞天择不仅挑选出了具有直接优势的特征，而且做了其他更微妙的事情。20世纪末，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曾将其中一些事情描述为“结构设计中不可避免的后果”。像雄狮一样，男人变得比女人更快、更强壮、更高大，因为男性需要通过互相打斗来竞争。对男性的速度、力量和体形更有品位的女性，更有可能生育出成功的后代。这些品质本具有实用意义，而后来变成了审美意义。在有限的肉体之外，这同样适用。真理和荣誉有助于生存和繁殖的成功，首先它们在我们心中占据重要地位，才会在我们的基因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的道德感和美感不是对我们真实欲望的虚假覆盖，而是支撑它们的结构。“亲爱的，我就不配真爱你了，若我不更爱我的荣名。” [3] 这句诗蕴含着真理。
性品位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单独的身体行为，更是为了关系的稳定和共同的家庭生活，也正是性品位把这些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在父系社会中，男性不停战斗，追求的是获得血腥胜利的机会，而女性会投靠其中的胜者。然而，有时候比赛比的并不是谁更快，战斗中也不一定是更强壮的那个会获胜。生存，就是不断地进行选择，基于智慧、花言巧语、正确判断或正直道德的选择。你的选择塑造了你的未来，正如世世代代以来，是品位塑造了成功，而成功又反过来塑造了品位。它揭示了人类文化中的不同点以及人类共同的进化，比如一个长得不高的人也能成为美国总统，同样，身高问题对于能不能当英国首相也不重要。肤浅地把特性和进化联系在一起的行为是相当危险的，但其中确实有些关系，不过是间接的关系，而且难以发现。我们会努力迎合自己和他人的口味。当你看到一朵野花时，你看到的是蜜蜂眼中的美。我们的发展是为了迎合那些我们想取悦的人的口味，让对方对我们自身最满意的地方产生渴望。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谈到人们的穿着打扮时，很容易想起孔雀和极乐鸟。美可能就是肤浅而表面的，但相似性却不是。
对于是否参与竞争，我们没有选择权，除非它变成一个可悲的选择，即做一个活死人，或者干脆死去。 [4] 但我们所拥有的奋斗精神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为了胜利的愉悦感而赛跑，和为了拉伸腿部、锻炼力量而赛跑，两者的意义天差地别。我年轻的时候参加过拳击比赛，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拳击赛的观众分为两种，一种是专门来看血腥场面的——只为了看人们打来打去；另一种观众，他们希望通过观看比赛来学习格斗技能、领会斗士的精神。令人振奋的是，那些有过拳击经验的人都属于第二种观众。尽管鸣禽歌唱是为了保护领地，但很难不相信它们的歌声表达了愉悦的心情，这就是一种美学上的判断。19世纪，一些磨坊主和工厂主开创了为工人阶级提供医疗保健的先河。至于我们是该钦佩他们，还是该谴责他们，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他们的动机。
人类生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我们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看起来更好，能打败别人，让自己更好。身体的能力各不相同，能做出的努力也各不相同。我们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高，越来越胖，越来越懒，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阅读能力越来越强，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吃得越来越多，吃的药越来越好，越来越喜欢追随古怪的潮流风尚。我们改变我们的压力模式、娱乐方式、睡眠习惯和我们的童年。我们用金属制造新的关节，在实验室培育新的软骨。我们移植肾脏、心脏、骨头、手和脸，我们对猪进行养殖和改造，希望收获的不是培根，而是可供人体替换的器官。我们创新和探索，重塑病毒以改变我们的基因、消除疾病。我们扫描孕妇腹中的胎儿，把那些不健全的胎儿打掉以免去他们未来的痛苦，或者只是想要免去孕妇自己的痛苦、不便，更有甚者只是因为不想要女孩而已。我们剥夺或赋予自己生育能力，储存我们的卵子和精子，并决定接受和拒绝哪些受精胚胎。我们从腹部吸出脂肪，然后注入嘴唇和臀部。我们用带墨的笔刺进自己的身体，我们沐浴在阳光下或挡住阳光，我们用药物、药水填充自己的身体，改变容貌、身高和体形。我们非常希望能通过药物来改善情绪和性能力，因此我们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在它们不该存在的地方使用它们。我们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有意识地试图重塑自己。而在剩下的时间里，这种重塑仍然在继续。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诚然都无可厚非，只不过我们比其他任何物种或之前的任何一代人，在这些方面效率更高，也更加刻意。
186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比现在任何地方都要高。就算是在现代的阿富汗，新生儿存活下来的希望也比一个半世纪前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要高。在科学和人类健康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为人类历史就是一段不断进步的故事，尽管有时磕磕绊绊、充满艰险。但无论是现实科学还是科幻小说，都没能预测到婴儿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会超过糖尿病患病率上升的速度。马尔萨斯人口论（Malthusian population projections）低估了人类的增长速度，并且大幅（而且常常是抱着一种好奇、看戏的心态）高估了它将带来的灾难、混乱和饥荒。想要展望未来，就不可能不犯下一些错误——但我们可以从这些错误中汲取经验。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喜欢说：“计划毫无价值，但计划不可或缺。并且就算是在预测进展方面也可以有进展。”总的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人类医学弊大于利：除了最简单的干预措施，那时的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如何衡量我们所作所为的影响，回顾过去，我们喜欢的治疗方法大多被证明是错误且有害的。这些错误的方法却像寄生虫一样，长久以来一直寄存于最有思想和观察力的人心中。不过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汲取经验，做得越来越好。在如今的报纸上，如果没有关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某事其实对身心有害的报道，或是没有关于即将有科研新突破的报道，那这份报纸可以说是不完整的。同样真实的是，人们严肃地讨论一种药物时，一定会谨慎地权衡其利弊。药物和干预措施越来越多，对于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和生活，我们的理解也越来越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理解就是完整的。在我25年的行医生涯中，我看到一些病症变得罕见，而另一些则变得常见，但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同事，都不可能完全清楚个中原因。这些年来，生命的弱点、强度和轨迹都发生了变化。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