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辛亥革命》吴玉章不仅是辛亥革命重要的当事人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他以娴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地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从而使此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个人回忆录的范围，并且赢得了史学界的极大尊重。
《南明史略》南明 (1644—1683)是1644年北京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若干政权，历经四帝一监国。
《北洋海军》本书原原本本地叙述了北洋海军创建、发展和在中日海战中失败的过程，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北洋海军建立的背景，甲午战争必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揭示北洋海军失败的历史教训及其深刻启示。
《明帝国衰亡史》作者从经济史的角度分析明代的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造成的经济上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到国家的衰亡。
《康熙大帝》本书稿概括介绍了康熙皇帝的生平和功绩，还着重介绍了康熙帝勤奋学习和重视子孙教育的影响，从四个阶段、四种境界和四点经验等角度介绍了康熙的读书之道。
《成吉思汗》作者系统介绍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一生的经历，从蒙古高原各个部落的斗争讲起，记述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率领部众进攻西夏、金以及西征花剌子模，直至在攻打西夏的途中病逝。作者列举了成吉思汗的历史功绩，对他辉煌伟大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肯定，并简要梳理了他的生平大事年表。
《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梁启超》在时代大背景下，全面介绍了梁启超的生平、著述、政治、治学、文学，作者非常熟悉梁启超，对其政治活动及政治思想的剖析令人尤为印象深刻。
《袁崇焕》清史学者袁崇焕利用古文献记载，结合自己的史学观念，介绍了明末大将袁崇焕的生平事迹及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以期弘扬袁崇焕的浩然正气，发扬袁崇焕的爱国精神。
《明史简述》本书论及了明朝开国其早期的部分历史大事。本书内容以正史为依据，重点突出，有论有据，文章中加注，有助于读者明确出处。
《明代援朝抗倭战争》本书全面介绍1592—1598年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击倭寇这一事件的核心
《四川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又称“四川保路风潮”，是清末四川人民维护路权的斗争运动。
《谭嗣同》本书介绍谭嗣同的生平及其所著《仁学》一书，书前又著名清史专家戴逸的导读，介绍戊戌变法的历史背景和意义。
《于谦》本文论述于谦的生命历程，有四种境界：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元史讲座》作者系统地讲述了自蒙古部落的兴起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再到元朝建立并统一全国的历史过程，从经济、对外交往、文化传播、历史地位等诸多方面介绍了元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
作者介绍
吴玉章 吴玉章是一位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的革命老人，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
翦伯赞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教育家。
戴逸 主要著作有 《中国近代史稿》 《简明清史》 《乾隆帝及其时代》 《18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清通鉴》《履霜集》等。
程念祺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学历史教材明清部分》、《衰颓的年代》
阎崇年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出版《阎崇年集》（25卷），专著《努尔哈赤传》、《清朝开国史》、《康熙帝大传》、《古都北京》（中、英、法、德文版）等，论文集《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清史论集》《阎崇年自选集》，在中央电视台主讲并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宫》《御窑千年》，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影响。
韩儒林 九三学社社员，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十九年（1930）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赴比利时、法国、德国留学。民国二十五年（1936）回国。曾任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讲师，华西大学、中央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内蒙古大学教授、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元史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中国史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元史、西藏史、西域史研究，著有《元史讲座》《穹庐集》，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分册》《元朝史》等。
邵循正 中国历史学家。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杰出贡献。曾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邵循正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郑振铎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吴晗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周一良 中国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隗瀛涛 中国史学界的泰斗,中国第一个地方史博士点的开创者。毕生致力于历史教学与科研工作,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史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多有创新，,连续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八五”、“九五”重点课题,发表了一系列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的专著和论文。
王克骏 长期在历史教学第一线工作，其教学思路灵活，非常受学生欢迎，发表《戊戌变法一章的教学》等教育文章。
部分摘录：
“杀运”下的“严猛”治国方略 究竟怎样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呢？元末明初，人们普遍认为，宋朝和元朝之所以会亡，就是因为国家对社会和官吏都过于“宽纵”了，所以明朝一定要有“三十年杀运”。［1］宋朝的“宽纵”，史书上已记得很明白。宽，纠之以猛，宽猛相济，这是圣人古训。可是，这样的道理，要让元朝的统治者懂得，却并不容易。这些来自大草原的马背上的统治者，骄悍而能征善战，习于用武却疏于文治，“马上得之，马上治之”，［2］似乎与他们有着不解之缘。所以，尽管他们仿造了汉人的制度，并且有所创建，但由于他们对中国一贯的“文治”精神不甚了了，在他们的治下，政治只能依旧“宽纵”。而现在，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鉴于宋、元的“宽纵”，坚信明朝的“杀运”，遂决意用最“严猛”的手段，来奠定明朝的治国基础。
洪武皇帝的“严猛”，至今想来仍令人发指。朱元璋在位期间，有四个大案，都弄得极其惨烈。其一为“空印案”，发生于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按照当时的制度，每年各地布政司、府、州、县，都有专人到朝廷户部，将这一年地方财政军需的各项收支“上计”。而户部对地方上计的考核，是根据地方上一年的上计数据，与地方当年的上计数字往往会出入较大。为此，地方上计的官员，通常都预备了盖有地方印章的空白账簿，以便根据户部的要求重新造册。这套办法，是元朝遗留下来的，行之已久，也的确容易产生弊端。但是，从地方到京城，毕竟路途遥远，地方上的情况又复杂多变，若往返核查，既费时，又费力，只能是得不偿失。然而，这样的事情，被朱元璋在无意中注意到了，遂断定其中一定隐藏着重大奸弊，马上立案侦察，把地方上数百名主管上计的官员都杀了，把辅佐他们的官员也杀了，而受到牵连、被用刑和流放的官员，总也有几千人。
空印案后，公元1385年，亦即洪武十八年，又发生了郭桓贪污案。郭桓是户部侍郎，其罪名是内外勾结，贪盗官粮共七百余万石。这个案子牵涉的面很广，朝廷各部和各行省的要员，许多都被牵连进去了。死于此案的，前后有数万人；民间中等人家，也大都被所谓的“追赃”弄得破产。朱元璋曾亲自开列郭桓等人的罪状。但当时就有大臣抗言，说法司对郭桓刑讯逼供，造成冤案。为了安定朝野人心，朱元璋不得已，一方面将郭桓的罪行公示天下，另一方面又把审理此案的吴庸等人杀了，算是对此案的善后。
除了上述空印案和郭桓案，洪武期间的另外两个大案，就是胡惟庸和蓝玉的“谋反”。明朝是在长期坚苦卓绝的战争当中建立起来的，颇有一批功勋卓著、胸有韬略的人物。这些人，往往专横跋扈，各自结成帮派。对他们，朱元璋当然更要“严猛”了。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和“通倭”等罪名，开始追查丞相胡惟庸谋反案。此案前后共杀了三万余人，直到十年之后，身为开国功臣之首的李善长被杀，胡案的追究才算基本结束。
但是，三年之后，公元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又发生了蓝玉案。蓝玉此人骁勇善战，军功卓著，但颇有些桀骜不驯。他曾因强占民田而被御史按问，最后是他把御史给轰走了。他出征蒙古，俘获了元主妃，与之通奸，受到朱元璋的训诫，却一点也无所谓。有一次，他出塞征讨蒙古军队，回来时过喜峰关，因为城门开得慢了些，他就命令士兵毁关入城。所有这些事，都给朱元璋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当这一年有人告蓝玉谋反，朱元璋求之不得，马上严加追查。他不仅杀了蓝玉，平时与蓝玉直接或间接有点关系的人，也都受到株连，死者达一万五千人。
上述四案的特点，就是滥杀。但朱元璋在位期间的滥杀，又何止这四个案子。“用刑太繁”，而且“刑用重典”，［3］是他的一贯做法。那时，许多读书人，都不愿为明朝做官。但不愿做，并不等于可以不做。贵溪的夏伯启叔侄，苏州的姚润、王漠，都因为不肯做明朝的官被诛杀，家产也被藉没。［4］而一旦做了明朝的官，也够提心吊胆的。洪武时做官的人，哪怕并不贪暴骄横，而且小心谨慎，兢兢业业，未必就能够免遭刑戮。让读书人做官，又视之为奴仆，任意杀戮，这也是洪武政治的一个特点。
对付读书人，朱元璋还有非常厉害的一手，就是“文字狱”。他怀疑读书人，觉得这些人总是话里有话，对他们的言词总是非常计较。有官员上书，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就起了疑心。他是做过和尚的，就怀疑臣下用一个“光”字，是讥刺他曾经剃光过脑袋。而“生”字与“僧”字偕音，则是暗指他做过和尚。至于“则”字，听起来好像与“贼”字同音，分明骂他是靠造反才做了皇帝的盗贼。［5］因为用字涉嫌攻击皇帝，许多文臣都蒙冤而死。中国历史上，以帝王之尊，这样对片言只字捕风捉影，大搞文字狱的，就从朱元璋开 始。
明朝还有一种制度，叫“廷杖”。就是在朝廷之上，当众杖（或鞭）击大臣。洪武时，有一个叫薛祥的大臣，曾经立过不少战功。他在地方上做官，不仅办事很有效率，对百姓也仁慈。后来，他升任工部尚书。一次，工匠犯法，无端牵连了很多人，朱元璋下令全都处死。薛祥以为不可，坚持要求分清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竟救了上千人的命。这是个正人君子，朱元璋一度确实很欣赏他，但他最终就死在朱元璋的“廷杖”之下。［6］朱元璋崇奉佛教，用僧人为朝官，放任僧徒在朝廷上横行。朝官李仕鲁犯颜直谏，并掷还官笏，结果被朱元璋令武士当场打死。［7］儒士叶伯巨，也因为批评朱元璋封子孙为王太多，又滥用刑罚，而且求治心太切，硬是被下狱折磨至 死。［8］
在洪武朝“杀运”的笼罩之下，宋元以来对官员的“宽纵”，的确风光不再，贪官污吏也确乎近于绝迹。但滥杀之下，明朝的士气也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