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2014 年5月19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侯杨方教授开发的《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正式上线，该系统利用研究团队几次前往帕米尔地区实地考察所获成果，精确呈现了包括商队经常通行的玄奘东归路、卡拉其古路和19世纪“大博弈”时英国探险队经过的纳兹塔什路，以及东下葱岭到喀什方向的喀什-英吉沙路和到叶尔羌方向的蒲犁驿路。侯教授为何要精准复原丝绸之路？为何首先选择如此具有难度的帕米尔地段进行考察？怎样在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实现路线的精准复原？侯教授在他的新作《重返帕米尔：追寻玄奘与丝绸之路》中对这些疑问一一作了解答。
作者介绍
侯杨方，1970年5月10日生，江苏泗阳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丝绸之路”系列课题首席专家、复旦-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协同发展研究院院长、复旦瑞南一带一路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4月起，策划主持了一个世纪以来世界首次对整体帕米尔高原的系列考察，在几十次考察帕米尔、南疆、罗布泊、中亚、南亚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做了世界首次“精准复原”，并研制了世界首套《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得到了《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头版头条的报道。这个系统实现了对丝绸之路在地理信息系统上的直观三维展现，用户只需点击进入系统，就能得到由精准导航所显示的路线、地标及其经纬度、照片、视频。随着研究与考察的不断深入，系统也将不断更新。侯杨方教授崇尚知行合一，认为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必须要经过实地验证，研究不能停留在从纸面到纸面；他曾多次翻越海拔近5000米的山口，足迹遍及帕米尔高原境内外的多条重要河谷、山口。他曾一天之内在海拔3600米至4600米之间步行往返34公里。他是清朝以来寻找并到达境外帕米尔高原上乾隆纪功碑原址的第一人。
部分摘录：
寻找玄奘的东归路线 玉门、阳关、葱岭，是丝绸之路上三个最重要的地标。“玉门”“阳关”在地图上是明确的地点，有精准的经纬度，即使如此，单单看到这两个地名，一般人也只能通过自己的常识和想象构造出概念，并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样的，究竟在哪里。而葱岭是一片区域，地跨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去过的研究者就更少了，它的具体范围很模糊，至于丝绸之路是如何穿过葱岭的，具体走的是哪几个山口、哪几条河谷，就更鲜有人知。
传统的研究就是这样的，绝大部分连一张简明的地图也没有，即便拿着没有任何地形标识的小比例尺（比如一百万分之一，甚至更小）地图，你也没有办法找到这些地点，更不用提重走这条路了。
传统的路线复原仅仅是地名和记载地名资料的罗列，再加上没有实地走过的作者在纸面上的推导，这种复原可以称为“纸面复原”，这种研究当然称为“纸面研究”。
自2012年以来，我一直在从事丝绸之路的“精准复原”。
“精准复原”，就是学术界、社会大众能够根据研究成果，精确（测量精度高）、准确（符合文献记录）地实地重复检验这些路线。它意味着可证伪、可重复，这也是现代科学的最基本要求。传统史料上的记载如“某某县以西北八十里，东南四十里”，只是很含糊的线索，以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精准复原要求研究方法不能仅停留于纸面资料的解读与推理，一定要有实地的检验，需要研究者的实地证明，即一条路究竟能不能走、怎么走、路况如何，而不是仅仅给出资料的罗列、纸面的猜想与结论；必须要有实地考察的GPS定位和轨迹，这是检验是否实地考察最有力的证据，没有GPS实测数据的复原就是“纸面复原”；研究结果要精准、直观，最佳的表现形式是地理信息系统，以及由它生成的大比例尺地形图，要公开路线的考察轨迹和重要地标的实测经纬度与影像，而不仅仅是文字说明和示意地图；必须能供他人进行重复性检验，复原精度在目视范围内，这与通常的纸面研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如何证明你走过，请拿出GPS轨迹证明：翻越喀什卡苏山口——唐代的“青山岭”经由瓦罕翻越帕米尔高原的部分路网 资料来源：侯杨方《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
毫无疑问，这一研究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支持。以玄奘帕米尔段路线的精准复原为例，在全球地理定位（GPS）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与方法日益成熟的今天，通过中外文资料，尤其是对十九世纪西方探险报告的解读，大比例尺地形图与卫星遥感图的利用，以及实地考察采集的地理数据，完全可以实现。
一图胜万言。一张详细、精准的大比例尺地形图尤其是军事地图对精准复原工作特别重要。
此外，想要完成高精度的复原，不仅有科学性的要求，还要求研究者有强烈的好奇心。古人到底是怎么走的？古人的线路和现在的是否存在差异？当年的丝绸之路从长安是如何到达玉门、阳关，出阳关以后又是怎么走的？从交河故城再向西又是哪一条路？玄奘到底是从哪几个山口翻越葱岭的？
精准复原的第一步，就是传统历史地理考证所做的主要工作，即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厘清不同语言、语境及各个历史时期对地名的表述。在复原的过程中，古今地名的变化给地理位置定点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如葱岭历史上虽然是丝绸之路南、北两条线路的交会区域，但史书上的地名记载却非常模糊，仅有的一些史料如《汉书·西域传》和《大唐西域记》也有很大的差异。而近一千年以来，新疆地区的语言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突厥化的语言占了绝对优势，到了清朝末年，新疆地名的设置又逐渐汉化，将一些地名恢复到《汉书·西域传》中的名称，如“叶尔羌”改作“莎车”，“喀什噶尔”改作“疏勒”，还有名字相同而地点不同，如“鄯善”……这又增加了地名复原的复杂程度。清末从已经突厥化的地名恢复到汉代的汉语地名，古今地名的对应是否准确也是个问题。更何况，新疆的地名本身就是由很多种语言一层一层累积形成的。
我参阅了很多十九世纪欧洲考察队的资料，其中的地名是他们用英文、俄文记录的音译，大部分是当地突厥语的音译，也有些是塔吉克语与波斯语的音译。在他们的记录中，同一个地点可能有多个名字，有的读音相同、拼写方式不同，甚至在同一卷考察记录里，同一个地名的拼法也会有所不同。如瓦罕基尔达坂是中国和阿富汗边境的重要山口，一号界碑所在地，它在清末的汉文记录为“倭海及蕊”，英语的音译是“Wakhjir”，它们都与当地人的发音有一定差距。也有不同的地方用相同的名字来标记，如“腊布特”意为“通道”“驿站”，“兰格尔”（Langar，又译为“兰干”“栏杆”）意为“提供免费吃住的客栈”，经常出现在两河交汇之处。境内外的帕米尔有很多叫“腊布特”或者“兰格尔”的地方，它们通常是在几条路交会处的交通要冲，或是重要的古迹点。所以，考察前期必须要厘清这些地名，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传统的历史地理考证到了这一步也就结束了，但是对于要精准复原路线来说，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还需要把一个个地名最终定点在地图上，初步给出一个经纬度坐标，再经实地考察验证和校正，确定精确的经纬度坐标，描述通行情况，并反映在地理信息系统上，这样才算完成了精准复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